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辑：正风
来 源：正和岛
9月18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七十六讲做了《终结“牛市情节”——从2015年股市危机中学到了什么？》的主题演讲。
会中，肖刚在回应现场观众对“熔断和2016年初大跌的关系”时表示，当时那波市场大跌主要是2015年汇改带来的人民币贬值造成的，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人民币资产重估，股票市场也面临重估，进而引起了大跌。
肖刚坦言，熔断的出台时机和制度设计都有问题，但不是造成2016年初大跌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起到了助跌作用，但把那一场大跌归咎给熔断是有失公允的。
以下为演讲精编
01.
“把股市上涨看成政绩是不应当有的情结”
我是主张要有牛市的，但是如果是不正常的牛市情结，对真正牛市没好作用，进而造成牛短熊长，从过去走势来看，A股市场牛短熊长是客观事实。
而当前，全社会都广泛存在着牛市情结，其原因就在于，在上涨市中，市场参与者都得到了好处。
同时，在“牛市情结”下，政策又多以宽松基调为主，呈现出“刺激政策多、控制政策少”的特征，但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最终市场由于没建立起多空平衡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牛短熊长的特征。
另一方面，当股市上涨成为监管部门的政绩时，股市就会对政府形成隐形约束，因为监管层和政府都乐见其成，这就导致了A股多政策市，也形成了“宽多严空”的政策基调，但监管部门把股市上涨看成政绩其实是不应当有的情结。
所以，我一般把股市“牛短熊长”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六点：
一是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不高，企业进出不畅；
二是A股投资功能比较薄弱，价值投资理念较难推行；
三是缺乏做空和制约的力量；
四是政策目标频繁转移，影响市场预期；
五是中小市值股票长期估值偏高，六是监管短期行为。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今天，媒体传递信息、助推情绪的特质使其在股票市场中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和复杂，甚至可以说，媒体也已经成为了股票定价因素之一。
比如说，现在媒体报道很容易在股票市场中，在全球范围内瞬间形成一致预期。但我认为媒体不要过多报道股市的短期涨跌，这不利于股市发展，媒体报道很重要，一定要准确、客观、专业。
还有，现在市场总是说，股市为什么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为什么A股老是和GDP不太匹配？
其实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上市公司的质量总体，特别是有一部分不具备长期稳定经营能力的企业出不去，有潜力或者发展比较好的企业进不来，也不好进来。
其次，A股投资功能比较薄弱，价值投资理念很难推行，趋势投资投机成为主流。这是因为我们的换手率特别高，虽然我们有公募基金，有机构投资者，但是由于参与基金的基民也是反复赎回，使得机构投资者行为也散户化。
有统计资料显示，偏股型公募基金20年来大体的平均年回报已经达到了16%，但是多数基民享受不到，原因也是在于快进快出、频繁申赎。
所以，当A股市场中小市值股票长期估值偏高时，推进注册制很可能对原来存量高估值公司的估值进行纠正。这将对整个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也是注册制要稳妥推进、要试点的重要原因。
此外，A股市场缺乏一些做空力量的制约。做空手段是保证市场稳定发展的手段，但我们往往把它看成贬义的、负面的因素，当然，对于故意造谣的行为还是要严厉打击。
02.
“2015年股市泡沫是客观必然的”
下面，我们再谈谈大家关注的泡沫问题。
在我看来，经济转型不一定导致股市泡沫，但是股市泡沫往往发生在经济转型时期。
为什么？因为在经济转型期实体经济回报是比较低的，再加上新旧动能转换，新的增长点前景不明朗，就容易出现金融脱实向虚，助推投机热潮，催生资产泡沫。
从国际经验看，境外市场在经济转型期也时常发生资产泡沫。而从A股市场过去的经验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充裕的流动性很容易冲击资产市场的价格，导致泡沫。
从数据上看也是一样的，我国七次泡沫其实都是处于货币相对宽松的时期，期中有三次是处于经济偏快增行时期，四次是经济转型时期。
但大家要明确的是，股市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并不是股市上涨的必要前提条件，我国2015年产生股市泡沫不是孤立的，而是客观必然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2015年的股市危机是由资金杠杆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引发了投资者大面积恐慌，危急情况非同寻常。它并不存在所谓的境外势力操纵，有个别外资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也已经得到了惩处，那是另当别论的。
我相信，如果不是杠杆资金，市场本身有一种稳定机制，会趋于平衡，但在杠杆资金影响下，会加速市场的下跌，出现股市的踩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果断出手，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性风险。
而且我们救市的钱是采取市场化方式筹集，支付的也是市场化的利率，所以实际上是商业银行用了自己的资金保持了股票市场稳定，避免了自己的损失。
从现在来看，虽然政府救市资金不是为了经济效益，但救市资金采取了市场化方式，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用银行的资金挽救了银行可能的损失，算大账是划算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是最低迷的时候买，未来几年总要升值的，所以不仅中国的救市是有效益的，同样的情况美国也是有收益的，当然政府绝对不是为了经济效益。
在危急应对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工具的组合拳，多措并举，才得以平息风波，恢复社会信心和市场功能。但坦率的说，由于受到主客观限制，在处置危机过程当中，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所以我建议，要尽快完善应急处理机制，包括完善应急处置的法律规定、明确政府救市启动的标准和原则、从国家层面建立常态化危机应对机制、健全信息共享和风险监测机制、完善市场预期管理机制等等。
而且不仅是股票市场，其他的金融市场可能还会发生暴涨暴跌、大起大落的情况，这是难免的，所以，当前金融委的成立也应该更多地承担起处置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
同时，监管的分割、数据的孤岛等这些现象仍然存在，所以怎样来加快建设信息共享的机制，特别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建立风险预警模型预防系统性危机的演变，这尤为重要。
03.
我们要纠正监管当中的“父爱主义”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一定要纠正监管上的“父爱主义”，这是我们在总结历史，特别2015年就是股市风波异常波动和危机的时候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我们要深刻理解股市价格的信号，不以涨跌论，管好政府和监管有形的手，做监管应该做的事情。
而作为监管机构，第一位职责应该要明确，就是要怎么把市场发展起来，特别不要把股市涨跌作为市场发展的考核。所以类似当年我们考核的指标，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当然，特别要防范监管套利。监管的定位，就是“两维护、一促进”，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我建议推进监管转型时要实现“六个转变”：
一是监管取向从注重融资，向注重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功能均衡，更好保护中小投资者转变；二是监管重心从偏重市场规模发展，向强化监管执法，规则，结构和质量并重转变；
三是监管方法从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实施全程监管转变；
四是监管模式从碎片化、分割式监管，向共享式、功能型监管转变；
五是监管手段从单一性、强制性、封闭性，向多样性、协商性、开放性转变；
六是监管运行从透明度不够、稳定性不强，向公正、透明、严谨、高效转变。
如果回到2013年，我作为中国证监会主席会将监管者归位，做监管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要说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