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22日，大连市中华青年会同学会主办了大连市民冬季足球比赛大会。这也是日本投降后全市举行的第一次大型足球比赛。组织者中华青年会同学会建立于同年12月18日，会长韩纲勋，副会长张仁术，体育工作由张仁术、王七贤负责组织。在这次冬季足球比赛中，中华、中青、育英、韩联、三青五支队伍进行了角逐，中青队夺得冠军，让人遥想起中青队当年的风采。
1946年8月18日至9月8日，中华青年会同学会又组织了庆祝“八·一五”、"九·三”胜利球类比赛大会，参加足球比赛的球队增加到23支，老牌劲旅隆华队夺冠，中青队和船渠队分获二、三名。另外一支老牌球队华青再尝冠军的滋味是在1948年9月17日举行的首届关东运动会上。这次运动会后来被视为大连市第一届运动会，共有56个单位、91个队、2700多人参加。竞赛项目有田径越野跑、足球、篮球、排球、自行车和举重等七个大项。足球比赛一如既往地备受青睐，三万多名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华青队与青联队(原中青队)的决战。两支旗鼓相当的队伍激战90分钟，依然不分胜负，只好延时30分钟。华青队抓住机会，猛打猛冲，终以一球小胜。然而等待华青队的却并非好消息。这次比赛后，为提倡和扶助职工业余足球的发展，市政府对全市体育团体进行了登记，清理私人体育组织，并改变竞赛制度市级竞赛只限基层单位代表队参加。华青队作为社会上自发成立的球队，自然在解散之列。华青队虽然解散了，但是更多的球队组建起来。大连足坛出现了群雄逐鹿的热闹景象。在1949年9月举办的球类比赛中，参加足球角逐的球队已经达19支，他们是：海港队、造船队、铁路队、贸易队、大华队、大钢队、铁流队、师联队、市府队、工矿队、远电队、金纺队、水道队、大纺队、大运队、大碱队、石油队、油脂队、渔业队，真正组成了各部门足球队的大合唱。当然，这只是在赛场上亮相的球队。据刘功成《大连工人运动史》一书统计，到1949年底大连全市的工会足球队共有67支，这在当时实在不是个小数目。
40年代中后期的大连足坛处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雄涿鹿的热闹景象，然而真正能执牛耳的只有两支超级劲旅。其一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大连造船厂足球队，叱咤大连足坛十数载之久；而能与之抗衡的就是风云一时的大连日报社足球队。大连日报社的足球活动，是从印刷工人开始的。20年代初由印刷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印联队就已经在大连小有名气。大连日报社印刷厂的于邦富、滕开君等，当时都是印联队的队员。大连日报社印刷厂的前身，是日文报纸大连日日新闻(包括《满洲日日新闻》)的印刷厂，当时工人脚痒了想踢足球都得偷偷摸摸的，因为日本老板不让。解放后踢球的工人多了起来。1946年5月中旬，报社机关(当时叫《人民呼声报》)与印刷厂迁到一起，随即组织了一次以科室、车间为单位的足球赛。秘书室主任许超别出心裁地从地下室翻出一个不知是铜做的还是铁做的旧杯，鑲上玻璃，充当奖品。别看奖杯不起眼儿，每个队的队员都在场上拼力厮杀，为这个说不清来历的“无名杯”较劲。
“无名杯”赛实际上是为组建报社足球队挑兵选将的。也正应了“无名”二字，报社足球队成立伊始因其水平不高，只能与一些基层队打打友谊赛；至于报名参加市里比赛，真是想都不敢想。所以无论是中华青年会举办的纪念“八一五”球赛，还是市青年联合会组织的青年球赛，都寻觅不到报社足球队的影子。1947年5月27日，报社足球队终于在市职工总会举办的职工球赛上亮了相。队员们穿着整齐的白领天蓝色球衣出场，球衣中间有道白杠，上面印着“大连日报”四个鲜红的字。当时参加比赛的多为社会球队，由各单位组织的球队还不太多，特别是大连日报社这样的新闻单位也能组队参战，让观众颇开眼界。不过报社足球队运气不佳，第一场球就遇到实力雄厚的电业局队，虽然努力拼搏，还是以0：1败下阵来被淘汰出局。不料短短几个月后，报社足球队就在大连募捐委员会举办的筹集救济贫民基金足球赛上跻身八强之列，与中青、新华、爱华、华青、铁流、船渠、电业的弟兄们平起平坐。何以进步如此神速?原来球队又吸收了几位得力干将。他们就是原大连足坛霸主之一的隆华队队员张维忠、温定国和宋志鸿。与此同时，常和他们三人在一起踢球的张启尧、安立仁等人也愿意加盟报社队，使球队如虎添翼。
