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吃饭时，我突然出虚汗，如下雨一般。看到我脸色吓人，陆飞赶紧叫我去市医院看看，并嘱咐我：“好好看病，千万不要那么早回来”。我在医院里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支队领导干部例行调整，陆飞的靠山之一被调走，新上任的领导林支恰巧是我爸的朋友。我爸觉得机会来了，马上把我的事说了，希望他能帮忙处理。
林支听后很生气，对我爸说，“会对这件事彻底调查的”。结果，他本已做出处理陆飞的决定，最后关头却被总队某领导压了下来，并给我扣上了“消极怠工”、“精神有问题”等帽子。我很失望，不想再干这份工作了，希望可以转业或复员。可是家里不想让我丢了铁饭碗，况且为了这个工作，他们已经掏空了几乎全部的积蓄——折衷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调离。林支的处境被动，既不回我爸的短信也不接电话，我爸只好寄希望于林支之前的得力门生——时任人事处处长周主任。我爸的想法很天真：林支是他多年的朋友，人事处那边只要打点好，上下一通气，把我调到其他派出所应该不难。
一天晚上，我爸骑着电单车搭我去了广东路边防支队。我的包里塞了1万块现金，周主任一旦松口，就马上塞给她。我刚进支队大门，一个小干事就跟我热情地打起招呼：“嗨，尹梁，你又来了？”——尹梁是我们所新分下来的同事，父亲是某厅级领导，刚分过来的时候，陆飞他们曾隔着半条街欢迎。
到了办公室，周主任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尹梁，你调到总队记者站的事没问题，上面已经通过了。”我有些无语：“周主任，我不是尹梁，我是华侨所的杜尚。”我们就调离的事聊了半天，周主任最后问我，要不要去铁山港看油库，“那里不需要走关系也不需要送礼，想去的话马上就可以调过去”。
我拒绝后，她又建议：“总队记者站招人，你可以回家买个数码相机练习练习，再买个公考教材，学习一下。”我在家复习了一段时间，可没想到等到快报名时，周主任又打电话过来叫我“自愿放弃”：“你这种精神有问题的，总队报名那关都过不了。”听完电话，我很气愤，决定“死猪不怕开水烫”：先给陆飞发了条短信，说我由于个人原因，不适合部队的生活，不适合派出所的工作，心情抑郁，有自杀倾向，感谢领导一直以来的关心，希望组织能给我个机会，让我退出现役。陆飞只是回了句：“好好养病，改天我去看你。”
之后，我去市复退军人医院，跟一个老医生说我有自杀倾向，并在随后的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测试上故意往抑郁症方向答，顺利拿到了“重度抑郁症”的诊断。几天后，由支队、大队、所里组成的三级慰问组来我家“探望”。支队由一个小科长代表，大队是陈政委出面，所里是苏教和内勤，陆飞并没有来。
他们建议我去大城市发展，承诺会给我办转业或者复员的事，并表示不会拖欠工资（实际上拖欠了3个月）。最终，我接受他们的提议，并收下了500块慰问金。那天，林支终于有了消息，他给我爸发信息，只有6个字：“兄弟，实在抱歉。”
2015年9月，我以上尉正连职衔正式离开公安边防部队，按战士复员处理，拿了遣散费后，我孤身来省会闯荡，开过甜品店，做过证券经纪人，现在开了家小公司。我走后没多久，阿磊被陆飞调去了油库，后来我建议他发挥所长画漫画，现在小有成绩；老伍不愿做陆飞叫他做的一些脏活，后来又因为一起案件和他起了冲突，被调到百色某大山带兵；林支和陆飞也渐渐水火相容了起来。再后来，陆飞升官到某大队当了一把手后，苏教接了班。
后记：2018年3月21日，公安边防部队、消防部队、警卫部队正式脱离武警部队序列，真正落实“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就在同一天，前同事阿磊在微信上对我说：“陆飞被‘带头套’，抓到北京了。”看到这个消息，我回复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