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的兴盛期，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以蒙古风俗为荣。而元朝除了在征讨日本时颇为叨扰高丽之外，作为宗主国和岳丈之家，便很慷慨的给女婿好处。对于高丽的赏赐也是与日俱厚，最吝啬的时候也要保证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对于高丽王朝极为频繁的朝贡队伍，元朝皇帝们不仅对前来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就以忠烈王时期为例，他在位三十四年，朝贡十四次，最多的一次随行人员达一千两百人之多，这么大的使团，每个人都要拿一份赏赐，可想数字将极为惊人。而有元一代，高丽朝贡次数达二百四十四次，其中世祖朝八十二次，成宗朝二十六次，武宗朝十七次，仁宗朝十七次，英宗朝五次，泰定帝朝六次，文宗朝六次、宁宗朝一次、惠宗朝八十四次，拿来的高丽参之类的土特产自不在少，而拿走的真金白银更是无法数计。
翁婿的关系，频繁的来往，政治的需要，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百余年的时间，虽然不能把高丽最终变成一个“小蒙古”，却也足以在高丽之内出现一大批高丽皮元朝心的人物，他们因为元朝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元朝的存在而持续荣华富贵，这些人便被称为“权门士族”，这些人的代表除了如元惠宗皇后奇氏的奇氏家族外，还有“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的时候作战勇敢，曾接受‘万户’这样的赏赐。”
这些“权门士族”在高丽职位显赫，且能世袭，其势力之大足以左右高丽政局，高丽王不但要看王后的脸色，这些人的脸色也不能无视。如果本身就很倾向元朝的国王在位，便是相得益彰，而一旦是内心有着民族自尊心的国王在位，摩擦也就难以避免。当然，在元朝强大时，即使有这样的国王，也只能在把一切藏在心里，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可毕竟成亡兴替总有时，大元王朝终于在惠宗时走向衰亡。而正巧，此时在高丽主政的，便是一位一直以获得独立为己任的国王——恭愍王王祺——也就是《霜花店》的主人公。
这位恭愍王在高丽史中被称为“武宗”，这个谥号确实实至名归，从王室被武将“都房”政权架空，到被元朝降服，纳贡称臣当女婿，高丽王一连十几代都给人逆来顺受的印象，不是受制于权臣，便是受制于外国，还要受制于老婆，到了这一代终于等到机会可以扬眉吐气了。
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爆发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大元朝廷还没有到摇摇欲坠的地步，但也有些自顾不暇，没什么精力理睬藩邦的事。恭愍王便打起了蚕食元朝领土的主意。至正十五年（1355 年）,恭愍王以评理印王当, 同知密直司事姜仲卿为西北面兵马使，司尹辛王旬、俞洪, 前大护军崔莹、前副正崔夫介为副使, 率军“攻鸭绿江以西八站”。同年六月, 又派印王当“引兵渡鸭绿江, 攻婆娑府等三站, 破之” 。
元惠宗虽然被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但被小弟抢了地盘也不能姑息，立即派中书省官员撒迪罕前来责问，宣读谕旨严厉追问: “迩者奸民, 遽生边衅, 越我封疆, 扰我黎庶, 焚我传舍, 阻我行人, 揆诸天宪, 讨戮何疑”。此时高丽和元朝相比仍然是老鼠与大象的差距，恭愍王于是上表解释道：“实非本意, 考其罪人，以正邦典，” 将印王当处死作为替罪羊。
到了至元十六年（1356年），元朝的局势更为残破混乱，恭愍王腰杆硬了起来，清洗了以奇辙(元惠宗皇后的弟弟)为首的亲元集团，出兵攻占元朝在咸境道的双城总管府，并杀死了元朝派去的使者，于该年六月“停‘至正’年号” ，与元朝公开决裂。占领双城后, 又将其势力向北推进到合兰府(今朝鲜咸兴) 、参散(今朝鲜北青)和伊板岭(即朝鲜摩天岭)一带。
这回，元惠宗动真格的了，派出镇守辽东的太尉纳哈出率军讨伐，岂料这位无敌智将木华黎的后裔竟是个草包，被高丽大将李成桂迎头阻击，打得大败而走。日后这位纳哈出坐拥二十万大军却不战降明，从这里便看出属于必然，而日后成为朝鲜李朝太祖的李成桂能够缔造五百年王朝，在这里也可看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