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因从德国给病友代购抗癌药获取了5%的利润,肝癌患者翟一平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现羁押于上海市看守所。

“此前取保候审被驳回,下一步可能就是批捕了。”翟一平的代理律师斯伟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刑法,贩卖假药涉案金额超过50万元,涉及的刑期将在十年以上。而据斯伟江介绍,翟一平的涉案金额应在百万以上。“这个药一个月至少6万元,只要有十个人让他买,就超标了。”

翟一平被拘后,妻子尹女士才知道丈夫代购的事,她现在住在亲戚家里,也不敢将此事告诉父母,怕老人承受不住。但10岁的女儿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她只能向孩子重复一句话,“爸爸不是坏人”。

求情:买他的代购药一月能省近两万

这几天,在近千人的“爱肝计划”QQ群,不停有人问,秋哥(翟一平)什么时候回来。

在翟一平被拘后,上百封群友写的求情信,全都寄到群管理员瓜瓜的手上,有的留了手机号,让相关部门联系核实,有的还按了手印。“我看一封就哭一次。”瓜瓜说,她特意把邮寄信件的信封留了下来,“让大家看看,这都是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寄出的,不可能作假。”

瓜瓜姓任,2014年被发现疑似肿瘤,因为病情复杂,在安徽老家一直确诊不了,于是,她来到上海。同年底,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病友们建了一个病友群,网名为恋秋的翟一平和另一位癌症患者老米都在里面。

瓜瓜在上海最后被确诊为自身免疫性肝炎后肝硬化。“当时很严重了,要做肝穿刺,我很害怕。”她在群里说了自己的情况,病友们都在线上安慰她,但除了同病相怜,彼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据瓜瓜估计,从看病开始到现在,至少花了上百万,都是亲戚朋友到处借,同时还在网上筹款。那时候,翟一平给了她很大的帮助,不但给她捐款买药,还真的去医院看望她。“最困难的时候我手机都欠费了,他二话不说就给我把话费充上。”

翟一平的病情控制得比较稳定,并不需要代购的“PD-1”和仑伐替尼这两种药。瓜瓜称,最开始是2016年群友老米的病情严重,才促使翟一平去钻研国外的最新研究。而事实证明,老米吃了之后效果很好,肿瘤都坏死了。于是翟一平和老米开始一起给病友做这种药的海外代购:翟一平统计好购药数量,由老米托朋友从德国购买,药到上海后,再由翟一平用冷链车分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

“这个药的保存要求很苛刻,全程都要冷链,时间长了害怕影响药效,所以普通人自己很难买。”瓜瓜说,大家都很信任翟一平,他买的药有效,大家比较安心,最重要的是,他的药相比其他途径确实便宜很多。

据一位湖北刘姓患者说,一支100毫克的“PD-1”在香港买是17500元,30片一盒的仑伐替尼要24000元,而翟一平代购的价格要低30%多,每个月可以节约近两万元的药费。而使用该药后,其甲胎蛋白指标已从今年初的2600多降到现在1.6的正常范围。

一位福州的林姓患者称,医生也建议他使用“PD-1”和仑伐替尼联合治疗,但国内没有这两种药,他今年六七月份请翟一平代购了三次,但最近联系不上了,目前已处于断药中。

代购: 病友不需花精力,药就能到手上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医师蔡医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靶向药需要长期服用,比如陆勇所用的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格列卫”约两万元多一盒,每个月都要服用,有患者吃到第四年就花费上百万,而即便内地已经上市的,价格大都比香港贵。

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农村来的瓜瓜一直吃国产药维持,2016年双腿股骨头坏死,她成了残疾人。后来,瓜瓜开始吃德国的布地奈德,只能找人从当地买,然后快递给她。但是买这个药非常麻烦,要国内开处方,一个月只能提交两次,一张处方在路上就要耽误半个月,而且还可能寄丢。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买国外的药,其他不少人也来自偏远地方,根本没有买药途径。”瓜瓜觉得,这也是大家愿意通过翟一平买药的原因——病人自己不用花费太多精力,足不出户药就送到手上。但是她一直不知道翟一平在帮病友买药,因为他从来没公开在群里说过。直到最近出事了,大家才知道,都是一些病友们找上门他才帮忙的,“好多人都很内疚,没想到自己找他买药,结果却害了他。”

翟一平妻子尹女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翟一平1997年就被查出患有肝炎,此前一直不敢要孩子,直到2008年才有了一个女儿。为了赚钱养家他去了上海,2014年,病情发展成肝癌。在上海治病期间,妻子在老家带孩子,夫妻两人长时间分居两地,尹女士也从来不知道翟一平代购药的事,甚至连他辞掉工作的事,也不知道。

出事后,尹女士从病友群里知道了这些事。近一年来,群里的人越来越多,翟一平想帮助更多的病友,所以才把原来的工作给辞了。“他自己一直有工作,经济负担不算重,要是知道犯罪,他肯定不会干的。”

而据病友瓜瓜所知,翟一平并没有和公司合作卖药,而是从德国药店买药,其实卖的是原价,5%的利润是返点。“即使如此,这个价格也非常便宜。”瓜瓜说,“其实他还会贴钱,全程运输的费用,冷链的费用,请人帮忙的费用,哪个环节不要钱?”

