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月，法国西部的鲁瓦扬举行了一场女子拳击比赛。伊朗女拳手萨达夫-哈德姆在第三回合行将结束时，以连续的右勾拳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当裁判最终宣布哈德姆以点数取胜，观众们纷纷起立欢呼。她的对手，东道主安妮-肖文也大度地与她拥抱。
这是伊朗第一位女性拳手在世人面前亮相，胜利更是让哈德姆收获了一个完美的夜晚。
当不戴头巾、和其他拳手一样身着运动背心和短裤的哈德姆高举双拳庆祝胜利时，比斯开湾旁的海滨小城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但在伊朗国内，哈德姆和她的教练，法国伊朗双国籍的马赫雅-蒙西普不但没被视作民族骄傲，师徒二人甚至不敢回国，因为他们可能遭到拘捕。
哈德姆的所作所为，与这个伊斯兰国家严苛的教义是严重相违的！
“我在法国打了一场完全合法的拳击比赛。身着T恤短裤在全世界眼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我却触犯了我们国家的法律。我不戴头巾，还有个男教练，在一些人眼里简直十恶不赦。”哈德姆接受《队报》采访时如是说。
1979年以来，伊朗对本国妇女的着装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女子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禁止穿短袖短裤。哪怕女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也必须以长衣长裤示人，且必须头裹纱巾。
更夸张的是，伊朗电视台在报道体育赛事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女运动员都得打上马赛克。
那些群众基础深厚的男子传统热门项目，如足球、摔跤、举重等，女性甚至连边儿都不能沾。
直到去年十月，女子才被允许进场观看男子足球赛。而在去年夏天的俄罗斯世界杯上，很多伊朗美女都是冒着回国被逮捕的风险，进场支持自己的国家队。
哈德姆从四年前开始练习拳击。由于公开的拳击训练设施都是男子专用，她只能找条件较差的私人健身场馆训练。
热爱拳击的伊朗姑娘们，只能溜到邻国土耳其，打一些既没有医疗保障、也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下拳赛。
2017年，哈德姆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蒙西普，后者当时回到伊朗做推广活动。一次公开训练课后，很多人联系了蒙西普，其中包括哈德姆。
“她从社交媒体联系我，想让我帮她举办一场拳赛，但当时根本没可能。几个月前伊朗政府才对女子拳击开了绿灯，我们第一时间做了问询和申请，但我们发现这依然很难实现。”蒙西普后来回忆道。
原来，尽管当局不再限制女子从事拳击运动，但政策规定女拳手必须包裹得严严实实，裁判和观众也必须是清一色女性。
相比过去，这已经算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哈德姆来说，这并不是她想要的拳击比赛。最终，蒙西普说服法国体育部，将哈德姆带到了法国。
在法国，哈德姆第一次在一群男选手中间训练。训练结束时她忍不住泪崩，百感交集。
“这一刻我已等得太久太久，”哈德姆对路透社谈道，“我希望自己的第一战可以打破政策壁垒，在伊朗的拳击历史上尽力书写自己的名字。在伊朗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热爱拳击）的女性，我为她们而战。”
但事实真的如她所盼望的那么简单么？
头巾和罩袍，保护or禁锢？
如果读过《古兰经》就会知道，安拉从未明文教诲女性一定要戴头巾。
《古兰经》24章31节说道：“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私处，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纱巾遮住胸膛，除非对她们的丈夫……”原意只是约定女性应遮蔽胸部和私处，与世界各地的文化并无差异。
戴头巾或面纱，其实是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主要是为了抵御沙漠里的强烈日照和风沙。
可后世的穆斯林翻译家根据自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将“纱巾”翻译成头巾或面纱，并把阿拉伯民族的习俗嵌入宗教教义中。
这样的解读，把原本普世性的伊斯兰教信仰变得民族化、狭隘化，加之与基督教世界长达一千年的对抗，使得穆斯林群体中出现了极端保守势力。
二战后，巴列维国王通过美国获得巨额经济援助，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不但积极促进农业和制造业发展，还移风易俗，摘去女性的面纱，提高妇女社会地位，顺便把宗教领袖直接流放到伊拉克。
那时的伊朗，民风相当开放。那时伊朗女性的打扮与西方国家无疑，时髦、靓丽、性感。
波斯湾的海滩上，随处可见穿着比基尼的伊朗姑娘，德黑兰更是享有“中东小巴黎”的美誉。
不但穿衣搭配可以随心所欲，伊朗女性还享有投票权、教育权，女经理、女法官、女议员甚至女部长都出现在当时的社会里。
但王室的专制和腐败最终让他们失去了民心，宗教集团通过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夺回了政权。大教长霍梅尼掌权后宣布，“妇女不应裸露羞体，她们必须戴面纱”。
羞体指的是除手、足、脸之外的身体一切部位，女性一旦露出，便会诱惑出世间的罪恶，因此都必须遮盖起来。
