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古亦有之
“面包加马戏”的政策”
工业与农业方面的精英们很自然地会选择支持看起来于他们的经济利益有利的政权。
在这个问题上，魏玛民主制和联邦德国民主制再次形成强烈反差。受到挤压处境艰难的工商界和日渐贫穷、负债累累的地主们都不喜欢魏玛民主;而在联邦德国，日趋繁荣的工业家们和出色地代表了农场主利益的院外游说集团都支持联邦德国民主制度。在大众政治层面,物质因素同等重要。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大多数普通劳动者都倾向于支持能够给他们带来物质实惠的政治制度,因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联邦德国历史早期民主的稳固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为过。为了达到一个更消极但也更重要的结果,即确保老百姓不去支持政治反对派，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并不要求定要达到前述的高水平。
在最草根的层面上，只要造反的风险比老百姓所承受的物质窘迫的压力还要大，他们是不大可能铤而走险去反抗一个不公正且压迫人的政权的。消费主义永远是专制统治者令老百姓保持最低限度的俯首帖耳的伎俩。“面包加马戏”的政策”古亦有之，至少可以上溯到古罗马时期。
第三帝国的和平时期就是一个例子。 第三帝国的政治制度高度依赖于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意识到维持个人的这种克里斯玛式权威"的必要性，希特勒始终注意兼顾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战备经济的必要。类似情况也发生在6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和70年代的民主德国。
在当时,对于经济成就的有限的自豪感、对社会政策和消费者需求的重视，以及今天的艰辛能够带来美好明天的希望，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成功地转移了老百姓对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与物质生活没多大关系的政纲的支持。与此相反，魏玛共和国早期和晚期的大部分政治动荡与大部分老百姓的困苦的物质生活有关，后者包括那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和现实中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及对此的恐惧心理。这就驱使人们去支持那些自称能够提供更好未来的、来自左或右的各种激进的政治运动。
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政治上的异议和反对派，以及特定环境下的政治文化模式。对于任何政权的稳定来说,把政治上的不满控制在一定 范围内使其不至于发展成有众多追随者的大范围的、迅速扩散的反政府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控制的手法多种多样:通过普遍满足物质需求而使持不同政见者被边缘化:通过大规模的镇压和恫吓，有效地把异已势力从有话语权的政治团体中排除出去:通过孤立和有限的容忍，在可控的范围内允许发泄不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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