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小弟（化名）杀人的十多天前，母亲李桂英（化名）察觉他不太对劲。
那晚，她和丈夫万田（化名）坐在客厅看电视，万小弟突然冲进厨房，拿起刀要砍他自己，嘴里一边嘟囔“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万小弟持有“精神叁级残疾证”，《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Ⅱ》定义精神叁级残疾为：“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能学习新事物，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只是患者不管交流还是学习、社交能力都比一般人要差。
万小弟需要定期服药控制病情。李桂英不确定他这几天有没有吃药。
在案发的三四天前，万小弟曾经应聘过保安。他跟朋友老贾（化名）在电话里抱怨应聘失败，他还说起前几天去别的公司应聘，也因为尿酸过高被拒。
老贾和万小弟在一家公司做保安时相识，除了“不太聪明”，老贾没有发现万小弟有特别的异常，他也不知道万小弟有精神疾病。“要是像精神病，也不会在这里做事啊”，万的另一个前同事回忆，万小弟话不多，也没有和其他同事发生过冲突。
但被老贾形容为“胆小”的万小弟，在5月24日的傍晚，当街残忍地刺死了年轻的实习律师沈芸（化名）。短短15秒内，万小弟朝着沈芸捅了数十刀，沈芸随即倒在血泊之中。
万小弟目前被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批捕，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而警方暂未披露更多案情。
沈芸和万小弟的父母都称并不认识对方，此次案件与精神疾病有无关系至今是个谜团。
凶案
5月24日上午9点，万小弟出门了。
他和父母住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一处安置房小区内，因为是最小的儿子，奶奶给他取名叫小弟。
父亲万田（化名）回忆，万小弟离家时除了手机什么也没带，只说了句去铜锣湾问问情况，随后骑着电动车离开。
母亲李桂英解释说，三四天前，万小弟曾去到离家4公里外的铜锣湾广场应聘保安，对方让他回家等电话。但此后，万小弟始终没有接到电话，他决定再去问问。
这天，他特地换上了一身白色上衣、白色长裤和黑色皮鞋——上次去应聘时，万小弟穿着拖鞋，显得邋邋遢遢。与他相识四年的朋友老贾（化名）提醒他，把胡子剃干净，穿干净点再去。
应聘那天早上八点多，他曾多次打电话给许久未联系的老贾，说自己很久没找到工作，让他帮帮忙。老贾能听出来，万小弟有些绝望。
但老贾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他建议万小弟面试时穿干净些，不要怯场，“做保安就是要脸皮厚，大不了这家不要再问下一家。”
5月24日9点20分，万小弟来到铜锣湾广场，在下面等了一会便独自上楼。中午11点多，老贾主动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问他情况如何。电话里万小弟说，面试失败了。
这家公司对保安的要求之一，是身高不低于1米7，万小弟只有1米6多。
“他x的，别人都要，就不要我。”万小弟说起来有些生气，他还告诉老贾，这几天去别的公司应聘，也因尿酸过高，体检未通过。
老贾有些意外，说你运气怎么这么差？万小弟没接话头，只说了句“再联系”便挂断了电话。
这之后，万小弟去了哪，见了什么人，老贾一概不知。期间，万小弟的二哥等多次给他打电话，也是无人接听。他也没有回家。
大约六个小时后，万小弟的身影被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的一处监控探头捕捉到。
