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毛乌素沙地里的蒿类植物。图/受访者提供
“沙漠城市变成森林城市的同时，也进行着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向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跨越，或许这才是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深层次原因。”
1个、2个、3个……“阿嚏”，打到第十几个喷嚏时，何彦兵也数乱了。新一轮季节过敏性鼻炎从今年6月下旬一个凉爽的早晨就早早开始了，一股热流不受控制地流出鼻腔，鼻子就像拧不紧的水龙头。作为资深患者，48岁的何彦兵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开始吃药预防，但还是没挡得住花粉的进攻。
第一次确诊过敏是1996年夏天，是在榆林市痔瘘医院。当时，榆林刚撤县设市八年，市区只有这一家医院声称能治过敏。医生告诉何彦兵“得了枯草热”，即因吸入花粉而引起的夏秋季过敏性疾病，伴有眼睛红肿、流泪、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等症状。打完一针，马上见效。“现在想来，可能用了激素，当时还没有规范用药的概念。”何彦兵说话时还带着明显的鼻音。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地处北部毛乌素沙漠和南部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古长城横穿中心市区，成为当地一景。新中国成立前，风沙曾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掩埋了6个城镇412个村庄，榆林城被迫三次南迁。1996年底，榆林建成三条防护林带，全区林木覆盖率从1949年前的0.9％增加到42.7％。城市在防护林的护佑下兴起，开矿、修路、建楼、绿化……家乡从小县城长成了大城市，何彦兵这个西北大汉也和娇气的“大城市病”过敏扯上了关系。
意料之外却置身其中的，远不止何彦兵一人。“每年7、8、9三个月，花粉引发的过敏性鼻炎已成为陕北几十万群众的噩梦，如果调查范围再扩大到内蒙古、宁夏、河北等地，这个数字可能是几百万。”今年9月，一篇发表于去年的网文《沙蒿引起的过敏性鼻炎问题告国家卫健委法庭最后陈述》又被翻出来转发，阅读量超过10万。
“是否与沙蒿有关，需要对比权威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例如，这个地方五年前的沙蒿种植面积、花粉浓度和鼻炎患者情况如何，现在又如何，变化情况是否呈正相关，但现在没有这方面数据。”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向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地方病
今年6月底，何彦兵做了个实验：紧闭家中门窗，通过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循环、过滤空气。几经调试，当室内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空气湿度在70％时，他终于不再连续打喷嚏、流鼻涕了。
何彦兵自认为是榆林地区最早一批察觉到花粉过敏的鼻炎患者。1996年夏，他从西安读完大学回到榆林，时隔四年第二次犯病，喷嚏打得差点使自己休克。按过敏治疗后，他突然发现，身边同样症状的人还不少，一些病友开始去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他也在和病友的交流中逐渐认识了这种名为“过敏性鼻炎”的慢性病，需要长期规范用药控制，但无法根治。2006年，何彦兵测试了过敏原，显示蒿类植物过敏。
北京协和医院于1956年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变态反应（过敏）科，当时距离“过敏（Allergy）”一词首次被提出已过去110年。科室筹建人之一、协和医院变态反应学教授叶世泰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国内几十个城市进行首次中国气传花粉调查后就发现，“长江以北地区最主要的致敏花粉就是蒿类植物花粉”，这一结论写入了1991年出版的《中国气传花粉调查》。
何彦兵感到困惑的是，他从小在荒漠长大，在沙蒿地里放羊，老人们把沙蒿籽磨成粉放在豆面里做成食物，二十多年都没事，怎么突然就过敏了。沙蒿是榆林市固有的乡土野生植物，包括黑沙蒿、白沙蒿、黄蒿、艾蒿等二十多种，也是榆林防风固沙的先锋物种。据《榆林治沙》一书记载，1958年开始飞机播种造林时，主要草种就是沙蒿。
由于经验不足，种子易被刮走、掩埋，最初的飞播效果并不明显。1973年重新开展科学飞播造林种草研究后，每年5月下旬开始播种踏浪、花棒、白沙蒿等生长能力强、经济价值较高的物种，种子被裹上黏土包衣后便不易被风刮走。
