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继位之争和武宗的刻意清洗，成宗朝的宰辅班子一扫而空。但武宗并没有就此停下他“改革”的步伐。至大二年（1309年）八月，他下诏将已经罢废十几年的尚书省重新恢复，以自己的心腹乞台普济、脱虎脱分任右、左丞相，三宝奴、乐实为平章。
尚书省在世祖时代几经废立，出现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大理财权臣，夹杂着汉法、理财派大臣的血腥党政，更是世祖“无岁不用兵”的标志，一直被人看作是致乱之源。成宗时虽有理财派官员管理财政，但一直没有复立。武宗重开尚书省，自然是因为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武宗准备向曾祖父忽必烈看齐，眼光不再局限于大元王朝，而是向着蒙古帝国时期的“世界帝国”展望了。
成宗在位时花钱没有节制而又不愿增加百姓赋税，一缺钱便动用钞本。到成宗晚年，世祖时代十分坚挺的中统钞、至元钞已经贬值的触目惊心——其购买力已经下降到不足初发行时的五分之一，而武宗即位后的挥霍无度更使得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没有新的货币政策，钞票变废纸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确定以新币一两兑换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新币发行，自然要坚挺一些。可新币的使用必要有与旧币兑换的问题，这就出现了弊端。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发行的至元钞是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两相比较，至元钞五贯还不如以前的二贯，发行更早的中统钞更是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这样的改革，倒是让国库重新充裕了，却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小民百姓身上，自然是免不了怨声载道。所幸，在“至大银钞”发行的同时，至大三年正月，尚书省为了新钞能够稳定推行，发行铜钱“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允许历代铜钱与至大钱一起流通，利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总算不至于让百姓赔了钱还买不起东西。
在发行新钞的同时，尚书省其他理财政策频出：其一是增加盐引价格，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盐业从唐朝起便是政府收入的大宗，没钱了从盐上打主意是惯例。其二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从世祖时起，因为备荒和转变社会酗酒风俗的考虑，朝廷一直有禁酿造、买卖酒的法令，虽然因为地域、时段不同，常有“稍驰”的解禁，可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开禁，还是第一次。其三是增加江南富户高收入税，规定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拿出二升交税，大概相当于百分之二。富人多交些税，也是天经地义。其四追征各地逋欠钱粮，这也类似于钩考，各地向中央交纳的钱粮总是拖欠，自然要追讨，而其中有各种中饱私囊和盘剥百姓的行为，自是不可避免。其五是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这些政策，大都是世祖时代尚书省玩剩下的，本无新意，而程度也远不如阿合马、桑哥等人干的过分，说不得是什么恶政。然而成宗一朝“赋不略加”，到武宗这里破了例，可算是不肖。
在这里需要特地提一下第五项政策“拘收外任官职田”。很多人论起元朝来，都说元朝官员没有俸禄，朝廷放任官员贪污。这不啻是最具煽动性的抹黑了。在蒙古帝国时期，因为实行分封制度，贵族、官员们都有自己的属地、属民，自是没有俸禄。而到了元朝，忽必烈从建国之初便开始逐步完善俸禄制度，中统元年（1260年），首先确定皇室官员俸禄，中统二年在六部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中统七年在经历以下官员中实行俸禄制度。所谓“内而朝臣百官，外而路府州县，微而府吏胥徒，均没有不给俸禄的” 。
同时，各级官吏还有职田，也就是国家发给你田地，田地所有权不是你的，但田地的收入则拿出一部分作为你的工资。而职田收入往往高于俸禄，例如，中书左、右丞相俸禄是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而江南地区一个上路达鲁花赤的职田便是八顷（原为十六顷，后减半），一顷是一百亩，按正常收入算，元代一亩田产量平均为一石，八百亩就是八百石，虽然不可能全部作为收入，但拿出一半也有四百石，何况对于职田产出的占有，各级官吏还有很多“灰色办法”来巧取豪夺。怎么算，只有三品的上路达鲁花赤，其职田的收入也要比朝廷宰辅的俸禄高得多。其他级别官员的职田也是很可观，如上路同知职田四顷，治中三顷，府判二顷半，下路各级官员依此类推减少一顷，等等。
而一旦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收入可就差远了。三品官禄米一百石，四品官六十石，五品官五十石，六品官四十五石，七品以下四十石。就以三品官来说，收入多算少了七到八倍，少算也少了有三到四倍。可想而知，这项政策会招致官僚集团的何等反对，说个“群情汹汹”都是轻的。然而，对于即位十天便建设新都城，二个月便外放首辅宰相，四个月便弄空了两都储备，一年便复立尚书省的武宗来说，“汹汹”又如何呢？