这是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宽阔道路，车辆川流不息，周边写字楼、商业综合体林立，此处往西北500米，东南一公里绵延，是南昌市西区最繁华的地带。南昌地铁一号线在这拐了个弯，上下班高峰期，凤凰中大道是通往地铁站的必经之路之一。
5月24日是一个周五，沈芸和律所其他两位年纪相仿的实习律师结束当天工作后，相约去附近的万达广场逛街，一起喝奶茶。
位于附近一处写字楼的律所到商场不过700米。视频显示，沈芸三人由南往北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聊。经过一处工地时，走在最前面的女孩不经意回过头，此时万小弟扑了上来，他从红色袋子里掏出一把刀，毫不迟疑地刺向走在中间的沈芸的颈部。沈芸倒地，万小弟也没有停手。
万小弟行凶的地点 除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沈文迪 图
工地门口的一位保安听到，万小弟口中不住地说，“刺死刺死”，连续捅了十多刀后，他立即向南跑去，期间还回头看了一眼沈芸。
沈芸所在律所的一位同事介绍，万小弟行凶后把刀扔了，躲在离事发地100米不到的一处停车场。半个小时后，他被警方抓获，而沈芸经抢救无效后去世。
沈芸同事说，万小弟杀人后躲到了附近的停车场
沈芸
照片上的沈芸看上去清秀、明亮。身高163公分的她体重90多斤，如同一位邻家少女。
事发后，沈芸的父亲把女儿的实习律师证随身带着，时不时掏出来看看照片，“心里像刀割一样的痛”，父亲说。
这是一个来自江西瑞金的四口之家。沈芸的父母早年在广东打工时相恋，沈芸出生后，父亲给她取了一个乳名，叫“粤宝”。
夫妻俩一直在汕头做工，沈父是泥瓦匠，沈母做家政，赚的都是辛苦钱。他们希望女儿毕业后当个老师，安安稳稳的，但沈芸要强，她说想做律师。毕业于厦门大学，做律师的堂姐是她的榜样。
而沈芸是他家人的骄傲。弟弟沈浩（化名）历数姐姐的过往：本科考入上饶师范学院的政治与法律学院后，为了锻炼口才，加入了辩论协会，毕业实习，她选择了当地的一家律所，作为实习律师代表上台发过言。
沈芸还一次性通过了司法考试。父亲深刻记得，沈芸给他报喜的那天，喜悦的声音。她说成绩公布的前夜，紧张的不能入睡，“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东西”。
一睁眼她就去查了成绩，得知结果后第一时间打给了父亲。通过司考，意味着她离自己的律师梦又近了一步：只要再实习一年以上，她就有机会参加考核，获得律师执业资格。她还有更多的计划，要继续报名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去年没成功，今年再努力。
好友悼念沈芸 受访者供图
沈芸的同学在朋友圈悼念好友 受访者供图
2019年春节过后，沈芸从汕头来到南昌，入职一家知名律所成为实习律师。她和朋友林玉（化名）共同租了间屋子，坐地铁上下班。林玉是另一家律所的律师，两人在同一栋写字楼工作。
职场新人沈芸整天忙的不可开支，看卷宗，看书，准备考研，连南昌有名的秋水广场音乐喷泉都没时间去。5月24日下午5点左右，她问林玉，下班后要不要一起去逛逛。林玉说手上还有点事要处理，沈芸便和两名同伴先行离开。
半个小时后，林玉离开律所，回家路上顺便买了排骨，预备晚上下厨。她不停地给沈芸发消息，但沈芸再也没有回复。
得知姐姐出事的消息时，沈浩刚抵达深圳准备入职新工作。舅舅只告诉他姐姐出车祸了，能救回来。当他晚上到机场准备飞南昌时，噩耗传来了。机场的人都看着他跪在地上哭，而他已经想不起来，那几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
沈芸的母亲在到达南昌的十多天里多次晕倒。沈浩说，母亲神情恍惚，鞋子放到眼前都不知道穿，总是念叨女儿怎么还不给她发微信。
沈家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是沈芸？他们想知道，万小弟为什么要杀人？
隐疾
73岁的万田（化名）和68岁的李桂英已经很多天没出门，80多平方米的屋子角落里堆满了杂物。李桂英说，这些都是她和万田捡来的。两人都是文盲，平时拾荒度日，每月能领到3000多元社保。
