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都很难意识到，像基督教一样，佛教本是个外来宗教了。它与中华文化及中国人全然相应。
▲图：上海繁华街区中安然伫立的静安寺
我们从小入寺烧香拜佛，并不会觉得是在拜印度人；我们热情地参观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大同的云冈石窟，大概也难以想到这些巍巍峨峨的佛像，连同“人”、观念和技术都来自“遥远的西方”。 可以说，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早已彻底在中国大地上生根，伟大的宗教融进了伟大的肌体，在因缘合力中和华夏文明固有的人生与艺术层面、思想与信仰世界打成一片，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所化有的精神生活，在无常浮世中，显出一派风日洒然与风流独绝的风光。
为什么会如此，我浅薄的看法，核心在于佛教本身就是普适性的，它不曾想过只局限在印度一隅，也从来没追求成为一种理论，它的眼光在于全天下，在于全人类，它宗旨和目的，在于救世，在于拯渡，所以无论在哪里，它总能善巧适变 ，成为和彼时彼地契合的佛教形式。
▲图：当代佛教界网红延参法师
而佛教本身的核心，在于佛、法、僧三宝。佛法僧三宝是佛教得以建立成为既成宗教的核心与根本，它们分别对应着信仰、思想、制度三大层面。所以，要讨论“佛教中国化”的依据和表现，从这三者张望，显然是最重要也最讨巧的视角。
一，“佛”：主要供奉对象的中国式演变
印度原始佛教中，它的供奉对象，是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教祖、众多佛菩萨拱卫的一个信奉体系。
▲图：湖北武汉归元寺中的五百罗汉。“数罗汉算命”几乎是武汉人都玩过、而外地游客必玩的游戏
佛教入传中国后，通过汉译佛经、盖寺建庙、讲经传道等形式，日益和中国传统文化、民间风俗、宗教规则等融合，连它固有的供奉对象体系也日渐中国特色了，最大的表现，当然在于形成中国式的由佛本尊为主体、四大菩萨为主干、还有罗汉、各种善神为护卫的供奉体系。
所以，无需举例子，单单说我们进入大陆寺庙，就会发现里面所供奉的和印度本土、南传、日本、藏传等寺庙的供奉多有不同。汉传佛寺，凡规整的，多供奉释迦牟尼佛、大迦叶与阿难两大弟子、三世佛、四大金刚、西方三圣、华严三圣、五方五佛等，这是和印度佛教本来的供奉体系差异很大的。
大多
▲图：《西游记》里的唐三藏
一般而言，汉传佛教寺庙中还有十八罗汉、护法韦驮，还有关公作为伽蓝神，这些都是古印度和别国的佛教寺庙所没有的。我见过很多乡村佛寺，甚至连土地神、财神爷、太上老君什么都应有尽有，简直让人疑惑这是否是世界宗教博览会呢。
这些，完全是中国信众对佛教的理解方式，不拘泥，生活化，实用主义局先。
二，“法”：经律论中的中国思想渗透
在印度等原始佛教中，对经律论的界定是非常严格的。简单地说，就是信众所学习的“经书”、“经论”、“戒律”，必须是以佛说为根本，其余都不能“登堂入室”。
▲图：江西云居山真如禅寺僧众的“出坡”劳作——这种自给自足的传统是别国佛教所未有的
而到了中国，所谓“佛法”，广义上实质也包含了历代佛教学者、“祖师大德”所写的佛学著作，包括像隋唐之际天台智者大师、禅宗慧能大师所传述的的言行录、演绎发挥，都算是”佛法”，甚至是可以与“佛说”等齐的“经”。如此，在符合“三法印”前提下，“佛法”的法门被无限扩发了，“佛法”本身也真正的不拘一格了。
而且，印度佛经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因为是梵文，必须翻译成汉语。而这种翻译，必然不得不借用中国固有的文字表述、思想概念来表达佛教意义，也因此，使得每一本汉语佛经，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带有中国文化气息的与时代特色的理解。
比如，“道”、“理”、“心”、“性”等佛教核心关键词，本就是中国文化特色感极强的词汇，被佛教带着中国化理解方式运用在了它的基本教义之中；在比如，我们看三国时译出的《无量寿经》，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诸如“忠”、“孝”、“礼”、“义”、“信”等儒家词汇和概念，而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国人读去，是如此的亲切好理解，完全不会觉得是在读“外国书”，原因就在于它不仅词汇，其实连同思维表达都中国化了。
▲图：各地寺庙都在开办的禅文化夏令营活动，以免费与义务的方式接引年轻一代亲近传统与佛教文化）
隋唐之际，中国化的各宗各派开始林立，开花散叶，并站稳脚跟，这更是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
三，“僧”：僧团、丛林、规章的中国化建制
佛与法是佛教内在的、理论的、思想层面上的表现，而僧团、丛林、规章等则是佛教在世间得以存续、发展的外部保障。
按印度原始佛教，僧人是靠乞食为生的，按照戒律他们不会参与劳作，也并不热衷于建寺盖庙经营土地等，他们的聚集也多是一种互助型群居，没有形成规矩森严的丛林制度。
佛教入中国后，特别是唐代禅宗创立之后，以百丈怀海禅师等人制定前所未有的清规制度为标志，中国佛教正式确立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修行与生活一体化的求道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将寺庙开辟而为新型的传法中心，展开了与前不同的运营模式。
它的管理方式、修习方式、日常活动等甚至都是与传统佛教戒律相冲突的——比如亲自耕种、出租土地、乃至大开钱庄等，但是这些僧团、僧制、戒律的改良，完全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要求而对机随处的。
可以说，正是机制上的这些改良，遂成历史上的“机”，使得佛教由外来宗教的被动而转为复通为一的文化主轴，与秩序的自觉，并从此开出了新运，彻底地“征服中国”，无论精神还是形式方面。
▲图：四川成都文殊院内的茶馆，在此喝茶，早已成为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犹如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般的自然妥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