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公众号”可以订阅哦
叁
失控的发展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政治格局变化只在上层，而下层民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只是到了后来，当上层政治变化引发中外关系紧张和冲突时，政治高层非常不恰当地利用了民粹主义情绪，遂使问题复杂化。
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痛苦，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当然也没有能力就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过，甲午战败对下层民众来说也是直接的政治事件，他们的生活在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更加艰难，“集体无意识”促使他们不甘心于中国社会继续沉沦，不甘心于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就此灭亡。
于是，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社会民众自发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用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像顾炎武在两百多年前所揭示的那样，对于国家的灭亡并不感到特别可怕，他们真正感到可怕的是“亡天下”，是民族文化无法在这个世界继续存在，于是有义和拳在山东悄然兴起。
正如人们久已知道的那样，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在此之前数月，义和拳一直在鲁西北慢慢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拳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扩展到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蒙古。所以经久不衰的民谣称“义和拳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后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大变化有着直接关系。随着《马关条约》的落实，外国资本潮水般进入中国，中国经济实际上渐渐处于失控的发展状态，与外国资本大幅进入中国相配套的政策并不完善，强劲的发展势头实际上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形成新的文化冲突，于是民间秘密结社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意于“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开始放弃先前两百年“反清复明”政治诉求，转而将传教士作为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人“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种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不良中国人。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必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不良之士甚至不为中国人所耻的地痞无赖。
这些不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民间社会中西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不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外国资本无节制地进入中国，外国商品无限制的涌入，这一方面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难度在加大，许多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
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村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朝廷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中国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他们在甲午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工作、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大幅增加，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也在增加，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传教，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
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宗教外的事务，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甲午战后，中外冲突最剧烈的无疑是山东。山东人不仅在战争中遭受到直接痛苦，而且在战后受到直接影响，特别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山东成了德国人独占的势力范围，修铁路，开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破坏坟茔，山东境内铁路沿线、矿山周围的百姓没有得到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好处，反而因经济开发而受到了无端伤害。
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在实际上，那些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失控的发展”终于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全怪罪于德国人。按照中德约定，德国铁路、矿山所需要的土地当然由中国政府征收整理后提供，德国方面不介入与中国百姓的直接关系，德国方面的补偿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因此这些征用补偿的责任主要在中国政府。
