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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有一部迟到了五年的电影终于上映，《无问西东》。
《无问西东》讲了四个不同时代的故事，但归根溯源，都是同样一种情结——清华大学。
百年清华，往事如风。
今天要讲的，并非这部电影，而是在这长达百年的回忆里，最为艰难困苦的8年——
《西南联大》
豆瓣9.3，央视出品纪录片，一共五集，每集50分钟。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于1937年11月1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而成。
在电影《无问西东》中，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正是就读于西南联大。
在这8年里，西南联大聚集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钱穆、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等等。
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联大所在地云南昆明也属于当时的“世界教育中心”之一。
但，它偏偏也是全世界所有顶级学府里，最穷苦、最艰难的存在。
· 长 · 文 · 预 · 警 ·
01
「联大」
西南联大的故事，要从1889年开始讲起。
1889年，光绪帝治理下的大清帝国，没有大事发生。
但在那一年，蒋梦麟3岁，严修29岁，蔡元培、梁启超中举，张伯苓被招收进北洋水师学堂，梅贻琦在12月29日出生。
随后的1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甲午海战爆发，签订众多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土沦为列强殖民地。
1900年，“庚子之乱”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901年，清朝被迫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退还“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由此，诞生了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游美学务处临时办公处”正式成立，后改名为清华大学。
第一批的庚款留美学生，其中就有梅贻琦。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严复担任首任校长。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蒋梦麟担任北大代理校长。
同年，张伯苓和严修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
作为张伯苓和严修的学生，在清华任教的梅贻琦曾向老师坦言自己对教书并不感兴趣，但张先生教导梅贻琦“年轻人要能忍耐”。
在12年之后，梅贻琦在1931年正式成为清华大学校长。
同一时期，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蒋梦麟，正在创办浙江大学，并于1930年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梅贻琦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7月29日，北平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后被日军占领。
7月30日，天津沦陷，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发令，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南迁到长沙继续办学。
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至云南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会员常委，共同领导这所战时联合大学。
三人中，属梅贻琦最年轻，他承担的责任也最大。
在建校初期，清华大学人数最多，保留的藏书经典也最多，同样也是三校中唯一拥有庚款及政府支持的学校。
梅贻琦曾说，“三校走到一起，就像一个戏班子，总需要一个班底”，而这个班底就是清华。
在西南联大办学的这8年中，三位校长互相谦让、扶持，将三校联合到底。
在他们三人之间，从未存在任何的个人利益，始终都是国家利益为先。
中国第一任办大学的人，都是旧社会知识分子进士、状元。
到了第二代，是到西方留学过的，像是严复、蔡元培，他们推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专业化，让“大学”更制度化了。
而第三代，以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为首的知识分子，他们让中国高等教育充分得完成了现代化、世界化。
没有他们的坚持，也就不会有改变了中国的西南联合大学。
02
「风骨」
时局促成了联大的建立，校长的坚守保护了风雨中的联大。