“上学时打篮球，球场旁边就是沙蒿，也没事呀。”老家在榆林神木市的王明浩对自己的过敏也很困惑。2005年，20岁的王明浩第一次犯病。“你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王明浩还记得被确诊时，医生一边说一边擤鼻涕，鼻炎比他还严重。
在王明浩的中学年代，榆林治沙造林已初见成效。外部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煤炭工业的发展也为榆林经济积累和城市化奠定了基础。
“可能是人体自身发生变化，也可能是环境变了，当人遇到匹配的过敏原，就发生了过敏。” 榆林市第二医院变态反应诊疗中心主任陈秀山说，“近十几年，来看病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明显增多了。”
这也引起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录的注意。他和团队成员对神木医院2003年～2006年确诊的260例夏秋季花粉症患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神木及周边地区夏秋季花粉症患者最主要的致敏原为蒿属花粉，变应性鼻炎患者高达97.31％，哮喘患者超过四成。
2012年夏天一个晚上，睡梦中的王明浩突然喘不上气，幸亏被家人及时发现，连夜送到急诊，抢救过来后才知道鼻炎已经诱发过敏性哮喘。之后每年过敏季，他都需随身携带“救命”喷剂沙丁胺醇，并在家里、单位各备了一份。
北京协和变态反应科主任尹佳的研究早就验证了这一变化。她对1096名夏秋季花粉变应性鼻炎患者进行过临床研究，发现37％的患者在鼻炎发作后的5年内、47％的人在9年内会发展为季节性哮喘，届时，超七成患者需要口服平喘药物、夜间无法平卧，30.4％的哮喘患者需要急诊输入氨茶碱或糖皮质激素类药物治疗。
对于有条件的过敏患者，“我们会建议他们往南走，大部分人到西安就没事了，但有些人还不行，一般到长江以南就没问题了。” 榆林市第二医院变态反应诊疗中心一位住院医生表示。
2015年8月，王明浩两岁半的儿子也中了招。睡得迷糊的娃娃被鼻塞憋醒，突然坐起来喊“爸爸，我没气了！”王明浩连夜给领导发短信请假，买好第二天最早的机票，逃到西安，孩子鼻塞、流鼻涕的情况得到了缓解，但王明浩哮喘反而严重了，父子二人于是又跑到了海南。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王明浩无法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孩子确诊为过敏鼻炎后，第二年开始由奶奶或外婆带着到西安避花粉，8月离开，过完十一再回榆林，已经连续三年在开学一个月后才报到了。“现在上幼儿园还好，以后上小学怎么办？”王明浩发愁地说。
“要么走得远远的，要么把自己关在家里，避开过敏原是唯一有效的办法。”何彦兵也在鼻炎发作十一年后出现了哮喘。为躲避花粉，他从2004年开始过上了“候鸟式”生活：每年过敏季去长江以南的城市住上两三个月。今年做了室内空气试验后，他决定不再做“候鸟”，而是穿着长裤长袖闭关在家。但何彦兵估算，榆林地区有经济条件过候鸟生活的家庭“有1％就不错了”。
多数人只能留下来硬扛。家在榆林市米脂县读小学六年级的刘璇也是鼻炎患者，患病四年里查过两次过敏原，对艾蒿、洋槐、牧草花粉和乳糖、果糖等甜味剂都过敏。一到过敏季，睡觉成了刘璇最困难的事。平躺无法呼吸，就倚在床头半仰着，再不行就背靠床边坐在地上睡，憋醒了，自己去洗鼻子、喷鼻喷，床头纸盒箱里塞了十几瓶（盒）药。担心她半夜犯哮喘，刘璇妈妈时不时就要起来“找孩子”。
“来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小。”榆林当地一家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介绍说，十几年前的患儿多为十几岁，最小的五六岁，到今年，他看过的最小的患儿只有一周岁。
自救
2014年前后，一些病友向何彦兵反映，家附近药店的过敏药都卖断货了。慢慢地，榆林的很多药店会在过敏季到来之前就提前囤药，包括常见的开瑞坦和处方药孟鲁司特钠片。“不用处方，说药名就能买”，一位病友说。
作为二十多年的过敏老病号，何彦兵直到去年7月，才等到榆林市第二医院成立当地第一个“变态（过敏）反应治疗中心”。“过去其实也按照过敏性鼻炎治疗，只不过患者分散在呼吸内科或耳鼻喉科。”该院变态反应诊疗中心主任陈秀山解释说。他原来在呼吸内科，印象中，过敏性鼻炎患者从2008年前后开始增多。
由于榆林的公立医院长期没有专门的过敏科，很多药店瞄准商机，开展了检测过敏原的服务。何彦兵最早去的榆林市痔瘘医院，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于二〇〇五年七月在全市首家引进德国百康检测仪，可检测491种过敏源，对已检测出的过敏源可进行脱敏治疗，配服医院自行研制的息敏胶囊疗效更佳。”网上检索显示，德国百康检测仪又名百康生物共振检测治疗系统，这正是尹佳等业界专家多年来一直呼吁曝光的一种非正规过敏治疗仪器。