至于突发事件发生后，德国方面也不得直接介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司法自主。然而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低下，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的嫌疑，于是久而久之，德国人根本不再顾忌中德原先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德国人往往绕开中国地方当局，迅速直接派兵强行镇压。这虽然提高了效率，但无疑增加了中外之间的仇视。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廷提出过很好建议，希望由总理衙门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庶免喧夺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在山东开发投资的不只是德国人，日本、英国，在山东也有自己的利益。甲午战后，威海卫曾被日本作为抵押占领三年之久，后被英国顺手租借。这些租借、开发，即便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殖民，但中外发生冲突的几率无疑在上升。这是义和拳兴起的一个外部原因。
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经济转型有关。甲午战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其便利、低价、规模，使铁路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还有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管道，因而甲午战后不久，传统的物流运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旅馆、色情场所、妓女等都受到极大影响，大批失业，四处流浪。甲午战后急剧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好处，反而因发展使很多人的经济利益受损。
除了经济急剧且近乎失控的发展等原因，义和拳的兴起还与当时连续自然灾害有关。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造反，只是那几年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不断决口，受灾面积不断扩大。
到了1899年，黄河领域又遇到空前干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不仅造成了严重饥荒，流民遍野，流离失所，而且由于干旱，人们的情绪也受到非常恶劣影响，怒火中烧，随时崩溃。这些流民、灾民，就是义和拳，就是大刀会，就是民间秘密组织，他们的本意不过是抱团取暖，相互扶持，度过最困难时期，所以他们一旦遇到非常事件就很容易爆发。
肆
内政对外交的两个需求
我们过去始终以为义和拳、大刀会等都是民间秘密结社，其实这个说法可能并不准确。这些人聚到一起无须结社，他们只是因为困难而走到一起，他们中稍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宣传某些“劫变”观念，宣称他们度过这个难关，或许有机会顺应天意，拯救劫难，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安慰，是自我抚摸。
在本质上，他们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其实只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至于他们所渲染的刀枪不入等超自然本领，这是中国农村社区精英从来就有的一种表演方式，即便到了二十世纪中晚期，这种情形在黄淮平原广大农村非常普遍。
作为受灾受难的灾民，义和拳、大刀会等民众不可能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他们之所以反对外国教会，反对教民，除了教会、教民的活动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可能有点儿中西文化上的不认同，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本土文明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不宜夸大，如果不是后来被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去利用，义和拳、大刀会都不会成为那样的排外组织。什么“反清复明”，什么“扶清灭洋”，显然都是外部力量强加上去的，并不是这些农村民众发自内心的政治信仰，他们就是一拨流浪者，一拨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根据后来的研究，义和拳、大刀会最活跃的地区主要在鲁西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曹州、单县的大刀会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那一带处在政治统治的边缘，因而有利于他们四处流浪，集会练武，也不容易引起清廷及时注意。这是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最初阶段发展的真实机缘。
义和拳、大刀会发展最直接的动力其实说起来又与朝廷的政治变动有关，这些原本并不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被迫介入了政治，成为政治的筹码。
在1900年之前，由于《马关条约》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抢占中国这个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市场，外国人刚到中国，中国人刚刚遇到外国企业和外国人，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适应在所难免，在这个过程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也是实情，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在对这些流民尤其是具有结社倾向的流民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多少给予道义上的同情，有时地方政府甚至以这些受到冤屈的流民作为与外国人谈判的筹码。
在这一点上，中外利益冲突最严重的山东格外明显，这或许因为德国是在列强中还比较落后，发展或者说对财富的积聚更为迫切，因而在山东发生的中外冲突比较多，山东几任巡抚李秉衡、毓贤等一方面执行朝廷的指令尽量镇压这些闹事流民，另一方面对这些流民给予适度同情，毕竟是自己的子民，何况他们本身确实有冤屈。