邻居说，李桂英早年曾患有精神疾病，犯病时常一个人跑出家门，衣服脱光后到处乱走。李桂英自称，她曾经看过医生，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但时间久远，已找不到病历。
万小弟上到五年级便辍学，他在十四五岁出现异常，“在家里无缘无故打我们，把他（父亲万田）关在房间里打，拿拳头砸。他跑到楼下了又追着打。”李桂英说，她也被打过，逃跑的时候摔倒了，儿子还会上来踢她。
万田身高仅150公分左右，矮小瘦弱的他一个人控制不住万小弟，李桂英跑到村委会求助，村民们把万小弟送到了江西省精神病院。
万田说，万小弟被诊断为躁狂症，住院两个多月。
“我们去医院看过他，他被关在医院房间里，手和脚都铐着，在那鬼叫，哭。”万田说，治疗一段时间后万小弟的情况有所好转，原本医生建议再住院观察一段时间，但万田说家里没钱了，就把万小弟接了回来。
万小弟的卧室
“2个月花了八九千，负担不起。”万田说，万小弟从小到大去过四五次医院，每次住院回来就不打人了，“跟他讲他打人了，他不记得”。
万田称，每个月他都要去医院给万小弟买药，每次都要花两三百块钱，“如果给钱叫他自己去买，他会花掉这个钱”。
2018年5月，万田在精神病院给儿子配药的时候，无意问了一句医生，儿子的情况是否能办残疾证，医生表示可以。
持有残疾证的人每月在开药时能获得一定补贴。
这本残疾证如今放在万田的房间里，上面贴有万小弟的照片，并显示他属于“精神叁级残疾”。《世界卫生组织残疾评定量表Ⅱ》对此定义为：
适应行为中度障碍；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可以与人进行简单交流，能表达自己的情感；能独立从事简单劳动，能学习新事物，学习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差；被动参与社交活动，偶尔能主动参与社交活动；需要环境提供部分的支持，部分生活需由他人照料。
万小弟的残疾证，写着精神三级残疾
事发的几天前，万小弟二哥的女儿来家里吃饭，二哥让孩子到桌上去吃，女儿不肯，还把碗摔了，万小弟看到后突然暴怒，上前去踢女孩。李桂英问他吃药了没，他回：吃了。
江西省精神病院开具的一张万小弟日常服用的药品清单上标注：盐酸氯丙泰片、丙戊酸钠片、氯氮平片等药物，患者一天服用两次。
万小弟的就诊卡和开药清单
万田说，万小弟一发病就睡不着觉，整天胡思乱想，需要吃药控制，但吃药效果不会立刻体现，所以万小弟觉得医生卖的是假药。药放在万田房间里，万小弟不怎么主动吃。
万小弟
案发时万小弟的精神状况目前未知，很难说他的精神病史与本案有无直接关系。毕竟，在他的前同事眼中，他“不像精神病”。
2017年3月11日至2018年5月12日，万小弟曾在离家3公里外的一处小区担任秩序员（保安）。前同事回忆他：个子不高，四方脸，话不多，看上去不太聪明，但也不像病人。
2018年5月的一天，万小弟对同事说自己准备辞职，去一家汽车公司上班。在离职表上，他写道，“因本人家中有事，不能胜任秩序部一员。”
万小弟的离职单。
万小弟和物业公司签订的两份合同显示，他履行了为期一年的第一份合同，又签了第二份合同（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工资从1530元涨到1680元。
但显然他签订合同没多久，就中断了这份工作。万小弟曾经跟父母抱怨，做保安工资太低。但仅仅在汽车公司上了一天班，万小弟就回家了。
“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什么都做不长。”万田说，万小弟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保安。在他家可以看到3家不同物业公司的工作证或体检培训合格证。
万小弟在2013年获得的体检培训合格证。
老贾就是在2015年与万小弟在保安岗位上相识的。当时保安公司让他们去派出所办保安证，万小弟办不了，“主管说他有精神病，我不相信，以为主管想欺负他把他赶走。然后我就问他咯，你是不是有精神病？他说，他x的，都是胡说八道。”