说了半天尚书省的举措，可武宗的“向着世界帝国展望”表现在哪里呢？是战争吗？非也。此时的世界舞台，仍是蒙古人为主角，而蒙古世界中，大元王朝皇帝则是主角——伊儿汗国在明君完者都汗的统治下百业兴旺，仍对元朝极为恭顺；金帐汗国此时的可汗还是那个承认成宗为宗主的脱脱汗，对于元朝虽说不上恭顺，却也绝不敌视；窝阔台汗国在大德十年（1306年）那次毁灭性打击后已经奄奄一息，其可汗察八儿成了察合台汗国可汗笃哇的掌中玩物，国灭指日可待，而笃哇只想着如何和元朝瓜分窝阔台汗国土地，绝没有翻脸的意思；周边的小国除了日本都已经臣服，而要说再派舰队去征服那个岛国，武宗可没有兴趣。
那不发动战争，是要干什么呢？按照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和韩国学者李玠奭的说法，武宗的大目标，是“实现东西和合，建立亚洲陆路和海路循环交通网，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构想”，是“有着忽必烈都无法梦想的全蒙古的统和”！
以笔者读书的经历，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治学方面的严谨、细致总是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个细小的问题都能够详细考证，以求明晰，也从而能发人所未发。不过其“小心求证”之外，还有“大胆假设”，所下的论点往往大得让人不敢相信。就以对武宗的评价来说，笔者就有“言过其实”的感觉，若说“全蒙古的统和”，武宗并没有十分积极行动，他在位期间，所谓“统和”还是成宗时代的老本，而“开展一个以大元兀鲁斯为中心的亚洲大交易圈”应该是指武宗大力开展海运和对外贸易，可似乎也说不上有那么高明的构想。
先说海外贸易。有元一代对于海外贸易非常重视，除非特殊情况，很少实行海禁。对于世祖那样并不贪图享受的皇帝来说，对外贸易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如成宗，则在为国敛财的同时还要满足个人对海外宝物的占有欲。武宗在对于“中买宝物”的爱好上，更是远超成宗。一登基，便“升行泉府司为泉府院，秩正二品”，行泉府司本是统领市舶司、专管采买珠宝的泉府院的地方机构，是从二品的衙门，武宗将之提升一级，并改“司”为“院”，大大提升了其地位。这自是重视海外贸易的举措。可行泉府院是个“专以守宝货为任”的衙门，为皇帝采买海外宝物，才更是重中之重。这属于公私两相宜的举措，实在说不上有多么远大的抱负。
再说海运。所谓海运，主要是指海上粮食运输。元代之前，南北的货物运输主要是靠运河。元朝虽然也开通了运河，但运河还要承担漕运盐货、各地贡物、外来物资和供官船来往的任务，全靠它来保障粮食运输是不够了，于是又开通了海运。海运在世祖朝和成宗朝前期运行得很好，可在成宗朝晚期，因其创始人朱清、张瑄获罪被杀、江浙一带出现灾荒和一些弊政的蔓延，运载量就出现了减少。大德十年，运输粮食一百八十余万石，大德十一年便降至一百六十六万余石。武宗的至大元年又降至一百二十四万余石。
武宗为了使海运重新焕发生机，确实下了大力气，先是在至大三年十一月,“以朱清子虎,张瑄子文龙往治海漕, 以所籍宅一区、田百顷给之。”——为朱清、张瑄平反，并让他们的儿子继续掌管海运。之后，又派专人考察研究海运的装发地点，鉴于江东宁国(治今安徽宣州)、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建康(治今江苏南京) 等路的海运船只必须逆长江而上装运,由于“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的弊病，至大四年决定“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也就是说，嘉兴、松江地区的秋粮，以及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之粮，并嘉兴、松江地区各位下、投下的田粮，均徵纳粮米，装发海运，而以江东宁国、池州、饶州、建康等路的粮米折变为钞，偿还各位下、投下。这样一来,缩短了航运里程,减少了航行事故，节约了人力物力 。除此之外，武宗还专门下旨，对船户的差役问题进行规定，指出运粮期间，诸衙门不得占役船户、水手，不得让他们承担杂泛差役，水运脚价要如数按时发放,严禁贪污。
经过一番整顿，至大二年的海运粮即跃升至二百四十六万余石,次年又升至二百九十二万余石，终于使得“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海外贸易和海运在武宗手里确实大有进步，但要说这是在建构“亚洲大交易圈”，恐怕还是证据不足。不过，如果武宗能够活到他曾祖父世祖的岁数，或者哪怕活到他叔叔成宗的岁数，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描画自己的蓝图，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出乎意料的举动呢？谁又能保证他不会如曾祖父那样，在积攒了足够的财富之后，重开黩武扩张之路呢？
历史没有假设，二十七岁登上皇位的武宗何尝不希望自己能够长久坐在龙椅上呢？而如此年轻的他原本也应该长时间统御庞大的帝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武宗的至大年号只持续了四年，他在位的时间只有三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