特别是到了毓贤，山东的民教冲突更加严重，不仅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不断闹事，还有很多从外地赶来的大量流民。这些本地与外地的流民是否真的组织起严密的组织，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毓贤的立场上，为了稳定地方，他一改李秉衡严厉镇压的措施，对于本地那些失去土地的流民，对于他们习技勇以自卫身家的行动略表同情。
一旦地方发生大规模群体冲突，毓贤的本能反应是将本地人与外地人区别处理，尽量使本地人解脱，尽量将责任推给外地人，甚至宣称这些外地流民是打着义和拳、大刀会名义的游匪，因而这些群体事件与真正的义和拳、大刀会并无关联。
很显然，毓贤担心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义和拳、大刀会民众的积极性，在主观上有利用他们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李秉衡、毓贤的做法到了新巡抚张汝梅的时候更进一步。张汝梅觉得既然这些义和拳、大刀会民众是一种可以凭借的力量，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官方化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导到体制内呢？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将这个意思向朝廷作了报告，宣称在山东、直隶一带活动的这些义和拳、大刀会，其实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办的“乡团”，具有乡间自治的意思。
张汝梅
因此，张汝梅建议朝廷“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将他们引导到自卫身家，守望相助，维护地方秩序方面来。这就是我们后来一般不再说“义和拳”而改称“义和团”的背景。其实从原初意义上说，义和拳可能比义和团更准确。
张汝梅改拳勇为民团的建议获得了朝廷默许，这就为后来的政治演变注入了新因素，义和团从此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成为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当然不会像过去那样坚定镇压这些民间组织。毓贤明白无误说过：“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相信只有整合民心，利用民心才能度过艰难。
他们甚至认为，如果一味对这些民众团体施加镇压，很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必将把全体民众都弄成教民而后已。真的到了这种状况，国家也就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看来，对外交涉仅仅凭借政府外交人才是不够的，无效的，如果将民间力量统统推到敌对方面，对外交涉可能更加困难，不仅无法约束外国人的活动，甚至没有办法镇住那些原本就是中国人的教民。既然民心可用，当然不会强力镇压，而是利用他们作为对外交涉的工具。
山东地方官府将义和团作为对外维权工具还情有可原，这只是内政对外交的一个需求，地方官府只是将自发的民众当作对外交涉的筹码。这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很正常。只是此时内政对外交还有第二个需求，即我们反复讲到的大阿哥事件，到目前为止，列强还有意无意轻蔑大阿哥，轻蔑大阿哥的老爹端王爷。
按照中国体制，端王爷现在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领办大臣，各国公使的故意轻蔑在端王爷内心深处留下什么样的伤害，好像无需细说了。外交上的雕虫小技在这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竟然成了清廷手中的调控筹码。
清廷为光绪帝立大阿哥有其正当性，是一个不必怀疑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清廷由于满洲贵族根本弄不清中国文明的本质和精华，一个正当的事情被弄成好像不正当，弄成像是一个废立阴谋。这主要是因为满洲贵族集团选择了端王的儿子为大阿哥，这里既没有能力上的比拼，也没有血缘上的充分理由，当然不足以说服贵族集团内部的反对者。
端王在这之前其实并没有深度介入现实政治，不论是清廷内部还是外国人其实都很难说端王究竟是左还是右，究竟是排外还是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表现，他后来的排外形象其实是一点一点被塑造，被加工，而他自己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向着这个方面转化。
实事求是地说，端王是个平庸的人。他能上位，他的儿子能够被立为大阿哥，就是因为他的平庸。他如果锋芒毕露，性格外向，真的具有坚定的排外立场，后来的情形或许也不是这个样子。一个平庸的端王得到了意外好处，一定会使那些不论是自认为还是别人都不会认为平庸的贵族心中不爽。
比如庆王爷，他自恭亲王之后一直负责中央事务的日常管理，与外国公使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庆王爷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当大阿哥呢？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王爷究竟在端王排外倾向的塑造中起到怎样作用？我们当然不能说庆王爷将端王的形象往排外主义方面去塑造，但我们有足够理由可以说，负责外交事务的庆亲王真的没有向外国公使解释，没有说这位端王爷并不是一个排外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领袖。
溥隽
清廷立端王之子溥隽为大阿哥的消息是1900年1月24日对外公布的。奇怪的是，各国公使一反外交礼仪，对中国政府这样巨大的人事变动根本不愿作任何反应，硬是将端王父子晾在一边，让清廷出尽了洋相。清廷内部人事变动当然无须征询外交使团的意见，只是外交使团太不给面子，这势必影响中国政府的威望，中国政府需要公使帮忙时，公使不帮忙。那么继续拖下去，总有各国公使需要中国政府帮忙，这种机会并不难等到。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或稍前，由于山东地方官府的纵容或默许，义和拳、大刀会在那里有了相当快增长，这些“不官不民”的组织令外国人格外忧虑，所以外交使团在1899年底以山东地方当局镇压不力为由，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替换了毓贤。
在各国公使看来，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其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会使他对义和拳、大刀会有个比较正确的判断。而其小站练兵聘请外国教练训练的几千新军也使他有力量迅速剿灭这些义和拳、大刀会。袁世凯的个性也受到各国公使的赞赏，以为他在关键时刻总会从容不迫镇静坚持。各国公使相信在袁世凯治理下，山东一定会很快恢复秩序。