长达8年的艰苦岁月，将三所最高学府紧密联系的，不仅与时局有关，更重要的是信念。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期间联合到底的，唯一一所大学。
在平津沦陷之后，为了继续读书学习，全体师生集体迁到长沙。
在筹备长沙临时大学的过程中，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日寇的压迫下，将子女留在北平，自己独身一人前往天津继续工作。
在清华担任教授的陈寅恪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患上眼疾，面临右眼失明的危险。
但就算右眼看不见，陈寅恪也不愿留在沦陷区，坚持逃离北平，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学期结束，而局势也变得更加严峻，南京沦陷了。
联大的师生们分为多路出发前往昆明，一路通过香港、越南入滇，一路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越南入滇。
还有一路人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步行1633.6多里，横穿湘黔滇三省。
参加旅行团的，其中就有闻一多。
在出发前，闻一多回武汉省亲，拒绝了武汉教育部的职位，坚决要和旅行团一起步行到云南。
他留下的只有一句——“学校太困难了”。
而身在欧洲学习的华罗庚、王竹溪、张文裕、赵九章，甚至跨越了亚欧大陆，千里迢迢也要回到昆明。
就这样，他们背着联大残存的实验室和图书馆，穿越了整个中国，甚至跨越了洲际。
战时的昆明，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来说更是一种考验。
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房租、物价飞涨，教授们拿到手400到600块不等的工资，实际上只相当于战前的14块钱。
为了补贴家用，闻一多开始卖文，为别人做篆刻，石章每字100元，象牙章200元。
冯友兰太太在家门口支起了一口锅，在周围卖起了麻花。
物理学家吴大猷则是养猪，一边照顾着生病的妻子，一边坚持写书。
除了经济困难之外，他们每天都将面临着日军的不间断轰炸，无时不刻都在准备着逃亡。
1938年至1944年，日本飞机先后281次袭击云南，空袭范围遍及云南全省，造成伤亡7500多人。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金岳霖会拿着装满手稿的公文包，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
1940年，日军开始进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他们也加紧了对昆明的轰炸。
在那一年，西南联大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程度的毁坏，师范学院被全部炸毁，金岳霖在逃亡中丢失了自己70万字的手稿。
失去了校舍的他们，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地点，这一次，他们住进了寺庙里。
钱穆在岩泉寺里写完了《国史大纲》，费孝通将社会实验室搬进了呈贡当地人用来供奉神灵的鼓楼魁星阁。
西南联大的农业、无线电、金属研究所搬进了昆明西郊的大普吉，国情普查研究室搬进了呈贡的文庙中，在黑龙潭则新建起新的物理实验室。
设备不齐全，实验室太简陋，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就想办法自主创造。
做有机实验，没有自来水做冷凝水，就自己动手让水流动起来，保持冷凝水畅通。
没有水印气压表和风速风向仪，连最简单的温度表和雨量筒也没有，李宪之教学生用手指蘸水或者挥洒木屑来感应风向。
1941年，缅甸战场局势吃紧，中国决定出兵缅甸，西南联大的学生响应教育部号召，纷纷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其中就有查良铮。
查良铮，笔名穆旦，是金庸先生同族的叔伯兄弟，在参军之后成为了罗友伦的随身翻译。
到达缅北之后，查良铮参与了同古的战斗，被日军逼退至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带。
在森林中，查良铮患了一场重病，眼看就要落下行军队伍时，幸运地被队长的一粒药片救了回来。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查良铮一样的幸运。
战死的、病死的、饿死的、甚至还有被蚂蟥咬死的……太多的西南联大学生，牺牲在了异国他乡。
抗战8年，西南联大一共有800多人入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从军人数多达一千一百多人，西南联大也成为抗战时期从军人数最多的一所大学。
不管是在沦陷区，或是在战区，西南联大全体师生都秉承着一种“风骨”——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宁愿艰苦，也绝不留在沦陷区当安逸的走狗；
不惧牺牲，愿用一己之力换来国家安宁。
正如南联合大学校训所道——“刚毅坚卓”。
这四个字，是所有联大人的理想、抱负，更是他们坚持下去的信念。
03
「苦中作乐」
西南联大真的太苦了。
但对于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学生们来说，这也是激情燃烧的一段岁月。
校舍建在了坟地上，用四个字来形容学校环境，那便是“小、挤、脏、乱”。