当初在吃了痔瘘医院开的“偏方”药后，何彦兵身体浮肿、变胖，通常吃两个疗程就需要增大药量以控制病症。几年后，何彦兵体质越来越弱，容易累。他咨询了在正规医院工作的医生朋友，被告知药里放了大量激素，在朋友建议下，开始规范用药。何彦兵说，把激素药磨成粉加到中药里，谎称纯中药，开给过敏患者，在榆林过敏患者圈里很常见。
为寻求政府的重视，早在2010年9月，榆林本地论坛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恳请相关部门彻查我市过敏性鼻炎患者逐年暴增的真相，征集签名中》的帖子， “恳请相关部门彻查该市过敏性鼻炎患者逐年增多的原因，采取治理办法，遏止这一地方性疾病的继续蔓延。”
2014年9月5日，榆林患者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公开发文《榆林过敏性鼻炎已成地方病，为何不能引起重视？》。一些患者在接受《榆林日报》采访时说：“我们是鼻炎患者，我们不要戴着口罩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关注。”
对此，榆林市卫生局回复说，“沙蒿可能是诱发过敏性鼻炎发生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卫生局还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辟了谣：“飞播所用沙蒿籽种均为本土籽种，从来没有向美国等境外国家和地区调用过沙蒿种子。”
“这么多人过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证实，这需要官方主导调查，不是老百姓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向何彦兵咨询病情、用药信息，后来，何彦兵成立了病友微信群，患者来源越来越广，群名从“榆林过敏性鼻炎自救联盟”改成了“三北过敏性鼻炎自救联盟”。
为引起政府正视，2015年8月1日，何彦兵和几个病友跑到沙蒿地做实验，拍照发到微博上，“摘下眼鼻罩五分钟，七窍奇痒，咽喉部不适，打喷嚏，流清涕。阻断后十分钟，症状消失。”病友纷纷留言，但未收到相关部门反馈。
何彦兵（左一）和几位病友曾跑到沙蒿地做实验。他们戴着眼罩和被称为“猪鼻子”的鼻用空气净化器走进沙地，起初没有明显反应，摘下口鼻罩五分钟后，七窍奇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一过程被拍照发到微博上，病友纷纷留言，希望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图/受访者提供
第二年，何彦兵被选为榆林市政协委员，在市“两会”期间递交了提案《关于重视榆林过敏性鼻炎患者日益增长情况的建议》，在收到的例行回复中没看到他期待的反馈，第二年，他再次递交了同样内容的提案。
与此同时，内蒙古、宁夏等地也有人呼吁“重视过敏性鼻炎患者暴增的情况”。2017年8月21日，一篇名为《内蒙古过敏性鼻炎已成地方病，罪魁祸首是谁？——来自市民的集体上诉》被科尔沁区电视台新闻中心公众号“科尔沁频道”转发，阅读量很快突破10万。
之后不久，尹佳与北京其他几家医院耳鼻喉科大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被紧急调集开会，商量应对措施。会上，尹佳提出，第二年带队到榆林考察情况。
榆林市政府对过敏性鼻炎的态度在2018年出现了转变。这年8月，尹佳带着协和变态反应科19位医生如约到榆林市第二医院义诊，来看病的患者从门诊部二楼变态反应科门口排到一楼大厅。据事后统计，当天共有1000多人来问诊。协和医生在诊疗环节只看完500多人，其余患者是在尹佳讲座的同时由王良录现场咨询完成的。
困局
除了治疗，患者更关心的是“以后怎么办”。“相关部门有没有得力措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何彦兵说，连续提案四年，终于等到了正面回复。2019年两会后，榆林市政府将“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列入“十大民生实事”，政府拨款，完成过敏性鼻炎流调、专科建设、课题研究、花粉浓度监测与播报、人才培养、适宜技术推广等工作。
“最终结果如何，只能继续交给时间。”过敏性鼻炎病龄20年的榆林患者林彭已经向官方呼吁关注十年，他的终极目标是“根除全部沙蒿”，但这并不理智，也不现实。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保护与气候变化响应研究中心主任、生态保护与修复首席专家沈渭寿在《毛乌素沙地飞播植被演替的阶段与速度》中指出，随着沙地飞播、地表土壤固定，一些适生的天然植物以其浅层根系对水分的竞争力逐渐在群落中占据优势，如（黑）沙蒿和油蒿。“飞播植物占优势的阶段不超过20年，飞播植物群落阶段和飞播植物与油蒿共同占优势的时间不超过35年，也就是说，35年以后，天然植物在群落占绝对优势，而飞播植物仅作为伴生种存在。”