德黑兰的萨迪广场东面竖立着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着两支棒棒糖：左边的一支包裹着糖纸，周围的苍蝇飞而不落；右边的一支则剥开了糖纸，苍蝇密密麻麻地爬在上面。广告的含义不言自明。
“政府总用‘保护女性权益’的官方口吻强调头巾的必要性，但真正应当受到指责和自我反省的，难道不是那群‘苍蝇’吗？”一位伊朗航空的空姐道出了新时代伊朗女性的心声。
这位名叫娜丝琳的空姐揭露，从伊朗飞往土耳其的航班上，就能很容易看出伊朗女性是不是出于自愿佩戴头巾。
尽管在理论上，直到飞离伊朗境内之前，伊朗女性仍必须保持佩戴头巾，可绝大多数人在自己座位上坐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头巾摘下塞进包里。
有一次，飞机上一名小女孩疑惑大家为何纷纷摘下头巾，她的妈妈回答道：“那是因为我们要去土耳其啦，宝贝！那里可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穿多or穿少，夹缝中的尴尬
伦敦奥运会上，沙特派出史上首名女运动员，16岁的沙赫卡尼，出征78公斤级柔道比赛。
尽管首战便被对手一本淘汰，但沙赫卡尼对于出现在奥运赛场已经感到满意。“能够代表我的国家参赛，我感到非常激动和自豪。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重要机会。”
外界将此视为沙特这个保守的伊斯兰国为男女平等做出的努力，但沙特国内的舆论却没那么有善意。哪怕沙赫卡尼头裹纱巾参赛，保守人士仍不能接受，甚至有人在推特上公开辱骂为她为“妓女”。
沙赫卡尼的父亲对此非常愤怒，要对辱骂者进行起诉，可惜并未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里约奥运会上，美国队获得女子佩剑团体铜牌，团队成员、穆斯林选手伊布蒂哈-穆罕默德声名鹊起。
《时代》杂志将她列入了“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希拉里在总统竞选期间也在推特上发布了她的推文；她的肖像被作为原型打造了新款的芭比娃娃。
女性、黑人、穆斯林，这些敏感的标签叠加在伊布蒂哈-穆罕默德身上，让她成为了一个文化标志，也成为了一位体育大使。与伊斯兰国家的女选手相比，伊布蒂哈无疑幸运得多。但她在采访和书中，也曾谈起一路走来的艰辛。
伊布蒂哈走上击剑之路，本身就是对宗教的妥协。“其他人会盯着我看，我的肤色、宗教信仰可能别人觉得不舒服；我想从事一个不必露出身体的运动，这样就不会跟其他人不一样了。”
而进入击剑队后，队友们也会表露出对她的排斥，比如故意“忘记”通知她团队练习，或是问她诸如“你用魔毯祈祷吗”这样愚蠢又冒犯的问题。
奥运会前后，她甚至不止一次收到过来自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伊布蒂哈多次谈到，希望自己的影响力，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接纳女性穆斯林运动员群体。
对于越来越多穆斯林女性出现在国际赛场，世界对她们是持欢迎态度的。
里约奥运会上，埃及的沙滩女排组合娜达-米亚瓦和多拉-艾格布什用头巾和长衣长裤将全身上下包裹得密不透风，与身着比基尼的其他选手形成了鲜明对比，被网友戏称为“比基尼清流中的一股泥石流”。
据称，二人并非被迫，而是出于信仰自愿如此穿着。艾格布什告诉记者：“我已经戴了十年头巾了，但这并不妨碍我做我喜欢的事，沙滩排球就是其中之一。当我看到埃及的国旗在这场这么多国家参与的狂欢中缓缓升起，我感到非常骄傲。”
尽管国际排联曾对沙滩排球的运动服大小有过限制，但发言人理查德-贝克还是正面评论的两位埃及选手。“周日晚上开始的沙滩排球比赛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的多样性。”
的确，根据奥林匹克宪章，“任何种族、宗教、政治、性别的歧视都不容于奥林匹克运动”。但反对声音总是难以避免的，而其中最大的反对声，偏偏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
保守的穆斯林女性通过推特对两位沙排选手发起抗议，“#奥运会上的女性不代表我们”的标签被转发超过十万次。
而另一些世俗化的穆斯林，则嘲笑她们太过保守。“都9102年了，怎么还穿那么多打比赛？”
而伊朗妇女纳菲兹的言论就代表着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在她眼中，头巾就像衣物一样，而露出头发就与裸露身体一样令人羞耻。
“女人长大了就是要戴头巾的，如果不戴头巾，万一惹来麻烦怎么办？如果谁都可以不戴头巾的话，我们与那些堕落的西方国家还有什么区别！”
相比西方的反穆斯林群体的攻击，也许内部的骂声让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女选手们更加难过。
其实，比起应不应该戴头巾，新时代的女性穆斯林更关心的，是女性有没有选择“戴”或“不戴”这项权利。
她们希望戴头巾是出于发自内心的信仰，而非政府或者男人的强迫。小小一方头巾，已逐渐成为女性穆斯林男女平权、追求独立自主的象征。
正如英国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假借伏尔泰之口说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女性穆斯林并不需要外力强制她们一刀切似的摘下或戴上头巾，每个人的选择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
作者：谢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