列强的建议很快获得了清廷的积极回应，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阿哥事件发生，中外沟通还不存在多大问题。1899年12月6日，清廷免去毓贤的山东巡抚，提升袁世凯接任。
袁世凯没有辜负列强期待，就职伊始，就发布一道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各地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
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很快见效，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袁世凯的这个政策引发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卜克斯问题”。
卜克斯是英国传教士，是一个比较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在当时比较紧张的气氛中，他坚持要从泰安返回平阴。不料途中遇到几个准备打家劫舍的中国人，他们试图绑架卜克斯去吃大户。然而年轻气盛的卜克斯根本不愿配合，这几个中国人鉴于袁世凯严厉的镇压措施，与其放掉卜克斯准备吃官司，不如将他杀死，一了百了。
民教冲突是山东的老问题。卜克斯既不是在山东遇害的第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最后一位传教士。但是卜克斯死的实在不是时候，这对于袁世凯的强力镇压政策构成了极大冲击，一些大臣将卜克斯被杀归罪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英国公使联络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抗议。然而，此时朝廷正因大阿哥事件闹得不可开交，自然无暇也没有人顾及卜克斯事件。
中国政府的拖延使英国人非常愤怒。1900年1月23日，法国公使毕盛提议召集英法德美四国公使会议，讨论怎样与中国政府交涉日趋严重的山东局势，他们要求清廷严厉镇压在山东、直隶的义和拳、大刀会，因为这些地区的这些团体已经公开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灭洋”的字样。四国公使开会时，还不知道意大利在山东、直隶也有不少传教士，因而稍后他们邀请意大利公使参加，“四国公使联盟”演变为“五国公使联盟”。
不管是四国公使，还是五国公使，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开会正在召集时，清廷也在举行重大会议。同一天（1月23日），清廷御前会议宣布一个惊人决定，宣布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这一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高度混乱和密集抗议，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五国公使就卜克斯事件发出的抗议。
其实，中国政府此时特别需要来自各国公使的帮助，各国公使如果此时向清廷伸出援助之手，就大阿哥事件稍作肯定性表态，情形肯定不一样。然而，各国公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们始终不愿就大阿哥事件发布任何评论，他们只希望清廷去尽快镇压义和拳、大刀会。
结果，清廷对各国公使的要求既无兴趣又确实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又过了一个月，五国公使于2月21日致信总理衙门，催促答复。25日，总理衙门的答复姗姗来迟，表示朝廷已有旨，由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予以剿抚。
伍
列强冷对大阿哥
总理衙门的回复无法使各国公使满意，不过这个回复毕竟使各国公使与中国政府自动恢复失去很久的外交联系。各国公使乘热打铁，再接再厉，要求总理衙门安排一个紧急会晤，并明确要求庆亲王参加。总理衙门很快同意了这项要求，时间安排在3月2日。
就在会晤的前一天（3月1日）晚，五国公使分别接到总理衙门的照会及附件，附件中有直隶总督奉旨剿办义和拳的布告及一道上谕，这篇上谕使用了“取缔”义和拳等字样。
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使各国公使放心。3月2日，他们依然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等中国大臣会晤。庆亲王向各国公使解释了朝廷的政策，对于各国公使要求在政府公报中正式发布那份剿灭义和拳的上谕，庆亲王婉言拒绝，以为不合体制。
庆亲王
如果从大清国体制说，各国公使的要求确实有点问题，这其实只是对清廷的不信任，是要求清廷将皇上的御旨公开发布，以便稍后对照检查。这当然不太合适。不过，各国公使也无法理解中国的体制运转，有时候觉得中国体制很有效率，有时又觉得这个体制根本转不动。
清廷明明白白说要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了，但是这个镇压始终没有付诸实践，除了袁世凯在山东略展拳脚，其他地方还是老样子。山东在袁世凯治理下形势好转，只是这个好转又以义和拳大规模向直隶迁徙为代价。鉴于这一系列复杂情形，各国公使越来越倾向于武装干预，至少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在中国北部沿海进行一次军事演习，以此警告清廷和义和拳。
各国公使的建议并没有很快得到各国政府的同意，因为军事干预毕竟不是小事，各国政府依然期待中国政府能够觉悟能够反省，能够在义和拳问题上拿出勇气。然而或许是因为清廷内部问题太复杂了，拖到3月下旬，华北的局面不仅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复杂，义和团开始大规模向京津地区转移。
还有一个让各国公使看不明白的，各国公使曾经明白告诉清廷不要重新起用力主排外的前山东巡抚毓贤。然而清廷不仅大张旗鼓地重新启用，而且将毓贤派往外国人比较多的山西当巡抚。这在各国公使看来，是公然挑衅，是让各国难堪。
各国公使得知毓贤被重新起用的消息后反应强烈，英国公使窦纳乐表示，卜克斯善后尚未处理，中国政府不对毓贤进行惩处，反而重用，这无疑是与各国作对。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本国政府派遣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以防止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对于公使们的要求，各国政府也给予谨慎回应。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在情况危机时出手救助各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及那些中国教民。
