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几个深圳人与16万只口罩的故事。
这个春节，他们在泰国疯狂扫货，希望能把更多的口罩捐回国内。同时还要跟时间赛跑，赶在2月4日泰国限制口罩出境前，把货物送上飞机。
那边湖北的医疗状况让人揪心，这边口罩回国坎坷至极。为了让更多的口罩更快地回国，有人开车三天三夜，从泰国中部到南部，往返三千公里寻找货源；有人租台摩托车在泰国乡下四处扫货；有人冲到违约的口罩厂“抢回”口罩；有人在回国的飞机上提心吊胆，害怕自己托运的口罩被扣了下来……
郭春雨说，“我一个东北男人，在曼谷机场急哭了”。
谢嘉鹏说，“泰国那边负责物流的女生被我骂得大哭了一场”。
这两拨互不相识的深圳人，却在同一段时间，做了同样的事情——连日奔波、历经坎坷，把口罩带到了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郭春雨和妻子抵达曼谷的时间，是大年三十下午5点。
前一天，郭春雨夫妇从深圳飞往清莱度假时，俩人对肺炎疫情还没有什么概念，“飞机上大都是中国游客，没见有人带口罩”。次日，郭春雨大大小小的微信群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些词开始接二连三地蹦出来了。
“买口罩去！”夫妇俩到了酒店放下行李，郭春雨就拉着妻子出了门。“我工作的五矿地产是央企，平时经常讲社会责任，我多买点口罩，也算是为疫情做些贡献。”
此时杨晓佳已经出了曼谷。他是深圳一家电子公司的泰国业务负责人。在泰国呆了7年，他和各种经销商都打过交道，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口罩货源。
这是他第二次筹集口罩，几天前他和一群泰国华人筹了20万只口罩，委托一个朋友带回国捐赠。对方回国后一直没有回信，他决定再捐一次。
杨晓佳心里清楚，这个时间点在曼谷已经很难找到货源了，所以他决定沿路往泰国南部开去，边走边找。
三天三夜，1000多公里，找口罩去
泰国街头，商业街的大屏幕上“为武汉祈福”。来源：网络视频
果不其然，郭春雨很快就发现，在曼谷买口罩也很难，“大多数药店都没有，有的也限购，一个人只能买几只”。
初一、初二两天，他和妻子开始在曼谷找大大小小的药店排队，一天走下来，也只能排十几家药店，有时候还未必能买到，“有次一家药店有300个N95口罩，要250泰铢一个，我身上带的钱不够，就让店员等我取钱回来， 结果我回来人家已经卖完了。”
郭春雨来过几次泰国，对当地还算熟悉。于是从初三开始，他租了台摩托车，带着妻子在曼谷周边的镇子和乡村扫货。
有天他拿着翻译软件，对着手里的口罩包装袋扫描时发现，这款口罩的生产工厂就在曼谷附近。他赶紧打了个出租车，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工厂，对方听说他要买口罩捐助，朝他竖起了大拇指，然后拒绝了他。“人家说可以送我一盒，但多了不卖”，软磨硬泡了两个小时后，工厂负责人终于松口，卖给他了2500个口罩。
“这家工厂生产的一次性医用口罩，质量很好。第一次买的价格也不高，一个只要几泰铢”，郭春雨后来又去了一次，用原来3倍的价钱加购2500只，这5000只口罩，他都捐给了深圳市红十字会。
杨晓佳与韩贝贝
杨晓佳和同事韩贝贝开车在路上，沿着泰国中部往南部的公路走了1000多公里，找了三天三夜。“一路上找了十几家经销商，有的没货，有的被别高价订走了，只有四五家有些存货，凑下来有将近10万只”。
他一边找货，一边在朋友圈里召集身边人募捐，不多久10万只就被认捐完了，“捐助的人，都是和我们沾亲带故的、做中泰贸易的潮汕人。”
杨晓佳给10万只口罩装箱时，潮汕老乡陈彭增联系到他，提出如果还有货源自己也想捐助。很快，杨晓佳联系上了曼谷附近的一家口罩厂，“5万只口罩要10万块，其实挺贵的，但陈彭增一口答应了，立即给工厂付了款”。
结果第二天取货时，工厂变卦了，另一位买家愿意出价12.5万购买这批口罩。 杨晓佳从中午磨到晚上，无论如何交涉，工厂都不愿履约交货。最后，他叫了几个唐人街的朋友冲到了工厂，“一边威胁说要告他，一边把这批口罩抢了出来。”
“我把物流公司的女生骂哭了”
但是，15万只口罩，怎么寄？杨晓佳问遍了机场的工作人员，得到答案全是运不回去。
杨晓佳的老板，也是他的表叔谢嘉鹏，开始在深圳协调捐到哪里，怎么运回来的问题。
“一开始我们打算捐给武汉，后来看新闻说湖北其他地方医疗物质更紧张，就决定捐到荆州，一来我们和荆州业务往来很多，二来荆州疫情也比较严重”，通过深圳电子商会，谢嘉鹏联系上了荆州市团委书记。
拿到了捐赠物资的相关文件后，谢嘉鹏搜到不少物流公司免费运输的信息，“但这些机构要求的文件材料不少，像医疗器械注册证、检测报告这些，我们一时根本拿不到”。对比之后，他发现韵达泰国公司需要的文件最少，决定走这条通道。
装箱等待运送的口罩。
“其实也很麻烦，本来我们的文件盖的是荆州市团委的章，对方说必须要红十字会的章才行，我们又想办法盖了荆州市红十字会的章，过了两天，物流又说文件落款为个人捐助不行，我又重新填了一遍表格盖章。”