“到底飞播了多少沙蒿，实际沙蒿生长面积在飞播前后有什么变化？”2018年7月，陕西西安一家公益组织“爱暖人间”的创始人陈丽娟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申请相关信息公开，为求证过敏与沙蒿的关系，她同时还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申请，公开2003年~2017年三北地区过敏性鼻炎患者人数、就诊人数、相关医疗救助措施和效果、是否有应对方案等4类信息。
不到一个月，国家卫健委回复说：未对榆林、神木、内蒙古、宁夏等地区进行过敏性鼻炎、蒿类过敏性鼻炎、哮喘患者等三类人群的人数及就诊人数进行数据统计，所申请政府信息不存在；所提其他申请属于咨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调整范围。
陈丽娟不满这个回复，将国家卫健委告上了法庭。“他们这是不作为，不能对这么多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但并非所有人都支持陈丽娟，病友群有人质疑她是“哗众取宠”“擅自为广大患者代言”，一位退群成员坦言，“最根本的是，她这么做，对患者本身状况没有实质帮助。”最终，这场官司也以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而告终。
既然沙蒿无法根除，又没有药能根治过敏，陈丽娟也在想其他办法。她把“养生专家”请到榆林教病友“拍打操”，今年7月开始，又致力于推行一种“精准脱敏饼干”。这些做法引起了更大的反对声。
今年8月，尹佳再次带队到内蒙古乌兰察布义诊，发现一些当地医护人员迄今还不清楚夏秋花粉可能引起严重哮喘，误诊为感染性哮喘。王明浩也曾加入一些病友微信群。每到过敏季，大家纷纷在群里吐槽自己的遭遇，负面宣泄很容易传染失控，甚至演变成骂街。
“全国过敏性鼻炎患者数以亿计，与之对应的是，变态反应专科医生仅有200人左右，而全国拥有变态反应专科的医院不足20家。”在第十三届协和过敏性疾病国际高峰论坛上，王良录公开对媒体表示，过敏的规范治疗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榆林市第二医院变态反应科目前仍有一位住院医师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培训，据尹佳介绍，未来榆林十几家医院的三十多个医生和护士会陆续到协和学习。
多位医生表示，过敏是遗传与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按照“卫生假说”，随着城市发展，卫生条件改善，人们生活在过于干净的环境中，感染性疾病减少，就容易导致过敏性疾病增加。
榆林从2013年开始创建园林城市，林木覆盖率已达到33％，目前榆林市每年扬尘天气已减少到10天以下，沙尘暴已不再发生。最初孤立在榆林西沙沙丘上的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四周环绕的荒漠如今也已被城市街道、公园和楼房所替代。到2014年飞播停止，白沙蒿保存面积十多万亩，黑沙蒿保存面积达到约400万亩。
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竺可桢带队到榆林宣布成立治沙综合试验站，二十多人的专家团队汇集了全国顶尖的气象、土壤、环境专家。“当时团队里确实没有医疗卫生方面的专家，治沙主要是为了发展农业经济，肯定没想到花粉过敏这些。这是时代的局限。”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石长春说。
尹佳在《过敏医生赴榆林考察治沙植物纪实》中写道：沙漠城市变成森林城市的同时，也进行着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向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跨越，或许这才是过敏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深层次原因。“我们正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各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病都在增高。”尹佳说。包括榆林患者在内，被称为“21世纪流行病”的过敏正困扰着全世界30％~40％的人。
十一过后，过敏季即将结束，林彭和好友一起吃麻辣火锅庆祝“劫后余生”。餐桌上男女老少共八人，过敏性鼻炎患者七人，唯一一位非过敏患者是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士。席间谈起鼻炎发作时的窘状，这位男士觉得其他7人不免自我夸大和过度渲染，也不认同这与本地植物沙蒿相关。“你看，这就是榆林的沙蒿与过敏这桩事的一个缩影。”林彭开玩笑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田洁、王明浩、刘璇、林彭均为化名
值班编辑：武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