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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阿旺在香港(SEUHKUY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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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in ■
刚到香港时，一次夜间去麦当劳，看到很多睡倒在麦当劳沙发上的老年人，心里觉得很诧异，于是开始留意香港养老情况，觉得蛮值得说，所以在此分享一下粗浅感受，若有不当，敬请忽略。
（全文约5000字 阅读约13分钟）
引子 广场舞者
“只要我广场舞的舞步足够快，那么寂寞就追不上我”
80、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香港的TVB吹进了大陆，掀起港剧浪潮。
多年过后，似乎是一种轮回，内地的很多电视剧、综艺也在香港风靡起来，而内地中老年标志性的广场舞文化现也已传到了香港。
香港，弹丸之地，却寸土寸金，广场二字略显金贵，但不妨碍其以迅雷之势，漫布全港，屯门市镇公园、大埔海滨公园等等，都为舞林门派切磋之地。
刘阿姨今年64，做了大半辈子公司文员，老公于中年离异，孩子目前朝九晚十。
她是西环码头的常客，同姐妹们来这里跳舞也已为习惯，是她为数不多的消遣之一。
『平时在家太无聊了，来跳下操可以舒展筋骨，有益身体健康，跳完我们就回去做饭做家务』
根据联合国2018年发布的《世界人口状况调查报告》，香港女性平均寿命87岁，男性平均寿命81岁，是全球人均寿命最长的地方。自然，锻炼身体定是像刘阿姨这样的香港广场舞者们的首要关注点。
香港的长寿，使64岁的刘阿姨是她姐妹团里最小的一个，也使这样的老年团体，诸如太极拳、爬山、唱剧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团体的平均年龄，也基本都在60左右。
按联合国标准，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即算人口老龄化。
香港，这个数字是17.13%。
一 老年之殇
麦当劳难民
麦当劳，快餐店。
孩子们排队点餐，唠嗑打趣，赶赶作业，撩撩初恋。
西装革履上班族，左手机，右汉堡，享受着快餐的便捷。
无论昼夜，如此画面在内地麦当劳我们已司空见惯。
但在香港，倒是要多出一副画面。
深夜，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这样一个本是给夜晚饥饿之人提供果腹之食、用餐之所的地方，数量惊人的老人们侧躺在沙发上，趴着桌子上，耷拉的脑袋背靠着椅子上，如果不是他们身边可能是其全部身家的行李提醒着你，他们住在这儿，你甚至以为他们仅仅是在午休小憩。
『2015年10月，香港一家麦当劳餐厅发现伏尸，死者是五、六十岁妇人，发现她时她已死去一短时间』
他们即常说的，『麦当劳难民』。
他们长期以麦当劳为留宿地点，因为这里能伸展身子，没有虫子，环境干净，还有空调，还有关键的一点-这里不用交租金与水电。
大多留宿之人，为老人，不少为65岁以上。
香港，世界贫富差最大地方之一，700多万人口，五分之一贫困，而在120万老人中，有三分之一皆在贫困线下。
这里高耸的房价令经济困难家庭望而却步，无房的人轮候政府公屋（类似保障房）又及其漫长，现今一般家庭的公屋轮候时间也已长达5.5年。
为此，创新无处不在。
有将住宅分割成数个更小空间的「劏房」亦或『棺材房』。
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棺材房』价格定会便宜，至少让贫困人口能够有地住。
非也。
『在香港，租金最高的不是中环，不是山顶豪宅，而是全港十八区最贫穷的——深水埗』
这样连1.4平方米不到的地方，平均每月的租金也要1600-3200人民币。
贫困的老人们面对昂贵的租金，恶劣的环境，滥收的水电，麦当劳是什么，是天堂；尊严是什么，是活着。
截至2018年底，香港「麦难民」人数创6年新高，5年內已经增加近7倍。
约70%为老年人。
拾荒者
晚上十二点的香港。
佝偻的背影，沉重的步伐，弱小的身躯，发皱的皮肤，堆积捆绑起来几乎比她自己更大的纸壳废物。
一步，一步，前行着。就好像这下一步，她就要倒下。
她们是香港的拾荒者群体。
『香港拾荒者约8成为60岁以上老人，当中约6成是独居或两老同住，甚至有高至96岁的拾荒者』
拾荒者每月平均收入仅为716元。
即使加上了政府津貼，约6成拾荒者每月收入依然少于5000元。
她们一般从早6点会一直活动到晚上12点，却承担着香港20%的废纸回收量。
很难想象，香港这样一个以高收入闻名的地方，依然有人为了几十块而忙活一整天。
和香港上岁数的人聊天，聊到工作，时常都会听他们提起：
『停手停口』
即一旦他们停止干活，那么可能最基本的吃，也难保障。
全港仍有7500名70岁以上高龄司机在职。
二 老人潮之源
婴儿潮与新移民
抗战初期，香港并未受太多太多影响，数十万内地人逃难而来。
人口由1936年的不足100萬增加至1941年前的160萬。
1941年12月7日，日军从深圳进攻香港，一月内，香港沦陷。
日军高压統治下，不少香港人又选择逃往内地，5年间人口骤减至65万。
