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他掌权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享年八十九岁。
当然掌权时间的长短，并不是评价一位皇帝圣明与否，也不是昏庸与否的主要依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掌权越久的皇帝，相比他少年、青年时期，肯定是要昏聩许多的，这个似乎已成定律，历朝历代的皇帝，即使如同唐太宗、康熙等这些圣明之君亦是如此。
晚年的乾隆最昏聩的时候无疑是太上皇的那三年。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让出皇位，自为太上皇帝，但此时乾隆却只是交位不交权，且是死死掌控着权力，即使他已是耳聋眼瞎，他依然不愿意放权，同时为了继续掌控权力，乾隆居然昏庸到将国家大权交到和珅这样的大贪官手中，致使满朝文武大多都是趋炎附势之徒，都是贪官污吏，清朝的官场是日趋腐败，百姓更是民不聊生。
除此，晚年的乾隆最让人大跌眼镜的昏庸行为无疑就是带头腐败。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而此次东巡的目的不是考察民情，而是为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接受贡品。此时为了巴结皇帝，让皇帝给自己升官，不但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悉数到来，甚至连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及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都云集于山东，其目的就是为了给皇帝送贡品，
如此，当时乾隆东巡时，由北京到山东这一路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待着乾隆的接受。此时乾隆对这些一概是来者不拒，他派出了内务府的太监是用车子一辆一辆地将这些官员孝敬的贡品运回紫禁城。此后对于这些主动上贡的官员，乾隆是一律嘉奖，该升的升，该奖的奖，总之他们一个一个是赚翻了。
想想看，乾隆就是这样的表现，就是这样对待主动上贡的官员，你说这天下的官员岂能不效仿，如此上贡之风开始盛行于天下官场，各地上至督抚，下至县令，无论是办事也好，还是交际也好，都要上贡，正所谓“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
比如当时乾隆喜欢那种镶真珠的玉如意，这种爱好被百官知道后，各地的官员就想尽办法的去弄掉各种珍贵的玉如意，而要知道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就值银四千两，如果要镶上各种珍珠的话，以当时广东的珍珠价格为例，重4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5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果是像龙眼果那样重3钱的大珠更是值2万两银。如此，跟乾隆的玉如意自然是要龙眼果那样的大珠，而如果是这样，那一柄镶珍珠的玉如意的话，价值可就是上万两白银。
想想就是一柄玉如意都值万两，那其他珍贵的礼物价值更是无可估量。那再想想，以官员的收入他买得起吗？肯定是买不起的，那怎么办呢？当然就是使劲的剥削天下百姓的民脂民膏啦，如此可想而知百姓的生活该是如何艰苦。
此时的乾隆不但是东巡、南巡的时候要收礼，甚至连在京城都要收礼，而此时地方官员为了让乾隆收礼收的文雅，收得让百姓幸福，他们还创造出了各种文雅的“上贡名词”，乾隆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乾隆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乾隆，所献贡品称“陛见贡”；乾隆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此外，有时乾隆想收礼，但又找不到借口，直接下诏美齐曰要“传办贡”。
同时在当时因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甚至还出现了“帮贡”一词，就是督抚给予下属“帮贡”的职务，然后让其购买贡品。但是事实上这种采购方式在乾隆朝却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贪腐方式，因为送给乾隆的礼物，从置办到送进皇宫，其过程是不会公开的，账目更是模糊不清，因此在置办到皇宫的这之间，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送到乾隆手中的贡品可能就是价值万两，但是当时督抚从代办人的手中可能获得的银两却可能是数十万两，而代办人更是有可能从百姓手中获得是百万两。
如此，从中可以想象，晚年乾隆对于贡品的需要已经是达到变态的地步，更是对清朝的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就是在乾隆如此变态的需求下，全国官场自然就对各地百姓进行越发变态的剥削，如此最终受苦的自然就是百姓。
而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乾隆年间的贪污腐败的案子是层出不穷，如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亶望、勒尔锦、陈辉祖、郝硕等无数清朝有名的腐败大案，都是在乾隆发生的。
可以说晚年昏聩的乾隆对于当时的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极大的，而正是因为乾隆的原因，致使清朝开始走向衰落，直至后来“道咸衰世”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