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土耳其电影大师——努里·比格·杰伊兰（Nuri Bilge Ceylan）的新作《野梨树》入围第71届戛纳主竞赛单元后，收获一片赞誉。
今年，在北影节放映《野梨树》的同时，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Ceylan将出任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
这个名字或许对一般影迷来说稍有些陌生，但作为土耳其国宝级的导演，杰伊兰（常译作：锡兰）曾五度入围戛纳影展而且战果十分辉煌。
他2002年首度入选戛纳的《远方》曾让两位男主角同时荣登戛纳影帝；2008年的《3只猴子》则让自己拿下戛纳最佳导演奖；2011年《小亚细亚往事》赢得戛纳评审团大奖，2014年凭借《冬眠》成为了最高荣誉金棕榈奖得主。
堪称戛纳常胜军的Ceylan，也由此证明了他作为艺术电影导演的地位，成为21世纪欧洲影坛炙手可热的新锐导演。
一直以来，土耳其电影似乎在世界电影格局中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标签，更是中国视野中的一个盲点。
实际上这个横跨亚欧的国家早在1896年就开始接触到电影，当时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制作的第一批电影正在巴黎小咖啡馆里放映，观众中有一名罗马尼亚人就将其中一部分影片，拿到了土耳其举行了放映会。
但土耳其人真正开始制作电影是在20多年以后了，再加上整个19世纪20-40年代，由于战争和各种因素的影响，土耳其电影一直不太景气，也少有真正优秀的作品。
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土耳其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电影人，并且制作出一批艺术性和思想性颇高的的作品，土耳其电影开始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态势。
① 《希望》
② 《羊群》
尤其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土耳其新浪潮电影时期，出现了许多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优秀影片和导演。Yilmaz Guney的《希望》（Umut）成为土耳其新浪潮电影的里程碑作品，还有Zeki Okten的写实主义电影杰作《羊群》，以及获得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自由之路》等，从此土耳其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电影《自由之路》剧照
传统的土耳其民族电影与伊朗电影比较像，无论是演员服饰或拍摄环境等都有点像，在影片艺术性上也同样出色，但与一些经典伊朗电影的清新风格不同的是，土耳其电影却往往有更深刻的现实内涵，匈奴和日尔曼人的血统使得土耳其电影中带有更多的悲壮和大气。
2005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曾在作品《黑书》中写道：
“看到叶西坎（土耳其的好莱坞）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的，自己已泪流满面……”
也许，正是这些类型化的人物和时代符号，极其准确的渲泄出了70年代土耳其大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贫富分化的不满，而电影导演往往是拥有这份勇气和承担责任的一种存在，这也是土耳其大众化电影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之一。
那么，努里·比格·伊尔兰的电影又是如何与这片土壤联结起来的呢？
与揭露和批判意识较强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同，Ceylan并不热衷于讨论社会矛盾和历史问题。
Ceylan早期的作品从1995年的短片《茧》（Koza）、1998年的长片《小镇》（Kasaba）到2000年的《五月碧云天》（Mayis sikintisi），均是关于自己家庭生活的个人体验。
可以说从一开始，Ceylan就奠定了非常个人化、内心化的，而非社会化的艺术倾向，他个人的自我需要，远远大于社会的需要。
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了一个宁静悠闲的土耳其，一片亲情浓郁的故土，一次对理想家园的怀旧，看到的是锡兰对故乡、对父母的眷恋之情。
电影《五月碧云天》剧照
作为导演，Ceylan有着一套独特的电影语言，他用深沉悠长的镜头来描绘生命的轨迹，用充满诗意的对白写作和文学性极强的叙事方式，准确地表达其哲学思考，让观众在沉默中窥见人生的真相。
所以，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静态长时间拍摄，自然环境，创新使用沉默和探索存在主题为特征。
贾樟柯在98年的柏林电影节看了Ceylan的首部剧情长片《小镇》，写道：
“ 在看《小镇》之前，我从来没机会知道土耳其的小镇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怎样生活的。锡兰的《小镇》是一部用电影语言超越语言的电影：不用听懂对白看懂字幕，仅仅通过电影画面，已经能够理解导演的世界。透过锡兰的摄影机，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粗糙，以及逐渐丧失的耐心。 ”
电影《小镇》截图
诚如是，没有诗意的电影才是沉闷的电影。
但也正因为Ceylan的影片大多数段落都是冗长的沉默，压抑的气氛，也常常会有两极分化的评价出现。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反感的则认为他的作品是置观众于不顾、冷漠的影片。
为Ceylan奠定欧洲电影节地位的影片是他第二阶段的作品，2002年的《远方》和2006年的《适合分手的季节》。
电影《远方》剧照
导演和他妻子共同主演的电影《适合分手的季节》
这两部影片探讨着类似的主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并给出了悲观的答案，影片中有着导演对“自我”的细腻观察，也表现了锡兰对男女关系的深切体会，而基本不涉及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考。
紧接着，2008年的《三只猴子》应该是此前Ceylan最为知名，也是让他拿到最佳导演的作品。作品讲述了一个关于一个家庭——父亲、母亲、儿子以及母亲的政治家情人四人之间的无法沟通、疏远、和欺骗的故事。与前作相比，《三只猴子》人物关系更加复杂，戏剧性更强，社会性元素和政治性元素开始谨慎的进入锡兰的电影。
电影《三只猴子》剧照
2011年《小亚细亚往事》继续挖掘真相，对幽微、复杂的人性充满悲悯，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Ceylan电影中的对白逐渐增加，较之他早年的“沉默寡言”，有些影迷一度戏称，不知是什么改变了锡兰，让一位沉默的大师变成了有趣的话痨。
2014年问鼎金棕榈的《冬眠》片长196分钟，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用大量的台词和长段对话聚焦一位退休演员的晚年生活，家庭中人与人之间，关联又孤独的故事。
剧本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多处发人深省、同时也不失精彩的对白中。
而Ceylan去年的最新作品《野梨树》依然沿用了这样的叙事风格，剧情描述一名才华横溢的作家，为了新书出版返乡筹钱，不料在家乡等着他的，竟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大笔债务。他只得暂时放下人生规划，却在努力偿还债务之时，发现更多父亲不为人知的秘密。
男主角思南和名作家以及两位伊玛目的两次对话，也基本都占到了一个小时的篇幅。在对话里，锡兰利用语言艺术让思南和名作家对写作的目的和功利性进行探讨，不断的交锋和对垒让人物之间的矛盾升级，而思南与两位伊玛目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讨论，又让电影有了极高的现实意义。
在这部影片中，他试图描述土耳其的年轻人，那些在思考的年轻人会遇到的信念危机、价值取向、亲情问题，宗教信仰，文学思考，都被囊括在这部时长188分钟的电影里。对于土耳其的年轻人来说，它够长，也足够丰富。
在接受采访时，Ceylan曾说：
“人们很难生活在信任之中。为了能生存，每个人都拼搏着，人们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别人的内心。我认为，人们应该试着更了解自己。”
Ceylan的自我内心审视，不但让我们看到了他自己，还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土耳其式”的现代化，也许这正是Ceylan之于土耳其电影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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