直达二战结束后，20世纪50年代，香港恢复和平，居民回流，至战前高峰155万左右。
从战后节点开始，香港的人口开始了疯狂增长模式。
战时被压抑的生育需求被充分释放，香港迎来了一波巨量的婴儿潮。
建国后，共产党带领中国从封闭落后走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一路走来也有过稍许波折，50年代末的大饥荒、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80年代的《中英联合声明》等，每一次的时局动荡，都刺激不少新的移民从内地涌入香港。
汹涌人潮为香港带來了廉价的人力资源、资金和技术，很大程度帮助了那段时期香港的工业发展。
从战后至1999年，香港人口从155万激增到了684万。
4.41倍。
几十年后，他们的一部分成为了广场的舞者、麦当劳的难民、街道上的拾荒者。
三 扶不起的生育率
20世纪下半叶，香港广泛接受着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婚姻是两个人的，是自由的，是否养育后代，也跟传宗接代的责任渐渐远离。
高昂的居住成本，教育成本，时间成本也似乎比常规避孕工具更加有效。
『男女平等』也基本深入人心，女性教育水平极大提高，她们也主动越來越多选择不生育，注重自主的事业发展。
农耕时代「养儿防老」的想法，也随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人口上，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达到世代更替（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水平，其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
而香港已经30多年低于此水平，甚至低于老龄化大国-日本。
香港17年生育率仅为1.19。
远远跟不上进入老龄化人口的增长速度。
四 贫困之源
去工业化与劳工边缘化
1978，改革开放，影响世界发展进程的一次伟大举措。
而彼时的香港，随着生产成本急增，香港的对制造业的吸引力渐渐变小，恰逢改革开放，内地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及低廉的土地资源，大量港商带着资金和技术到內地寻找机遇，大部分制造业将生产转移内地，珠三角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工厂」。
而香港的这场去工业化，导致了本地海量的制造业工人失业，也是香港贫富差距恶化的结构性原因。
1986，制造业的工作人口94万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35.8%)
1996，制造业的工作人口57万多人(佔全港工作人口18.9%)，
裁员、关厂、失业、开工不足、提早退休。
十年间制造业，三十七万多人出局。
制造业的体力劳工受到最大影响。
同在80年代，香港很多行业的雇主为減低及逃避劳工法例的开支，试图尽可能多的割断与劳工的雇佣关系。一项业务，以承包的形式交给其他人，关系就由雇员改为商业伙伴，而免去诸多开支。
由于承包竞标的原则是「价低者得」，因此承包者们往往要压迫手下劳工成本，才有活干。
毫无疑问，这些员工的薪酬、福利、工作条件大幅低于以前。
这样的经济转型也为香港成为国际金融大都市做好了铺垫，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就业，但都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等方面，利得者大多是高教育水平的专业人员、管理、行政人员。
为此，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刹不住的房租
香港八十年代开始出现地产泡沫，房价、租金飙升，低收入住戶的负担大大加重。
一组香港调查数据显示在94/95年的食物支出与89/90年比较，五年间增幅是41%，低与同期通胀的57%; 但房屋支出却剧增122%，是通胀两倍。
对于大量经济较弱的私人楼宇住戶，当时的房屋占总支出比例是48%，为收入的一大部分。
而住房的需求是刚性的，意味着他们仅能压缩其他方面的开支，诸如食物，教育等等方面来勉强维生，不然，糊口都是问题。
而对能够买房的人，及其幸运的，搭上了这趟车，不，应该是高铁。
香港的房地产泡沫再一次撕扯大了贫者与富者的差距。
五 风雨飘摇的保障体系
综援与生果金
香港一直以来在实行的有两项养老保障：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与高龄津贴。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制度（综援）
这个制度类似于内地低保制度，为贫穷的老人提供最基本的收入保障，比如单身的健全合资格老人（65岁以上）每月可领取3585港币（2019年）的标准金额，目前大约有49 万名老人享受此福利，但一名健全老人要维持基本生活开支，每月的基本预算也得4000元左右。
申请综援，需要子女提供申明书不能抚养父母，有些子女甚至有能力，也不愿意供养，基于道德压力和面子问题，不少子女并不愿意协助自己父母做出具申明。