在各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时候，俄国、日本的公使没有参与。俄国公使格尔思在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交谈时表示，根据他的观察，各国的强硬举动对中国人来说，不仅没有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国人不会因为列强示威而屈服。不过，对于中国政府，格尔思也尽量施加积极影响，希望中国政府正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要早点出手，主动平息华北的义和团骚乱，不要给列强留下军事干预的任何借口。
俄国人的忠告也没有引起清廷的警觉，清廷到这个时候其实还在大阿哥事件上纠结，列强始终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表示支持态度，这也是清廷对于列强要求冷漠的一个原因。清廷的冷漠为义和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到了这年春天，义和团已经大摇大摆进入京津。
他们“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根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这些义和团“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
根据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郡王。这显然不是单纯信仰义和拳、大刀会，而是别有政治用心在。
清廷镇压无力，义和团急剧发展引起列强恐慌。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要求中国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各国将派兵代为剿除。这大约是列强出兵代剿方案第一次提出。
列强的不满容或确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廷除个别官僚如端王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行强硬的镇压手段，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效果，义和拳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四五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的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一万多人。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廷普遍担心这些在帝国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拳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
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活动加剧引起列强高度警惕，说实在的，清廷此时对于义和团其实也已经无能为力，因为中外交涉困难默许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一些王公大臣甚至故意与义和团称兄道弟，以此向列强显示众志成城。其实，民粹主义操控原本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起来不难，呼之即来，但很难做到招之即去。这大约也像中国老话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义和拳，还是后来的义和团，他们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到了5月底6月初，到了他们进入京津，与王公大臣结合起来之后，他们的政治诉求越发明显，排外的性质越来越清晰。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这样清晰的表述，显然不是农民兄弟所为，一定另有捉笔者。
清廷镇压无力，或者许多时候不愿镇压，这一点不论是义和团兄弟，还是各国公使，似乎看得都很明白，其中的原因，似乎也都知道，似乎总是与大阿哥的事情有关联，各国公使不愿在大阿哥问题上作任何友好表示。在这种情形下，京津地区越闹越乱，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义和团在保定府附近某处毁坏了三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称义和拳在北京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避免继续发生骚乱。
窦纳乐
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廷正在采取什么步骤，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大臣现在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朝廷5月17日颁布了一道上谕，以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搖惑人心，事关交涉，命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妥议章程，立即镇压义和团，并令直隶总督裕禄一体严禁。
据窦纳乐后来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讨论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骚乱镇压下去。
然而第二天（5月19日），各国公使首席代表、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的一封信转给各国公使。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笔调描绘北京的情形，以为北京局势基本失控，北京已经被义和拳包围。根据他的说法，义和拳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因此他预言最大的不幸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樊国梁大主教是元老级传教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八年之久，懂中文，广交际，一口地道北京腔使其获得他人无法获得信息。虽然有公使觉得樊国梁的说法或许有点夸大，但总体上大家还是比较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北京已处在危险之中。各国在华传教士、侨民，乃至各国公使，都面临着巨大危险。所以各国公使不约而同请求各自政府尽快向中国派遣部队，保护侨民、传教士和公使馆。
