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清朝末年的奢侈腐败的高官，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庆亲王奕劻。奕劻确实很贪，有“晚清第一贪官”的称号。其实，除了奕劻，另一位晚清重臣也是奢侈腐败的典型，此人就是那桐。和奕劻相比，那桐的知名度略低，熟悉他的人不多。
那桐姓叶赫那拉，满洲内务府镶黄旗人，出身官宦世家。和很多满人不学无术不同，那桐在旗人里算是有学问的。他字琴轩，从小就肯用功读书，曾在光绪十一年参加顺天乡试时中过举人。在旗人中，不说凤毛麟角，也是不多见的。加之他办事能力强，为人圆融，所以仕途非常顺利。从低级京官做起，一路升迁至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同时还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并负责管理工巡局事务。是大清朝最后的最重要的大臣之一。
01、那桐的生活到底有多奢侈？
从底层做起，又长期身居高位，这使得那桐在风雨飘摇的晚清时期能保持奢华的生活。
那桐的生活到底奢侈到什么程度呢？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他的奢侈，咱们分条缕析地来盘点一下：
一、住豪宅
那桐的豪宅位于金鱼胡同，这座宅邸始建于光绪十二年，也就是他中举人的第二年，经过多次扩建而成。这是一座横向并联七跨大院落的庞大宅院，总占地面积达到罕见的25亩之多。整个宅院约有300多间房屋，几乎占了半条胡同。豪宅里的“那家花园”以“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是清末民初达官显贵的聚会之地，在很多文人的笔记中都有提及。
二、玩洋物
晚清达官显贵都以能玩洋物为荣，甚至成为是否处于上流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那桐对西洋玩意儿非常痴迷，他和那些用洋玩意儿装点门户的官员不同，他是把洋物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摆几样自鸣钟、钢琴等已经是稀松平常，那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洋物，他家全都有。
比如照相：那桐非常“臭美”，经常要拍照，个人照、家庭聚会照、外出活动照等等一应俱全，已经达到了无事不拍的地步。后来，拍照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兴趣，他又开始用胶片录像，当时称为“录胶片”。要知道，这可是非常烧钱的爱好。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普通官员是根本承担不起的。
除了照相，那桐还在宅邸安装了电话，经常带着家人去吃西餐，甚至还买了汽车。如此奢侈的生活，在当时的高官中也不多见。
三、家庭宴请
晚清时期，宴请是官员的必备项目。但是像那桐那样频繁的，并不多见。那桐喜欢写日记，生平留下了一部《那桐日记》。从他的日记中看，那桐几乎每天都在赴宴、宴请、听曲中度过。比如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宴请别和自己赴宴的天数竟多大19天。
那家宴请，可不光是吃饭那么简单，还要唱戏，往往一唱就是三四天。那家的戏台，其富丽精致在京城的府邸中也不多见。当时，京城的各大戏班经常出入那府、京城的各大名角都是哪家的座上客。这些宴请，花出去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除了喝酒听戏这些摆得上台面的活动外，还有些更加私密的活动。男人的酒局，怎么可能没有美女呢？于是，招歌妓就成了那桐和他的“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像“晚约伦贝子、傅小峰晚饭，招宝金、宝玉两个妓”的记载，在《那桐日记》里比比皆是。
02、那桐的收入来源
以上三项是那桐的日常生活开支，每天都在进行的。除了这些日常生活开支外，那桐的那些奢侈品更是多得数不胜数，珍珠玉石、玛瑙翡翠、文玩古籍、珍稀字画等等不胜枚举。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开支，光工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桐都靠哪些方式生财呢？大致上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巨额的灰色收入。那桐自入仕以来，无论是中下级京官还是后来的朝廷重臣，其所在部门都是油水很足的部门，可以捞得巨大的灰色收入。比如早年的“钱法堂事务主事”、“贵州司掌印”、“户部山东司主事”等等，这些部门都和经济、钱物相关，自然能捞到很多油水。后来升任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等，灰色收入之巨大就更不用说了。
二、贪污所得。刚刚说的第一块是“灰色收入”，也就是说这部分收入并非是个人贪腐所得，而是因为当时的所谓“陋规”造成。而那桐生财的第二条路子，就是贪污腐败。晚清的那些高官，很少有不贪腐的。奕劻自然不在话下，那桐的贪名也是“闻名京师”。同为满人高官的载涛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就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那桐担任户部尚书期间，兼管大清银库，在这个职位上，灰色收入已经非常巨大了，但是以那桐的秉性，自然不会满足于灰色收入，他稍做手脚，瞬间就有大笔银子流入自己的腰包。
三、经营当铺。那桐久在京师任职，对生财之道当然是了然于胸。他自己是不会公开开当铺的，都是入股，与人合作，自己在幕后操纵。他在日记中曾记录，他在京城繁华地段有多家当铺，这些当铺每年都会给他创造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一部分被他用于贿赂朝廷的官员，用作他仕途升迁的“资本”，另一部分则用于维持日常的奢华生活。
以上三项“常规收益”，已经足够让他成为晚清巨富，除了这三项外，那桐还有很多非常规性收入，比如接受下级官员的贿赂和各种宴会的礼金、礼物、买卖土地等等。正是这些巨额财富，让他得以维持日常的奢华生活。
03、国之将破却仍旧歌舞升平
从《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朝已是一堆腐朽破烂的木头，4.5亿两白银的赔款压得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几乎喘不过气。但是国运的衰落丝毫没有影响那桐的心情和他歌舞升平的生活。“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孙燕京《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
那桐写日记，前后坚持了36年。在这本90多万字的日记里，他绝少出现失望、反思、心灰意冷等负面心情。相反，他的日记里都是兴致勃勃、心满意足的高兴劲儿，并且几乎没有反思过国家、民族的命运。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他只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的官僚，而非关注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政治家；他是大清的蛀虫而非国家的脊梁。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那桐前往天津，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盖了栋德式楼房，一家人迁居天津。但是仍旧时常回北京的金鱼胡同居住。这年7月，那桐患中风，身体日渐衰老，病重的时候连日记都不能坚持写，而要别人代为书写。1925年，那桐病死在北京金鱼胡同居所内，享年六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