且香港社会有人会认为领取综援的人，是社会的负担，这给申领综援的人也造成了心理上的负担。很多的确是有经济需要的人，也不愿意申领
2010年有过的一项调查显示，全港33万老人有资格申请综援，但是有40%未领取。
高龄津贴
香港的高龄津贴（生果金）每月将派发合资格老人1345港币。
自然，『生果金』顾名思义，『给老年人买水果的钱』，在高昂生活成本的香港，这些钱相当微薄，对维持生活需要是杯水车薪。
尚未成熟的强积金
香港从2000年，开始实行强制性公积金，即老板出雇员工资的5%、雇员自己出5%，存入个人账户中，由指定有资质的投资公司來管理这笔资产，等到65岁，一次性支取本利，作为退休养老用。
但是强积金最后有多少，取决于之前供了多少，所以对于之前贫穷人群，退休后领取的强积金基本是是在老年延续其贫穷状况。
且强积金是将这笔钱交给外部投资机构管理，那最终退休拿到的金额，亦面临着市场波动的风险。
强积金需要长时间（如30年）的储蓄和积累，才能有明显的退休保障效果。2000推行的强积金，2000年以前退休的人群，包括2000年后10年、20年的人群可能也不能通过这项计划得到很好的退休保障。
而未来二十年后，正是香港老龄化最为沉重的时候，预计每三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是超过65岁的老人。
望眼欲穿的安老床位
香港60以上老人中，近六成是独居，缺乏亲人照顾，而且本身大多带有慢性病，甚至行动不便，独居危险重重，急需入住带有护理的安老中心。
但是在居住资源紧缺、人力成本昂贵、未有足够养老用地供给的香港，安老服务短缺的问题长久存在。
香港规划署在08年取消了《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中以人口设定安老服务的规划安排，到2018年的十年间，新增安老设施的规划严重脱离实际需求。
到如今公营安老床位轮候时长达38个月，私营床位亦需要轮候10个月。
2018年已有超过6,000名老人在轮候中离世。
有报道描述为是真正的「等到死」。
广东计划与福建计划
2013年，为了能够缓解香港养老院舍及各种设施服务、人手不足的情况，『广东计划』诞生。
计划容许移居广东且符合资格的香港老人无须达到每年在香港居住60天的要求，便可领取高龄津贴（生活金）等香港福利。
以此来鼓励香港的老年人前往内地养老，分摊香港社会的养老压力。
2018年，在『广东计划』的成功下，政府进一步推出了『福建计划』，将移居福建的香港老人也纳入了福利范围。
目前香港老人在内地养老的约有11万人，基本集中在珠三角。
在现行两个计划下，约19,000名在广东省及约1,400名在福建省生活的香港老人想收到了综援与生果金。
让大湾区来承接香港的老人，不失为一个好的举措，但是还有长路要走。
比如原本老人们在香港能够享受到的一些免费医疗项目，到了内地之后，却只能自掏腰包，内地的医疗成本以及物价也日益升高，对于一些经济情况较差的老人，也许还需要回港就医，甚至索性直接返港居住。
周而复始，落叶归根，当初大量从广东、福建等地，移民到香港谋生的那批年轻人，在时光的隧道中，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的地方『谋生』，可惜韶华不在，已是银发斑斑。
香港养老借力大湾区之路，任重而依旧道远。
六 总结
战后的婴儿潮与新移民，给香港带来了充沛、年轻、廉价的劳动力，大大助力了香港在战后的工业化繁荣发展。
而香港在80年代左右开始发生的从制造业向金融贸易方向的经济结构转移，包括劳工的边缘化运动，使得大量的制造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工失业，或原有工资、保障、福利大大削弱。
而原有教育层次较高或已经掌握优质资源的阶层，获利颇丰。
就此大量贫困人口产生，同时刺激了香港贫富差距的拉大。
而从80年代开始的香港房地产投机或投资狂热，原有的贫困阶层在高耸的房价和租金面前不堪一击，无异于火上浇油。
同时个人主义的盛行，生育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男女平等思想的传播等等，都使得香港的生育率一跌再跌，老龄化势不可挡。
时间的战车往前毫不留情的推进，新生人口在递减，而这些在婴儿潮与新移民中当初汹涌而来的年轻人，也正化作汹涌的老人潮，奔涌而来，直冲向香港这几十年以来孱弱的养老保障体制。
越来越多的香港大龄广场舞者；
在麦当劳的寂静中逝去的露宿老人；
似乎随时就要倒下的伛偻的拾荒老者；
有了综援，有了生果金，但杯水车薪；
有了强积金，但未来二十年仍有大量老人得不到充实覆盖；
有了广东计划，有了福建计划，但依旧路漫漫而修远兮。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养老，千古不变话题，千万人利益福祉。
香港养老未来会是如何？
老年时像青年时一样高高兴兴吧！
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晨歌；
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
——康德
阿旺
贵州遵义人
东南大学 工学学士
香港大学 地产硕士
扯淡工程及其自动化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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