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及其同事1月31日在《柳叶刀》发表一篇数学模型研究称，多个中国的主要城市可能已经输入了数十甚至过百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国多个主要城市的患者数量可能已经呈指数增长。

研究通讯作者、香港大学教授胡子祺称，在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能力大致相同，且不随时间改变的前提假设下，疫情可能已经蔓延至中国多个主要城市，与武汉疫情的爆发相比要滞后一到两周。

基于此，胡子祺认为，与中国有着密切交通联系的各大海外城市也有可能成为疫情爆发的中心，除非立即在人群和个体层面上采取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研究人员也在文章中提示，该数学模型研究基于多个假设：出行行为不受疾病状况的影响，并且所有感染最终都具有症状（尽管可能非常轻微）；武汉疫情是人畜共患病传染源的假设；预测是根据2019年的城市间流动性数据而定，不一定能反映2020年的流动性模式；关于冠状病毒传播的季节性因素尚不可知。

在前述模型的假设下，研究者们认为，截至1月25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可能已经从武汉散播到了多个中国其他主要城市，这包括重庆（461例）、北京（113例）、广州（111例）、上海（98例）和深圳（80例）。

研究者估计，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2019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25日），R0为2.68，疫情规模每6.4天翻一倍。鉴于上述城市的城市规模，以及占中国所有国际航空旅行比例较高，在疫情在这些城市如果进一步流行，将会进一步推动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境内、境外的传播。

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可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那么就可以降低疫情在所有城市中的增长率和规模。

在疫情传播率不变的情况下，武汉的疫情将在2020年4月左右达到顶峰，而中国大陆各城市则滞后1-2周。

梁卓伟强调，“根据我们的估算，我们强烈敦促世界各地的相关政府，特别是与武汉和其他中国主要城市有密切往来的各大城市，应准备好应急预案和缓解干预措施以便迅速部署，其中包括要确保测试试剂、药品、个人防护设备、医院供给，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供应和储备。”

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基于多项数据的极端值，与现实传播情况存在一定差距，比如说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已经采取包括禁飞、禁止入境等各种预防措施以降低传播，中国多城市推迟复工时间等，传播情况与该研究的估计值将会存在一定偏差。

研究共同第一作者、香港大学博士梁诗敏也表示，“更重要的是，通过取消集体聚会、关闭学校或安排在家办公来大幅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遏制感染的蔓延，从而使第一批输入性病例，甚至是早期的本地传播，不会发展成为武汉之外地区的大规模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