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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图像记录历史,可能比使用文字更亲切友好。它对观看者来说直观便捷,而在客观图像中,也能隐藏创作者的主观态度。

关于19世纪中国的那些事,我们从各种影像书籍中都了解了不少。不过,英国画家眼中19世纪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呢?

乔治·钱纳利《广东风景》

从迪士尼的《花木兰》到酷玩乐队令人费解的《中国公主》,这个人口众多的东亚国家一直是西方灵感的丰富来源,而且这种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始于1793年,当时英国政治家马嘎尔尼一世率领首位英国驻华使节成功访华。

“西方”和“东方”之间历史上丰富的文化交流,每一个都在不断变化,各自的地理位置也在不断变化,它们各自的艺术传统也丰富地反映了这一点。

出生于伦敦的乔治·钱纳利,是一位出生于1774年的皇家美术学院画家,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南方的广东地区度过,他的作品描绘了19世纪中国普通或非凡的人物和日常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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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钱纳利《美国工厂外的中国理发师》

醉翁之意不在酒,画外之音颇有意味——正如他们所说,魔鬼就在细节中,一个形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形象。

我们应当注意钱纳利给这幅画的标题中“美国工厂”一词:把“西方化”刻意加入到一个看起来很有中国特色的场景中。在他的画中,“美国工厂”指的是18世纪后期中国开始逐渐摆脱孤立主义帝国、尝试对外贸易时开放的众多外国商品贸易工厂之一。

即使是最个人化的图像,也包含着塑造我们生活的历史大潮的隐藏细节。

1880年左右在中国海的一艘英国商船

乔治钱纳利《中国航运》

虽然中英两国故事的开始可能是由一种通过贸易“打开”未知世界的自然好奇心引发的,但这种关系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混乱的故事,充满了掠夺、无端的死亡和帝国的解体。

海上贸易是18、19世纪中英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当代英国艺术家对中国商船和海滨风景的描绘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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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丹尼尔《蛋船》

在这幅画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白衣商人的“发辫”。

这种发型被称为“辫子头”,男人的头的前面和侧面都要剃光,剩下的头发都要梳到后面。这些辫子头们不是来自中国的汉人,而是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满族。虽然当时满族只占中国人口的不到2%,但他们是令人生畏的战士,在1644年夺取了中国皇宫的权力,建立了现在的清朝。当时的皇帝命令所有的中国臣民都要留辫子头,以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服从,不遵守这一规定将被处以死刑:“不掉头发就丢脑袋”的政策。

乔治·钱纳利《商人》,留着“辫子头”。

还有一些绘画,西方在中国的“优越感”更加明显的流露出来。

在布里斯托尔本地和皇家学院研究生欧内斯特委员会的这项工作中,苏格兰内科医生帕特里克·曼森爵士被证明是在照顾一个患有寄生虫感染的病人——顺便说一句,曼森后来被誉为热带医学的创始人。

伯纳德《帕特里克·曼森爵士1912年在厦门进行人血丝虫实验》

爵士身旁站着一位矮个子、驼背的“中国”助手,助手站在医生旁边,支撑着一个看上去像药瓶的东西。这位矮小的中国助手与正直的苏格兰医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夸张的是,医生的身高甚至超过了病人的卧室。

除此之外,助手穿着破旧朴素的中式服装,而爵士穿着一身白得刺眼的西装。助手身材矮小,更反衬出爵士的庄严感。助手为爵士拿仪器属于从属地位,而爵士被定位为科学和医学知识的“真正”创始人。

在画作中,苏格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鲜明对比,是西方广泛的“白人的负担”文化论调比喻的一部分,它让人联想到文明的白人面对驯服“外来”大众的艰巨而不可动摇的“责任”。

乔治·钱纳利《中国艺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女性,也是一张白人面孔。

每个人在研究文化交流体系时都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真的可以用“交流”的模式来形容一种以巨大的“权力不对称”为特征的关系吗?虽然中英的交往可能是由一种通过贸易“打开”未知世界的自然好奇心引发的——但这回避了一个问题,你能“打开”一些本来就不属于你的东西吗?

到了二十世纪,其中一个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和强大。而另一个,它的封建政治基础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平民在起义和动乱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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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的起义

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是由中英贸易逆差引起的。

英国试图通过进口鸦片到中国来纠正这种不平衡,这导致了大规模的上瘾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混乱。因此,中国官员试图压制这种贸易,指出这种药物在英国是非法的,但他们的调解努力却化为乌有,从而引发了战争。

“斯特里特姆号”是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而“红海盗号”是最早运送鸦片的快艇之一,当时鸦片需求量很大。吸食鸦片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资本化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朝手工工场主们,被迫将家财用于购买毒品满足毒瘾,而不是像西洋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将金钱用于拓场雇工扩大生产规模或是通过奢侈消费的方式以消费刺激贸易扩张。

19世纪英国铜版画中的大清烟馆

虽然图像艺术似乎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崇高逃避,但这些早期中英相遇的画作表明,即使是最寻常的肖像,也能充分反映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

艺术本身从来不是天真的。它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以及人们展示中暗藏的视角,这些背后都有选择。这些选择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当代世界。

这些画中的场景和人物,虽然早已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中死去并被埋葬,但在现代仍然具有象征意义。中国理发师、鸦片贩子、娼妓、佝偻的助手甚至最普通的街景与海域,都在向当今的我们阐述着“西方人如何看待我们”,而这些值得我们玩味的态度,都来自眼前这些装裱简陋的油画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