北京的局势确实在持续恶化，清廷对此也开始感到了忧虑。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应邀与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尔思会晤，庆亲王表示朝廷知道现在的困难，也已向直隶总督发布最严厉的命令，他劝各国公使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护公使馆，因此不赞成各国军队进入北京，只是各国政府执意这样做的话，中国政府并不完全反对。庆亲王刻意强调，义和拳不仅是你们外国人的敌人，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的敌人。
庆亲王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各国公使鉴于北京局势的发展，为慎重起见，还是决定从天津，从大沽口外海面上调集一批军队进入北京，加强使馆区及教堂警卫。5月31日，第一列军用专车向北京进发，几天后抵达北京的使馆卫队接近千人。
各国公使之所以急于从天津调集使馆卫队，因为6月1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早有传言说义和拳将在那一天举行大规模活动，这是列强行动的背景。然而从义和拳方面说，列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阻吓住这些人，或许仅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在北京的义和拳反而越来越多，形势并没有因使馆卫队进京而舒缓，反而因使馆卫队的惊扰更趋严重。
另一方面，也使清廷中的强硬派找到了对抗理由。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放弃先前对义和拳一味镇压的办法，以为诛不胜诛，不如不诛；剿不胜剿，不如不剿。不如将义和拳民众收编，纳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利用其仇恨基督教的情绪，以防范列强。列强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原本并不与清廷为难，结果在这里被解读成了一种敌意。
使馆卫队进京客观上加剧了北京及华北地区的形势，在随后几天，在华北主要铁路线上工作的欧洲人差不多都遇到了麻烦，他们开始大规模向天津收缩，不料这一举动又被中国民众所误解，欧洲人在撤退途中遇到了中国民众多次拦截，甚至发生多次冲突。
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空前恐慌引起了列强注意，6月6日，驻扎在大沽口的各国舰队司令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统一行动。各国政府对舰队司令官的决定表示默认，相继同意他们在外国侨民受到威胁时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由此，各国开始向天津租界调集军队。
各国调集军队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传教士、侨民、教民和外交官，同时也蕴含着当清廷对义和拳镇压不力时“代剿”的意思。列强至少此时并没有以清军作为作战对象，但各国军队的调动依然引起了清军将领的严重不安。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清廷高层对义和拳的态度发生变化，以端王载漪、体仁阁大学士及大阿哥的师傅徐桐、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使何乃莹等为代表的主抚派渐渐占了上风。
6月6日，清廷发布一个上谕，有意改变义和团定性，刻意强调义和团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均为国家赤子。清廷或许期待用这种办法收服义和团，但在各国公使看来，清廷的新上谕其实是对先前镇压立场的倒退，势必引发新问题。
陆
被误解的“宣战照会”
毫无疑问，清廷的宽容政策激励了那些中国民众，他们在随后几天，为了防止外国军队继续向北京进发，莫名其妙地扒铁路，毁电线杆，到处张贴焚教堂，杀教民，驱逐外国人的揭帖，甚至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正面冲突。清廷的宽容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反而使原本已经混乱的局面越来越混乱。
6月9日一大早，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从颐和园匆忙赶回宫中召集王公大臣讨论时局，端王载漪大约为了报复列强的轻慢，在会上肆意撩拨皇太后的情绪，以为义和拳声势之所以一拨高过一拨，主要是因为洋人的欺负，而洋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欺负这些中国人，而是要推翻皇太后的统治，重建一个新政府。
端王载漪的鼓噪击中了皇太后的心病，皇太后自1898年秋天之后最烦心的事情莫过于与外国人的关系陷入低谷。愤怒的皇太后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不再对义和拳进行镇压，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改组政府，极端排外的礼部尚书启秀等在总理衙门上行走，命令具有强烈排外情绪的甘军将领董福祥率部从南苑移防内城。清廷的政策从这一天开始，由对义和拳镇压转为利用，对列强由尽量沟通维持关系转为决裂，尽管还未公开宣布。
清廷的动向很快被各国公使获悉，各种传言如雪花一样飘来，有的说皇太后在会上表示要把外国人逐出京城，有的说董福祥的甘军已经做好总攻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这些传言严重困扰着各国公使，为预防万一，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便一直与中国方面保持良好沟通的俄国公使也有点沉不住气了，向国内报告各国公使在北京的使命或许即将结束，未完事宜或许要转移至各国海军将领那里。言下之意，各国对于义和拳所能做的，只剩下武力干预一个选择。
根据这种认知，列强很快在天津组织了一支规模并不大的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于6月10日浩浩荡荡开往北京，他们的目标如前所说只是保卫使馆，拯救传教士、侨民和教民，但这个举动无疑使清廷方面非常恐惧，以为列强是不宣而战。6月11日，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使馆，请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宣布各国公使和所有在华外国人的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经过艰难交涉，几天时间过去了，各国公使都不愿接受停止向北京用兵的建议，然而出乎各国公使意料的是，包括义和拳在内的中国民众竟然主动在京津线上拦截联军，使西摩联军用了十七天时间竟然无法抵达北京，反而于6月26日狼狈逃回天津。