八强比赛之前，报社把队员们组织起来集训一个月。当时国民党封锁旅大，市民生活困难，吃饭是个大问题。报社想方设法让集训队员吃饱，有时还能吃上大米饭炖茄子，队员十分满意练起球来也特别起劲儿。9月18日，八强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报社队首轮败阵，第二轮又遇到实力强大的铁流队。铁流是关东行政公署公安总局的足球队，它以总局下属消防局足球队队员为核心，主力队员段全国、杨振增、孙秋波等都是全市出名的球星可谓是藏龙卧虎。在此之前报社队多次吃过它的苦头，每场少则输一两个球，多则输三四个球。铁流队难免有点掉以轻心，也没有认真准备。报社队却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的战术，十名队员把主要精力用于防守，只留绰号“欧得拜”(外来语，摩托车的意思)的宋志鸿埋伏敌后，终于以2：0击败铁流队。八强会战，报社队只争了个中下游的位置，但以弱胜强，战胜铁流队，赛后又吸收了赵鲜锋、朱锡祚、史忠义三位铁流队骨干，扩充了实力，并从籍籍无名的弱队摇身一变为有一定影响的强队。
1948年3月，原隆华队队员孙宝强被选为报社队队长，他处处留意，为球队招兵买马。孙宝强发现的第一个人才是22岁的孙福成。当时孙福成还没有工作，是博爱市场青年组织的爱华队的队员。虽然技术尚不够全面，但已显露出踢球的天赋。观众见孙福成在球场上总是不知疲倦地奔跑，亲切地叫他“小驹子"。在孙宝强的努力下，孙福成调入报社发行科，同时成为报社队的主力。后来他技术上日臻成熟，射门既狠又准，尤其以凌空一脚蜚声足坛，成为中国足坛上的一颗明星。孙宝强挖来孙福成其实是一箭双雕。孙福成的叔叔孙世宽是老隆华队的主力，又入选过伪“满洲国”国家队，身高马大，绰号“一面风"，脚头十分厉害，眼下正在电业队效力。经过侄子几番劝说，老英雄也动了转会”的念头，加入了报社足球队。随后，有“铁大门”之称的爱华队守门员马绍华又调到报社资料室工作，报社队一时群星云集，阵容空前。盛名之下，一些本单位没有球队的球员也找上门来，要求加盟。邓肇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当时正在大连工学院任教，来大连之前是北京燕京大学的学生。就学期间，多次得到足坛名宿李凤楼的点拨，因此功底很深。邓肇豪在球场上头脑清醍，战术意识强，技术动作好，20码内罚直接任意球，用脚外筒香蕉球球贴门柱子下来，命中率极高。他的另一个拿手好戏是喂球，总是能不失时机地将球传到跑动着的突前队员的前方，为射门创造条件。有了邓肇豪与孙福成、孙世宽的配合，报社队锋线锐不可当。
从铁流来的赵鲜锋，恰似一堵墙，头顶脚踢，干净利落，令对手徒呼奈何。和他并肩作战的朱锡祚，绰号“野猪"，同样是一员敢断善截的虎将。当时在一家俄国人开的药房工作的王赞瑛，也在报社队做"清道夫”工作。此时的报社队，已是兵骁将勇，远非“无名杯”时代可比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1949年8月，旅大市举行了一次加的足球赛。比赛于14日开始，第一场球报社乙队对水道乙队，报社乙队21获胜。接下来由报社甲队迎战造船队。造船队是当时大连实力最强的球队之一，同样猛将如云。两军相遇，鹿死谁手谁也不敢断言。大连日报社离休干部李彬老先生回忆当时比赛情景时说：“21日下午2时40分比赛开始。上半场造船队得了一分，下半场报社队回敬一球。20分钟加时赛开始后，报社队加了劲，又拔城。造船队为挽回败局，全力反攻，连守门员也离开城门。这时报社队后卫车春台在中线得球，一个大脚高吊，球借助风势向造船队大门飞去，造船队门将回防不及，又输一球。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鏖战，报社队以3：1获胜。”
报社队大胜造船队，威震滨城，从此赛事也一天天频繁起来。除了同市内的兄弟球队切磋技艺外，他们还多次与苏联驻军队交锋，正所谓“烽鼓相望，岁时不止"。在诸多赛事中，有两场硬仗不能不提。一次是报社队以2：2逼和国脚云集的沈阳足球联队(后来以这个队为基础组成的东北队有十一人入选国家队)，弄得"三王一郭”们脸上无光；另一次是以1：1再平由旅大球星组成的旅大红队。第二场球属于义赛，收入所得是用来慰问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队员们精湛的球技加上爱国的热情，驱散了冬日的寒意，吸引来无数的球迷。然而，这已经是报社队最后的辉煌。
1951年，我国首次组建国家足球队，报社队前锋孙福成、守门员马绍华均在入选名单之列。在此之前，孙世宽远赴沈阳，进入东北体训班：朱锡祚、赵鲜锋则被解放军组织的八一队“挖”走，其他队员也陆陆续续离开报社，再也不能组织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了。由“无名杯”起家的报社队就这样风流云散，结束了它辉煌的征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