老贾记得，万小弟还在一家市场里搬过几年货，有个搞批发的老板照顾他，他没事就去那边打零工，4300元一个月，“最近天热了，他就不想去”。
他身边的人努力搜索关于他的印象，都是一些琐碎而模糊的片段。
他似乎喜欢抽烟，有钱了就去“摸奖”。住的小区门口有一家彩票店，店主说，两年前万小弟经常来这买“刮刮乐”，“刮刮乐”面值从2元到20元都有，但万小弟只买2元的，他也中过奖，近两年来得很少。
店里有认识他的人，说他“不发病就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万小弟的微信头像。
32岁的万小弟没有结婚。2016年左右，老贾有次和万小弟经过一家快递店，跟一个大姐聊天，说这个小伙子蛮老实的，家里有房子，住在红谷滩新区，要是有乡下的（单身女孩），可以给他介绍。
后来大姐介绍来一个姑娘，但老贾评价她不靠谱。“老问他要钱，一百两百的。后来那个女的说爸妈病了问他要一千块钱，他就问我借，我说不要给她。”为了这事，老贾骂过万小弟，“男人不像男人，离了女人不能活吗？”
老贾知道，以万小弟的条件，很难找到老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谈，叫他去死他都愿意。”
“他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内向且胆小，被人家骂了就这样……”老贾边说边模仿万小弟，身子往侧后方蜷缩，头往下低，不敢直视前方。
李桂英回忆，万小弟17、18岁时，曾去到奉新县，说当学徒，其实就是端盘子、打扫卫生，一个月100块钱。等干完第一个月，有个人把他的100元抢走，说给他买瓶酒，这100元就归我了。万不愿意，说自己不会喝酒，对方非要把酒给他喝，他醉得躺在大街上，被老板找了一些人拖了回来。
他对外人的反应似乎很敏感。万田说，以前村子还没拆迁的时候，村里人都知道儿子有病，不管他发没发病，看到他都躲着走。“他回来说村里人瞧不起他，我们也很难过。”
还有一次他去医院配药，和医生发生了冲突。“可能因为没有那个药，医生没搭理他，他就觉得医生看不起他，把医生的垃圾桶踢翻了。”万田说，儿子回家说起这件事时显得很生气。
万田对这个小儿子很无奈：没工作时，父母每月给他一点钱零用。在家他就坐着玩手机，看电视里的人打桌球，然后吃饭、玩手机、睡觉。
“没什么朋友，也没女朋友，想找，找不到。”万田夫妇会念叨他，“你都这么大了，还不如3岁小孩，3岁小孩都听话，你不听。”
万小弟“清醒时”会挨着万田坐，“说爸爸你都70多岁了，不要干活了，我养你。我说你拿什么养我，你一块两块的拿的出来吗？”万田回忆。
万小弟曾向老贾抱怨，父母总骂他，“最恨父母”。尽管万田解释，多数时候他们夫妻都是让着儿子。
万小弟埋怨父母，出去拾荒把垃圾都堆在家里，害得他找不到女朋友，找到了也不敢带回来。老贾算是万小弟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三年前他被一个女孩忽悠两句就花800块买了一个杂牌手机，三天就坏了。后来他拿去换，被人赶出来了，人家说只能修。”
当时老贾跟店里的人说，他（万小弟）做保安的，家里穷的很，你别赚这种人的钱。对方这才罢休。
这也是老贾唯一一次看到万小弟生气。老板对他说，万小弟发毛冲进去，冲着自己吼，说要砸店，老板这才叫人把他轰出去。老贾感叹，“他发起毛来是挺狂躁的”。
尾声
在等待万小弟精神病司法鉴定结果的十多天里，沈家人反复在问，如果他真的有病，“女儿是不是就白死了？”
6月14日，他们向记者透露，鉴定结果出来了，万小弟在作案时“是正常的”，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警方证实。
沈芸的父亲常常在深夜惊醒，他恍惚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场噩梦，女儿还活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