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0日，一名叫王圆篆的道士正在家中静坐，忽然请来的帮工杨河清跑来说：“在第16窟的甬道内有异常。”王圆篆与杨河清来到16窟的甬道内后，在杨河清指点的位置内敲了敲，确实，墙壁为内空，里面应该有密室。
待到深夜，王圆篆和杨河清悄悄打开墙壁，这时才发现，墙壁里面是一个小型的石窟，里面堆满了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若干古物。文化水平并不高的王道士并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收拾了一些，待天明，送给了本地乡绅鉴定。
无独有偶，大家看后都一致认为这些文物乃是佛家珍品，需妥善保存。一时间，王圆篆慌了，他觉得自己应该上报，因为自己的能力无法保护这些精品。
算起来，自自己从湖北麻城一路辗转，又于1897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后，已有3个年头了，这三年期间内，自己主动承担了清理了敦煌莫高窟的尘沙，也曾为了香火，请当地不太高明的工匠对敦煌壁画做了些调整，将精美的敦煌壁画用石灰刷去，在上面绘起了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又抡起铁锤将石像打毁，用泥巴碓起大众所能认识的灵宫。
毕竟，自己是一个道士，所做这些也是生活所逼罢了。
这一次，眼见所得的这些文物，王圆篆有些谨慎，他认真的思索一番后，决定徒步50公里，前去向敦煌县令汇报，并奉上经文两卷。然而，当其来到府衙后，他后悔了，不学无术的严知县视他呈上来的经文为废纸，毫不理会。
王圆篆有些失望，密室没打开前，封存的那么好，文物必定稀罕。他平复心态后，认定，这个知县水平有问题，等待下个知县。
三年后，另一位知县上任了，王道士急不可耐，再次上报。新上任的汪知县在查看经文后，开始高度重视，在亲自到达莫高窟查看一番后，却没了下文，他指示王道士要好好看管这些经卷，然后就打道回府了。
再次的不认可，王圆篆盘算着再努力几次，带上两箱经卷，他日夜兼程八百里，赶到安肃，拜见了道台廷栋，这位大人仔细看了又看，得出了两届知县没有的结论，经文上面的书法不如自己的好。
王圆篆心里有些灰冷，决定最后孤注一掷，他给清官的老佛爷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朝廷的重视。然而，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早已顾不上这些，迟迟没有答复。
就在众人都不理解其文物价值时，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甘肃，随行的还有一个能说会道的中国人蒋孝琬，凭借着蒋孝琬的三寸不烂之舌，王圆篆拿出了几卷经文。
再仔细研读这些经文后，蒋孝琬向英国人斯坦因报告了其稀少与价值的不可估量，一下子，斯坦因的欲望开始膨胀,他当即给了蒋孝琬一个新任务，尽可能多的拿到最有价值的经书与绘画。
在帮助考古外国人拿到中国文物口碑极佳的的蒋孝琬自然应允，因为对付一个王圆篆，他的手法还有太多。
在向王圆篆说明情况后，蒋孝琬瞧见了墙壁上画上不久的西天取经场景，顿时，他有了主意。他认真慎重的向王圆篆说道，斯坦因是从印度而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他很愿意付一些钱。
在看到斯坦因虔诚焚香拜佛的场景后，王圆篆默许了，而在斯坦因看来，王圆篆的身上也有让其敬佩的地方，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位行伍出身的道士竟然节衣缩食，用个人节省以及行脚僧式苦苦化缘得来的钱，去清理石窟的流沙，开掘通道，还为信男信女修复这些倾坯已久的求神拜佛的场所。尽管油红漆绿、涂金抹银，鄙俗不堪，他本人却充满一种宗教的异乎寻常的热忱与真诚的使命感。
当天夜晚，蒋孝琬拿到了所有斯坦因想要的文物，斯坦因因此激动不已，在他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
第二天，斯坦因整理了用30英镑换来的9000多个经卷、500多幅画，用7天时间将其打包成了29个大木箱，满载而归。
一时间，敦煌有价值连城的藏经消息不胫而走，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了，买走了6000余件写本。又接着，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而纳等都纷纷前来，带走大量的经卷。
终究，敦煌藏经洞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都空了，如今想看，都不得不辗转于他国......
参考资料
1、余秋雨——《文化苦旅——道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