西摩联军引发了两个严重后果，对于中国方面说，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高度恐慌，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前门商业区6月16日燃起熊熊大火，竟然连烧三天，损失惨重。17日，清廷召集御前会议，讨论对策，鉴于联军继续向北京挺进的事实，决心招抚义和拳民众，用他们和清军配合作战，以防范列强突然或持久攻击。
另一方面，由于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并不顺利，这也引起各国公使、海军将领的思考，他们经过反复研探，以为联军之所以在进京路上如此艰难，主要是联军的后路被清军所遏制，后援部队无法提供及时支援，这是西摩联军行进困难的主因。为此，各国将领认为，要履行保护公使、侨民、传教士的责任，必须充分保证津京之间交通不能中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绝对控制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是天津的屏障，也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中原王朝自明代以来重点经营的北方要塞。当时，驻扎的大沽炮台的清军有三千人，总兵罗荣光为最高指挥官。此外，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的旗舰及鱼雷艇也都在周边巡弋，与大沽守军遥相呼应。
6月16日，各国海军舰队司令与西摩联军失去联系快一个星期了，职责所在，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占领大沽炮台的决定。只是在联军司令官看来，他们向北京挺进只是为了营救公使、传教士和教民，并非与中国政府为敌，更不是要与清军决战，因此他们需要大沽炮台，但在他们看来并不与中国方面的利益相冲突，因为保护使馆和传教士的安全也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联军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帮助清军。所以，联军司令官在当天会议上签发一份通牒，限中国守军在17日凌晨两点“让出”大沽炮台。
联军司令官会议是16日上午11点结束的，最后通牒也应该在此后不久送给了罗荣光和直隶总督裕禄。作为军人，罗荣光当然不会接受联军的要求，将大沽炮台移交给联军。他在拒绝联军要求的同时，立即向海军统帅叶祖珪及直隶总督裕禄作了通报，请求他们在必要时给予援助。
罗荣光不愿将炮台和平移交，而联军又坚定认为大沽炮台是他们向北京向华北用兵的咽喉，志在必得，于是一场恶战无法避免。距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还有七十分钟时，争夺大沽炮台的战斗提前打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至清晨五时许，大沽炮台陷落，中国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
在大沽炮台争夺战打响之前，罗荣光曾派员向直隶总督裕禄求救，裕禄表示天津防御已经很吃紧，无暇他顾，更没有办法提供支援。这不能说就是罗荣光失利的原因，但很显然作为直隶总督的裕禄对大沽炮台失守负有相当责任。
其实，联军大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联军送给罗荣光、裕禄的同文照会，送达的时间就有差别。送给罗荣光的时间为16日下午，而送给裕禄的则拖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尽管照会上的时间仍然写着16日。
当裕禄收到联军送来索要大沽炮台的外交照会时，大沽炮台已经到了联军手里，几千守军早已溃败。然而，裕禄不是将这个结果及时报告朝廷，反而将联军的最后通牒紧急报送朝廷，说本月17日他接到法国总领事送来的照会，以各国水师提督的名义“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联军，逾期不交，即当以武力占领。
裕禄的报告送到朝廷的时间为19日下午，此时距离大沽炮台失守已经两天。尽管过了两天，朝廷对天津的事情一概不知。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虽然在那几天连续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虽然对战与和，还是剿与抚提出很多看法，出了许多主意，但究竟是战是和，列强究竟是像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样要帮助清廷剿灭义和拳，还是以要清廷为敌，对清军开战。这在之前的几次御前会议上并没有结论。现在好了，裕禄的报告来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了，这不就是明明白白要以我大清为敌，准备开战吗？
其实，慈禧皇太后、光绪帝和所有与会者都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不在清军手里，所以他们讨论的前提就是怎样阻止联军，怎样保住大沽炮台。与会者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有不惜破裂的决心和意志，要以不可动摇的强硬态度迫使列强让步，放弃索要大沽炮台的无理要求。
19日下午五时许，总理衙门向十一国驻华公使馆和关税处送去十二份同文照会，大意是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令人震惊，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既然如此，现在北京城里也一片混乱，人心浮动，那就请各国公使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开路，前往天津。这个照会就是后来一直争议的“宣战照会”，其实仔细分辨，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外交照会，只是表明中国政府强硬的外交姿态而已。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照会，但在当年，各国公使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收到这份照会后立即陷入极度恐慌，因为他们既不知道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这个最后通牒究竟意味着什么。
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修改该文章标题和内容。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马勇”微信公众号，微信号：mayonghistory
扫码成为“东方历史评论”的读者 ID：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