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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家而言,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可以拿诺贝尔奖,但自己活不到那天。

因为从1974年开始,诺贝尔基金会规定:诺奖原则上不授予已故的人

因此,上世纪60年代由6人共同预言的“上帝粒子”,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就只颁发给活着的2人,2人平分约120万美元的奖金。

上帝粒子

动辄20多年,甚至半个世纪的验证流程,让许多科学家与诺奖失之交臂。

而漫长的等待并不总是坏的。

诺贝尔基金会就曾因太“心急”颁奖,犯下过致命错误。

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颁给了合成DDT(滴滴涕)的瑞士化学家缪勒,这成为了诺奖一生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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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勒

DDT作为一种杀虫剂,当时被认为是对人类无害,又可以高效灭虫,价格还低廉的产品。

有了诺奖的背书,DDT在20世纪50年代被捧上神坛。

使用DDT的庄稼地里,粮食大丰收,美国农场主甚至用DDT相互喷洒,欢呼庆祝。

在它被全球大面积使用后,科学家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DDT其实对人和动物有害!

喷洒DDT庆祝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要从20世纪30年代说起。

DDT未发明前,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粮食危机。

缪勒的祖国瑞士,时常因蝗虫导致庄稼地片叶无存,人民食不果腹。

蝗虫

更可怕的是,体虱、跳蚤和蚊子等有害昆虫,能作为传染病的传播媒介。

二战期间,流行性斑疹伤寒夺去了不计其数的性命,这种由立克次氏体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会以虱、蚤、等节肢动物为媒介侵入人体。

罪魁祸首,都是蚊虫和农田里的害虫。

但其实,当时已有多种杀虫剂,只不过它们要么价格昂贵,要么药效不持久,要么极容易在害虫体内产生抗药性,并且效果都一般。

效果好的杀虫剂,又对人类有害,例如砷化物砒霜

缪勒儿时的好友,就是因为误食喷洒过砷化物的蔬果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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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种对人体和环境无害,又对害虫致命,并且价格低廉,非洲人民都能用得起的杀虫剂,岂不是十全十美?

每当想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身为化学博士的缪勒,决定重拾儿时的理想,发明一种高效杀虫剂。

1935年,缪勒开始对害虫进行系统性研究,他发现昆虫和哺乳动物对于化学物质的吸收方式不同。沿着这条线索,花费了4年时间,失败了349次后,在1939年9月,缪勒找到了他理想中的杀虫剂——1,1,1-三氯-2,2-双(4-氯苯基)乙烷,也就是DDT。

DDT

但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并非缪勒,有记载在1874年维也纳的医学家奥斯玛,是第一位合成DDT的人,但当时他并没有调查此物质的化学性质,也不了解其作用和价值。

DDT的毒性机理是:透过昆虫体壁的几丁质进入虫体,抑制神经信号传导,使昆虫肌肉痉挛或过度兴奋,最终麻痹而死,类似蛇的神经性毒素。

而DDT对哺乳动物的作用效果,小到被认为无害。

1940年,DDT率先在瑞士拿到专利,瑞士政府证实了它对马铃薯甲虫和其它昆虫的有效性。

随后,DDT便在其他国家申请专利并大量生产。

DDT的发明,对害虫来说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1948年,未使用DDT的斯里兰卡,每年约有100万新增疟疾患者,开始使用DDT直到1963年,每年新增疟疾患者为18个,效果可以用震惊来形容。

1954年,美国在使用DDT后,农田的单位产量比1943年未使用DDT时提高了60%。

由于DDT价格便宜,对害虫致命,又对人体无害,它在全球使用总量超过18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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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丰收时,美国的农场主用DDT代替香槟,喷洒狂欢。

游泳时也喷点DDT,驱虫效果杠杠滴。

给森林来点DDT,杀杀害虫。

连时尚杂志的模特都用DDT作为环绕背景,证明其对人类安全无害。

在当时看来,如果人的第一生命是父母给的,那第二生命就是DDT给的,因为它解决了疾病和粮食问题。

这股狂热的追捧浪潮,成功将DDT送进了1948年诺贝尔奖的殿堂。

当人们沉浸在DDT的喜悦中时,形势却发生了180度转变。

1962年,有学者发现使用DDT后,家附近的鸟儿纷纷死亡,认为是DDT造成的,并且呼吁广大群众尽快停止使用。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发现:DDT能通过生物富集作用进入人体,确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生物富集作用

由于DDT的化学性质稳定,在自然界中难以分解,其浓度会沿着食物链向上不断递增。

经检测,DDT在湖水中的浓度为0.000003ppm,经过食物链到达鸟类体内为25pm,浓度整整提高了833万倍!

大自然的循环作用,也将DDT带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南极企鹅的血液和珠峰雪水中都能检测到DDT。

蛋壳变薄

高浓度的DDT会干扰鸟类钙的代谢,使蛋壳变薄,极少数能够顺利孵化,严重影响生殖功能和鸟类寿命。

DDT是一种亲脂疏水的有机物,对于人类而言,它进入人体内会储藏在脂肪细胞中,影响人体荷尔蒙分泌和具有杀精作用。

并且医学研究中还发现DDT对肝脏功能有影响,存在潜在威胁,甚至可能致癌。

DDT已在美国本土大面积使用,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受到的损害无法估量,美国民众掀起了一场游行抗议运动,要求全面禁止DDT。

一些科学家则认为DDT的使用应该受到严格控制,不应禁止,因为它在抗疟疾方面功效显著。

但时任美国领导人肯尼迪,考虑到民众对于反DDT的情绪高涨,为了自己下届选举的支持率,就刻意讨好民众,仅宣传DDT调查结果的负面作用,而无视积极作用。

果不其然,肯尼迪的支持率升高了。

尼克松

之后的尼克松总统,也用了同样的手法,宣布将全面停止生产和使用DDT,并呼吁其他国家禁用。

1972年,在美国带领下,全球多国开始禁用DDT,其中甚至包括深受疟疾折磨的非洲国家。

就这样,DDT从1948年获得诺奖,到1972年开始被全球多国禁用,只用了短短25年时间。

真可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然而,禁用DDT真的是最优选择吗?

禁用DDT后,非洲的疟疾死灰复燃,南非一个省的疟疾患者从8千人飙升到了4万人;斯里兰卡停用DDT后,疟疾患者一年内增长了50万人。

几十年时间里,因禁用DDT导致死亡的人数,数以千万计,比希特勒杀的人都要多。

有科学家指出,DDT能作为一种趋避剂,将蚊虫从屋内赶出,避免疾病传播。如果限制DDT的浓度和使用范围,仅在屋内少量使用,可以将疟疾的发病率降低90%。

使用得当就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疟疾患者

到了20世纪末,人们开始反思DDT给人类带来的益处。

2000年时,全球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超过100万人,绝大多数都是非洲人民。

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DDT,一年内疟疾死亡人数直接降低了50%,此后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下,非洲更多国家重新使用DDT抗击疟疾。

上图是2000年,未使用DDT时非洲疟疾的发病率。

下图是2012年,使用DDT时非洲疟疾的发病率,效果显而易见。

从发明DDT时的欢呼,到发现危害时的抗议,再到DDT拯救疟疾患者时的反思。

它是荼毒环境和动物的毒药,也是拯救疟疾患者的解药。

归根结底,错的不是DDT,而是使用它的人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