病友:他让我父亲在这个世界多待了半年

和翟一平一起做代购的老米,原本也被公安拘留,但因为肿瘤恶性被允许取保候审,此前他在吃药后已经好转。

“癌症患者就是这样,病情总是反复,而且抗癌药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耐药性,需要进行更换。”瓜瓜说,老米此前的肿瘤确实消失了,但后来又有肿瘤破裂导致全身转移,又开始不停地做手术,最近才做了一次,状况不太好。

蔡医生对红星新闻记者解释,肿瘤在不断地变化,抗癌药日新月异,即使是易瑞沙上市三代,第四代也在研究中。而国外的药品、器械进入国内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层层审批,导致一些急需治疗的患者不得不远渡重洋到海外卖药或就医,暂时没有条件的患者可能没能等到便已经离世。

不管怎么样,目前翟一平卖的这种药对肝癌晚期是最有效的,吃了起码能为患者赢得几个月的时间,还有机会等待新药或者去继续寻求其他办法。“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病友崔大爷在求情信中说,“我现在的病情逐步稳定,没有他,我都不知道我以后的治疗之路该如何走。”

实际上,翟一平在这个近千人的群里,一直扮演着主心骨的角色。一些人从来没让翟一平代购过药,但“在迷茫的时候,总会第一时间找他咨询”。

一位60岁的崔姓患者表示,自己2014年在哈尔滨医科大做了肝肿瘤切除手术,两年后复发,并转移到了肺和肾,一度精神崩溃。他说,加入爱肝计划群后,自己经常和病友交流病情,而翟一平也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帮助他规划治疗方案,给了他生活下去的信心。

一位李姓患者被查出肝癌后,搜索并加入了很多肝癌相关的群,最终都悄无声息地退了群,“因为不少群总是传一些非正常的治疗方法,或是不良医托”,而最后,他却在“爱肝计划”群里一直待了下来。

一些患者即便已经离世,但家属仍对其此前的帮助表达感激:“爱肝计划群是支持我们走到最后的动力,当无数医生给我们下了三个月的判决书时,翟一平让我父亲在这个世界多待了半年之余。”

瓜瓜称,虽然都是肝癌患者,但一个治疗方案不一定适合其他人,在爱肝计划群,有些人就因为过度医疗而导致肝衰减。翟一平便钻研药物、手术方案,为了让患者少走弯路,还编写了最新的肝癌治疗方案以及靶向药的使用规则。

律师说:

代购海外药与现行药品管理制度相矛盾

瓜瓜想不通,翟一平卖的药是在救人不是害人,怎么就成假药了呢?

斯伟江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在普通人看来,代购药品和代购其他东西没什么区别,所以很多人也不知道这是犯罪,而此案所谓的假药,指的是没有通过我国审批,并不是说对人体构成了危害。

红星新闻记者查阅到,《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视为假药。也就是说,所有没有被国家批准的药,不论是否对人体有危害,都被认定为假药。

斯伟江介绍,2001年修订《药品管理法》后,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这两次修改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导致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的进口真药成了《刑法》上的假药。他认为,这个法条是不是违背了原本的法律意图,值得商榷。“因为立法,是为了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保障药品管理制度,但现在,如果要通过代购海外药维持生命,就意味着破坏了药品管理制度,两者之间出现了矛盾。”

而量刑和金额挂钩,涉案金额五十万以上就可判十年以上,相当于造成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的量刑。“可以说量刑畸重。”斯伟江说,“实际上在本案中,金额越大并不代表伤害越大,反而是救人越多。”

他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法条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考虑到现有国情的发展以及(癌症患者)对海外药品的需求。”

斯伟江对红星新闻记者说,此前取保候审被驳回,下一步可能就是批捕了。“这个药一个月至少6万元,只要有十个人让他买药就超标了。”根据刑法,贩卖假药涉案金额超过50万,涉及的刑期将在十年以上,而据斯伟江介绍,翟一平的涉案金额应该在百万以上。

但斯伟江认为,翟一平利用自己的经验去帮助别人,并花了大量的劳动和时间去钻研,其实病友也知道,收一点辛苦费也无可厚非。“尤其是,此前这个药品国内是没有的,是救命的药,而且药价并非暴利。”

在和翟一平会面时,斯伟江向他讲解了真药和假药的定义,以及量刑的问题,翟一平显得很黯然,状态也不太好。斯伟江说,虽然他的病情稳定,但毕竟还是一个癌症病人,距离上次检查已经过了三个月,现在希望至少能申请出来做个检查。

目前,翟一平案仍在侦查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