谢嘉鹏前后填了30多次表格，总算过了物流公司的审核关。但货却迟迟发不出去，“今天说明天肯定能发出去，明天一问，还在仓库里”，眼看着湖北的医院医疗物质奇缺，医护人员处境令人揪心，15万只口罩却堆在仓库里发不出去，杨晓佳和谢嘉鹏急得不行。
2月2日，谢嘉鹏听到消息，泰国从4日开始限制口罩出境，每个人只能带500只口罩离境。他让杨晓佳去物流公司和对方理论，自己在微信上和物流负责人争执起来。
“那时口罩在泰国的价格也涨起来了，我们这么多口罩，市场价就是人民币50、60万，我担心物流故意扣下来发国难财”。
物流公司的负责人是个女生，被谢嘉鹏骂得大哭了一场，“她说我老家也是湖北的，你看看我的仓库里，有多少货都是捐回去的，堆在这里运不回去”。
杨晓佳在物流仓库里，看到的情况和女生说的差不多，航空公司给到的货仓有限，物流每天只能寄送不到10件货物回国，仓库里已经堆了数百件捐回湖北的货物。
曼谷机场，帮忙“人肉”带口罩回国的旅客。
“今天夜里还有一班回成都的飞机，最快的办法就是，在机场请这班机上旅客人肉带货”，这位负责人给谢嘉鹏建议。
他们没有更多选择。谢嘉鹏开始联系成都的接货人和运送物流。杨晓佳清点好货物，在机场内举着纸牌，和成都的乘客一个个沟通，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大家听说要捐给湖北，都特别支持”。
3日早上7点，飞机在成都落地。一波三折之后，这批口罩运回了国内。出了机场，10万只口罩被送到了荆州，另外5万只捐给了深圳市三院等5家医院。
“这批货运回来托运费花了将近6万，深圳电子商会的一群朋友很快就凑齐了这笔钱，成都的3个志愿者疫情下冒着风险来接货，都付出了很多，这件事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我一个东北男人，在机场急哭了"
郭春雨回国的机票是2月4日。前一天曼谷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提醒他次日泰国会限制口罩出境。
几天下来，他和妻子总共买到了8000多只口罩。为了缩减行李，他们把行李箱的衣服、随身用品全扔了，都装上了口罩，“又买了一个大编织袋，塞了差不多5000个口罩”。
俩人知道归国行程不会太顺利，提前5个小时到达了机场。托运时还相对宽松，沟通了半个多小时，给工作人员分发了小费后，对方放了他一马。
安检就麻烦了，“曼谷的机场跟我们不一样，办完托运手续，你还得拿着托运行李过安检，结果工作人员一下子就把我的编织袋拎出来，说这个不能带”。
他拿着翻译软件和对方磨了一个多小时，安检人员还是摆摆手说NO，“急的我啊，一个东北老爷们儿，在机场都要哭了”。
曼谷机场 by抛物线
他没有什么办法，想试试再给人家发小费，可身上的泰铢已经用光了，在机场跑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台ATM机，取出几千泰铢后，他发给工作人员继续攻关，最后，对方终于松口说了OK。
“我站在安检那儿还是不放心，感觉对方在忽悠我，别的行李都送进去了，就我那个编织袋还放在原地。”他又打电话给泰国的朋友，请人家和工作人员沟通，终于弄明白，因为编织袋过大，最后会有专门的通道运送超大行李。
尽管如此,一路上他还是担惊受怕，登机后还在玻璃窗口盯着外面的行李装机，“也没瞅见我的编织袋，还挺害怕的，下了飞机拿到行李，我这一颗心才算落地”。
郭春雨夫妇飞机落地的时间是5日凌晨3点，俩人到家后顾不上休息，把拆散的口罩包装，又一个个装了回去，“要捐赠，没有包装怕人家担心不是正规产品”。
下午2点，俩人开车带着5000个口罩来到深圳市红十字会，“这5000个是我买到的口罩中，质量最好的。剩下的3000多个，大多数捐给了公司、附近派出所和社区。”
据了解，目前深圳红十字会已将5000个口罩转交给深圳市卫健委。
郭春雨跟我说，““在泰国的那几天，看着感染者的数量，从几十个、到几百个、再到几千个，有个声音一直在提醒，'再买点，再多买一点'。每买到一个口罩，我都会很开心。”
他和杨晓佳、谢嘉鹏在采访中，都表达着一个相同的意思：带口罩回国这件事，只是他们在特殊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
这种“力所能及”里，代表着很多人心里迫切的渴望，那是种平凡又强大的力量。
前几天朋友圈里有人说，“发现读了这么多年书，疫情来了一点忙都帮不上，好无力呀！” 我们多数人，可能和这位朋友一样，不是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城市管理人员……当下能做的，只是呆在家里，关注疫情变化。
但是别沮丧，如果能做些什么，就力所能及地去做吧！如果做不了，就遵守疫情下的生活、出行规则，不添乱，也是走向春天的力量。
最后说一句，许多人正和杨晓佳做着同样努力。最近看到不少消息，海外的热心人士筹集了大量医疗物资，需要旅客帮忙带回国内捐助。如果你遇到了这些求助，在核实确认过信息真实性后，也请力所能及地帮他们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