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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大婚时的乾清宫

逊帝第一次走出紫禁城的机会来了,但这是一个悲惨的机会。他的生母醇亲王福晋于1921 年9 月30 日逝世了。她是死在北府——在北京城北的醇亲王府,逊帝出生的地方。在10 月初,逊帝到北府行礼的时候,他曾在北府停留了半日。这一天他离开紫禁城之前,打从神武门起,以至景山之北的街道,通至鼓楼这一带,沿途布满民国的军警,加意保护。

人们称为后门的皇城,是有三座门的,正中的那个门,通常是关闭着的,左右两门开放给人民通行。在帝制时代,正中那个门只有在皇帝经过时开放;帝制被推翻,民国的总统也唯我独尊,与众不同,正中的一座门只有他一人可以通过。自从这一次起,以至1924 年11 月止,在这期间,每逢逊帝出门,他的车子经过后门,正中的一座门也特别为他而开,让他的车子经过,待以“元首”之礼,可见民国的政府仍以大清皇帝视之。

逊帝的汽车前后皆有扈从的车子随行。街道上聚了一大堆看热闹的民众,他们都怀着一种希望,想见见这个以前曾一度是他们的统治者的青年人。不消说,街道上并没有所谓“危险”,也没有孙逸仙党人要袭击他,民众见他经过,并没有欢呼,只是沉默,但都有敬意。

丧礼过后,逊帝又表示要到紫禁城外溜达溜达了。这一提议,马上受到各方面反对。反对的理由很多,兹举一例吧。他出门游玩北京城,本非不可以,但是出门一次,需要花很多钱来预备一切,和民国政府联络,往返需时,把守后门的军警及沿途保护的军警都要大量犒赏,并且又要租用很多汽车以为扈从乘坐之用,所费不赀。于是我为逊帝讲好话,提出一个办法,他可以轻车简从,便服出游,不必带一个随从,就可以游玩北京城和近郊各处了,这岂不是轻而易举,何必劳师动众呢。但我这个建议被认为荒唐,不值得加以慎重考虑。

然而经过这次的争论之后,逊帝坚持一定要买一辆汽车为御用,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庄和太妃译注:即同治帝的珣妃,庄和这一尊号,是隆裕太后死后,始由溥仪“封”上去的是紫禁城中四位太妃之一,她死于1921年4月14日,较逊帝的生母逝世早五个多月。在办丧礼期中,自然有很多礼节,她的金棺移往慈宁宫安设,这个地方,以前慈禧太后住过的。太妃死后数日,宫门抄就刊载一个消息,逊帝将往慈宁宫向太妃的金棺行礼。以下各日,就是王公大臣包括我在内,前往行礼。王公大臣要在庄和太妃的金棺之前匍匐行礼,同时,一群穿着孝服的太监也伴着跪在地上哀号。但我对着金棺只行三鞠躬礼,未能入乡随俗也。译注:庄士敦既为溥仪师傅,食“俸禄”之外,更膺“头品顶戴”“赏穿貂褂”“毓庆宫行走”之荣,当然名分已定,乃“皇上”的臣工了,而对于“皇上”的庶母之死,不行中国之礼,是瞧“皇上”不起也。但“清室”那班人亦优容之,则以彼为洋大人,不可开罪也。若在康、雍、乾、嘉之世,这个洋人必被驱逐出境无疑。此亦可见小朝廷之地位为何如矣。庄和太妃的金棺,是5 月中旬出殡,奉移山陵安葬的。

太监们的哀哭是否出于真诚,欲衡量这一程度,最好不过的就是请看这个事实:庄和太妃断气不久后,伺候她的太监,早已把她的金银珠宝私下瓜分了。这件事发生后,紫禁城中立刻引起物议,那并不是因为群盗偷窃宝物这个问题(好像太监偷窃主人财物,已成为一种特许行动),而是因为太妃刚一断气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先下手为强。假如他们以文雅的态度来处理太妃这些遗物,就不致引起多人说闲话了。紫禁城中居然没有人惩治这班太监,勒令他们吐出赃物。当逊帝和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生气,一定要究治这班太监,将他们责罚,但内廷的官员和王公贝勒们(更可异者那三位太妃也包括在内)却劝阻逊帝不可如此,因为这么一来,已故的太妃就大为丢脸了,她一旦死去,伺候她的人即以盗窃罪而受刑罚,使太妃在天之灵甚为不安云云。

紫禁城里的真正的贼人我未见过,也未知谁是,但里面那些侵吞浮冒的事情,我却听得多了。从前有个故事,中国某一位皇帝偶然问他的一个大臣道:“卿家早晨吃什么呢?”那个大臣道:“微臣早餐只不过吃两三个鸡子罢了。”皇帝闻言大惊失色地喊道:“太过荒唐了!鸡子是很贵的东西,我每早只能吃一个,你不过是朝廷一臣子,怎能一吃就两三个呢?”这个大官知道殿上有人望着他,他会意了,连忙奏道:“微臣所吃的鸡子是便宜货,它们都是臭腐的,所以还吃得起。”

这个故事不论它的真实性如何,但它总可以说明中国宫廷里的黑幕,层层中饱的事情,由来久矣。法国一个作家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谈到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他说,清朝一位皇帝发给内帑八万元作为修理北京使馆街街道的费用,经过内廷人员的手之后,发给建筑商和经手人等,落到做工的工人手上,工人每名实得只有八十元。

我曾在某一个师傅的宴会中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次的宴会,内务府大臣若干人皆被邀请。在闲谈中,偶然谈到宫中近日一次过节,就花了很多钱,内务府为了应付这件事情,不得不拿出大批玉器瓷器去抵押现款。我觉得很奇怪,过一个佳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笔钱的大部分用在赏赐太监,因为他们悬挂和点燃很多宫灯,不无微劳。我说,太监所做的这些工夫,小至无可再小,只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如果叫北京市上的工人来做这项工作,所费不过十块钱而已,但在“老例”上,就要花到如许大手笔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他们说出一个道理。据说,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班人弄钱自有方法,不必在这些小事情上打主意,现在不同了,他们也很苦,所以就不想剥夺了他们的外快。我说,现在既然与前不同,已经没有机会弄钱了,宫里头就更应该事事撙节以适应环境,怎可以还像从前“好日子”那样呢!

——摘自《紫禁城的黄昏:评注插图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英] 庄士敦著,高伯雨译注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 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