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糊的竹纸，一下雨就叮当响。
桌子和椅子是连为一体的，俗称“羊腿椅子”。
学生宿舍则是茅草房，一个茅草房住40个人，空间极其狭窄，只要有一点动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在茅草房里自然是没有灯的，他们只能借着窗户外的光亮来看书。
同学们最害怕的，是宿舍里的臭虫。
不仅浑身咬你，咬得你睡不着觉，就算捉到之后捏死，爆出的血还会散发一阵恶臭。
对付这种臭虫，女同学们想办法把它们抓住，扔进了玻璃罐子里，让它们自由生长，甚至这些恶心的是臭虫们还会在瓶子里交配生崽儿。
和臭虫相处的时间变长了，同学们自然也懒得管了，“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我们和平共处”。
同学们不仅学会了怎么与大自然“和平共处”，更是学会了“吃饭的技巧”。
尤其是男同学，在吃饭上颇有自己的心得，必须“先盛半碗，赶紧吃完；然后再去盛新的，就可以吃到一碗半了”。
对此，女同学们可是恨得牙痒痒，吐槽男同学们会“飞碗”。
但实际上，昆明的同学们吃的都是“八宝饭”，都是红米、稗子、谷子、麸皮、甚至还有石头子、耗子屎……
就算吃了一碗半，也很有可能只是多吃了点石子儿、老鼠屎而已。
但在蒙自分校的同学们可是大饱口福，每天最期待的便是一碗云南特产“饵丝”，奢侈一点的还有鸡汤米线，一秒穿越《舌尖上的西南联大》。
对于同学们来说，比起住和吃，最大的快乐还是来自于“知识”本身。
谈起曾经为他们授课的老师，年过90岁的同学们依然历历在目。
95岁的物理系学生杨振宁回忆起大一英文课，是跟叶公超先生念的，还健在的同班同学中，坐在他身边的，还有现在96岁的许渊冲。
92岁的历史系学生王汉斌还记得，讲《中国通史》是吴晗，社会学是费孝通、潘光旦。
100岁的外文系学生刘缘子，当年的国文课是朱自清和沈从文教的。
她还记得当时金岳霖先生戴着贝雷帽讲课，坚持不摘帽，理由是“眼睛不好”，引起同学们讨论不断。
90岁的外文系学生张道义回忆起朱自清先生，对于教学十分严谨，即使有助教在旁，也绝不让助教代笔批改同学们的作业，会亲自修改批注。
94岁的化学系学生关英想起曾昭抡上课的情形，忍不住又开始大笑，“他老趿着个鞋，常常后跟的袜子破了，扣子也会扣错”。
但即便是如此粗心大意的先生，上课却讲得极好，板书也十分漂亮。
外文系学生赵瑞蕻最喜欢吴宓先生，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中悄悄记录下了这份“告白”——
“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唐吉坷德型的”
而他的师妹、后来成为妻子的杨苡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因为说话、发音是陕西调，我们认为不地道了。”
联大的学生里也有逃课的，是97岁的外文系学生巫宁坤。
他曾被吴宓先生警告“再不上课就不及格”，只好乖乖回来上课。
汪曾祺最欣赏的是沈从文先生，把沈从文的一举一动都写进了《人间草木》里——
“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爱逃课的巫宁坤评价沈先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安安静静的作家”。
而备受全校同学喜欢，不管是文学院，还是工学院、理学院都愿意去听的，是闻一多的古代神话。
“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听闻先生一堂课，工学院、理学院的同学得穿越整座昆明城，他们非但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值得。
越是艰难，越是能够铭记这份师生情、同窗谊。
在那个时候，和杨振宁玩得最好的，是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
他们经常相约在大树下念古诗，一个人背诵，另一个拿书对照。
而巫宁坤和汪曾祺玩得最好，俩人经常结伴一起逃课到泡茶馆。
这段逃学的回忆，被汪曾祺写进了《泡茶馆》里。
这些简单而又粗糙的“快乐”，正是在西南联大独有的、风雨飘摇中难能可贵的“自由”。
曾经我总觉得，「西南联大」这四个字很遥远，是历史筑成的高墙，也是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苦难。
纪录片用了250分钟，无意间拉近了我与「西南联大」的距离，为他们的艰难而咬紧牙关，也为自由进步的学习环境而心生憧憬。
对于那些受访的九旬老人们来说，即使环境再艰苦，联大依然是他们的理想之国。
自由、向上、进步，所有人类身上的一切美好品格，竟是在这样战火连天的岁月中感知体会。
就算回想起那些年，他们的言语中依然充满了对知识的向往，就像老人别在身上这枚珍藏70多年依然崭新的“联大”校徽一般。
对于在联大坚持教学、著作的学者们而言，只要在烽火中多坚持写下一点字，便是在对当下、未来的中国筑起希望。
对于埋头著书的联大教授，冯友兰是这样说的——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
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
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
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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