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甲午海战前，大清的国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亚洲首屈一指。当时清朝的GDP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又有夸张说法是三分之一，有说是29.75%），西方列强已经开始惊呼"睡狮已醒"，要提防清朝崛起。
可是1894年9月爆发的甲午战争进程和结果，让这一切都沦为一场笑谈。
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老大、世界第五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交锋之后，损失惨重，转身就跑、退守威海卫基地。
此战过后，清政府因循传统，继续割地赔款，清政府在国人面前的权威再次降低，为清朝灭亡埋下伏笔。
甲午战后，清政府不仅把唯一的藩属国丢掉，列强也受到鼓舞，之前还曾经想讲究吃相的，一看不讲究吃相的获得的更多，也就顺理成章希望分吃中国这块肥肉，不再坚持讲究吃相，合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很多人对于清政府急于向日本政府妥协认输大惑不解，看经济数据，清朝确实崛起了，国力也的确比日本厉害许多。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花费了千百万两白银，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增长一直持续了三十年，成绩斐然，面貌日新月异，地球人都说大清朝的军队的军事装备和战斗力都有了飞速提高，为什么要匆匆停战，咽下苦果？
全民皆兵坚持打持久战，自救者,人恒救之，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国际调解与援助，跟日本打消耗战不是更好？
其实当时持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时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宋育仁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日本弹丸小国，资源有限，甲午海战已经是孤注一掷；而清朝可以说没有伤到元气，只伤了皮毛。因此宋育仁洞若观火、冷静地分析说"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完全可以发起反攻，甚至筹款订购军舰，组织洋兵洋将，准备登陆日本。
而实际上日本也真的是拼尽全力，捉襟见肘了。
甲午战时，日本外务大臣了陆奥宗光给天皇上了一道绝密奏折，上面这样描述日军面临的情况：
"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告缺乏。"
形势明摆着，日本除了兵源有限且财政吃紧，所以慈禧只要下令清朝军队打持久战，日军必将陷入泥沼无法脱身最终将其拖垮。
所以不少大臣都建议慈禧不要跟日本妥协，豁出去跟他决一死战。
但慈禧最终还是把主战派的建议束之高阁，不顾一切跟日本议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清朝从太平天国开始，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落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人将领手中。
这些将领形成不同派系，为了一己之私官场中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把国家利益放到一边，把保存实力看做首要任务。
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谁的军事实力大，谁的政治资本就大，安全系数就高。
相反，谁要是在战争中把老本拼没了，谁就一文不值，任人宰割，没有话语权了。
因此在甲午战争中，帝国军人最高指挥官忙着和死对头户部尚书翁同龢争权夺利，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没有决心跟日本决一死战。北洋海军被认为是李家军，李鸿章的战术就是"保船制敌"。
打仗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如果有了总指挥下达了"保船"这个死命令，这仗还怎么打？
无独有偶，在李鸿章爱将叶志超前往朝鲜参战前夕，叶怯战不想去，李鸿章告诉他，又不一定真打，你怕什么。
一个国家的军队统帅，在如此重大的决战面前，竟然心存侥幸，没有拼死一战的决心，这仗还没有打就见分晓了。
因此说，作为两军统帅的李鸿章只想保存实力，没有打算打。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甲午战争中贪生怕死当逃兵的将领，不管陆军还是水师，他们都是淮军体系的人。
当逃兵不稀罕，奇怪的是李鸿章竟然冒着风险为他们开脱。
当逃兵的将领必须要杀头，方伯谦因为临阵脱逃被正法，因为他不是合肥的。
叶志超狂奔500里，受到处分的时候，李鸿章竟然敢冒风险奏请留营效力。
而北洋水师的统帅丁汝昌因为指挥不力备受指责，李鸿章顶着压力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
合肥人卫汝成，合肥人赵怀业当时负责大连湾驻守炮台，在龚照屿临阵脱逃的时候他没有选择阻止而同样选择逃亡。
而且他们在逃跑的时候大摇大摆带着许多军粮和烟草，不慌不忙在烟台置办家产。但这些合肥系逃跑将军都没有受到严惩，保全了性命，得以安享晚年。
这就是帝国军队的现状，一个黑色幽默。
有李鸿章这样的统帅，国家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不过是军阀中饱私囊的遮羞布，当时就有不少人上书朝廷说兵工厂（金陵制造局）是李家的。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李鸿章做的没错，清朝灭亡了，跟李家无关，李鸿章身后留下价值几个亿的家产。
慈禧不敢跟日本打持久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清朝军队畏敌如虎、贪生怕死。
在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倾巢出动，以63万大军跟日军24万兵力对决。
但是被称为军力亚洲第一的清朝军队官兵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玩命逃跑，辽东半岛等地相继沦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再看双方伤亡情况，清朝军队仅仅阵亡就有31500人，日军一共伤亡13306人，其中阵亡1132人，其余的都是非战争死亡，两军伤亡比例接近30:1。
30个清军换一个日军，用有句很糙的话说，一个人赶三十头羊也够费劲了，何况是荷枪实弹的军人呢？
平心而论，甲午海战时两国军力差距不大，为什么会战成这样的结果，唯一解释就是军人没有血性。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中国千百年的儒家教育、奴性教育毁掉了人性中起码的血性。奴性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危害也是无穷的。
凡是儒家教育成功的地区，军人面对外敌都失去了战斗力。敌人来了百姓都是一动不动、伸着脖子等杀。
凡是军队能战斗的，他们都来自蛮荒地区，比如广西狼兵、比如西北甘军，奴性教育还做得不够好。
清朝对蒙古人的奴性教育，也是一个另类奴化成功的典范。
清朝征服蒙古后，为了一劳永逸进行统治，为了防止反抗，就划地为牢，限制蒙古人自由，不让他们跨区放牧，等于把野养的动物改为家养了，蒙古游牧民族的野性也消失殆尽。
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强迫在蒙古推行喇嘛教，收取了他们的刀剑。在蒙古各地大肆兴建寺庙，强制蒙古男人出家，一家至少有一个男人剃度当喇嘛。
这样一来，原先彪悍的蒙古男人，都变成了慈眉善目的僧人，看到血腥腿就发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反抗了。
清朝皇帝为了统治稳定要百姓绝对服从，有了战争想让他们以一当十、奋不顾身，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
所以，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的逃跑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不错，战争中也涌现有不少勇士，他们为大清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但你可否想到，军人天生就是保家卫国的，就像警察天职是抓坏人一样；当军人上战场不怕牺牲、警察在工作中抓到坏蛋成为新闻，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统治者心里没谱不敢打，将领为了保存实力不想打，这就是甲午战争清朝军队不敢打持久战的真实原因。
光绪开始时是真怒了，慈禧也支持跟日本开战，因为日本人欺人太甚，打仗就打仗吧，你还到处张贴檄文《告十八省豪杰书》，挑拨国内民族矛盾，俨然要推翻大清朝的样子，这时候的清廷当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回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然而北洋水师被全歼、陆上军队节节败退被人打到距离京师几百里的时候，那是真怕了。
所幸日本人内部也在争论，并没做好全面侵略、改换朝廷的准备，当慈禧通过外交通道得悉日本人的真实意图之后，怎会不喜不自胜，只是图些钱粮、土地之类“细枝末节”的东西，何足挂怀？与他好了！钱没了可以再赚，朝廷倒了那可就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投降于是便成为清廷唯一的正确选项，当我们后世在了解并惊诧于（甲午战争之后）清末新政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势头后（增长率连年突破10%，末年有说法是到了18%），或许你还会朦胧产生些许感慨于慈禧的隐忍或大局意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