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与操，中国摇滚音乐人，假假條（JaJaTao） 乐队创始人、主唱兼吉他手。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居北京，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吉他专业。代表作《時代在召喚》、《湘靈鼓瑟》、《冇頌》， 其中专辑《時代在召喚》获虾米音乐2016年度50 佳专辑第一名，引起强烈反响。
去年11月的北京“愚公移山”Live House，假假條（JaJaTao）乐队作为同厂牌乐队专场的表演嘉宾进行演出。主唱刘与操画着夸张的红色唇妆，长发遮眼，表演的最后发泄似地把演奏中用的锣用力地砸向镲片，发出足以震人心房的最强音。
2016年5月20日，这支乐队刚刚发行了首张专辑《時代在召喚》，整张专辑像是刚出土的文物，把听众瞬间带回到上个世纪，其中唢呐与摇滚的碰撞融合，让很多人耳目一新，虾米音乐将这张专辑评为2016年度最值得推荐的独立音乐榜榜首。
《時代在召喚》专辑的封面透着上世纪浓浓的年代气息。
主唱兼主要创作人的刘与操前前后后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用了他在伯克利音乐学院退学后省下的学费制作了这张专辑。对于这张专辑，他不满意的地方是专辑中自己的人格，“这张专辑主要描述的客体大多数是环境、周遭，不是表达自己内心的。”
共和国朋克
2016年，第一张专辑《時代在召喚》发布后，刘与操甚至从没有想过销量的问题。当他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的音乐，他会去怀疑他们是真的喜欢还是有什么误会，“我不喜欢误会”，经纪人和公司每天说着“让很多人听到”的时候，与操却并没有这个初衷。与其说做音乐是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他觉得只是为了让自己听见。
他形容音乐对于自己是，“时时都在爱好，时时都在厌倦，时时都在惶恐，时时都在宽慰。”
假假條乐队的自我介绍是“共和国朋克，以人为本”。出生在新时代的刘与操会写很多含有隐喻的歌词，或许是在致敬逝去的90年代，他对建国初期政治影响下的音乐也怀有罕见的肯定态度。他说其实样板戏没有去发展西方的管弦乐，而是把它们很好地加入进中国传统音乐，唱工人阶级而不是才子佳人，把京剧“演活了”。但刘与操不认为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唤醒”“呼吁”人们认清周遭，他的目的是“展示”人、种族还有文化间的平等观念，从音乐元素到社会历史。
其实与操最早录制的一批歌曲和普通美国摇滚乐没什么区别，直到被他的教授、Radiohead 乐队制作人Sean Slade 肯定后他才开始有了信心。与操把自己写的《盲山》的demo寄给了Sean并得知对方愿意为自己的歌混音，他那些自己都没有意识的表达法和思想越来越走上了正轨。《盲山》是与操认为自己最极端的作品之一，像他其他许多作品一样，除了摇滚的三大件吉他、贝斯、鼓还加上了中国的传统乐器唢呐。
与操说自己接触摇滚很晚，印象里小时候只觉得弹吉他挺酷的。小学英语课让他最早知道摇滚乐“Rock”这个英文单词，“但我只是知道了这个词，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第一次听摇滚乐是在车上听欧美金曲串烧CD中的《yesterday》，母亲认为有助于他学英语。年轻的与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卧槽，这样的就叫摇滚！”
刘与操和假假條乐队其他成员在一场演出中沉浸其中。
后来他接触到了皇后乐队，《we will rock you》连同着《We are the champion》，“就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作用于世界上无论语言与年龄的每个人身上。这些音乐完全不同于同学追捧的那些流行音乐，但却给他似曾相识感。彼时还未浸润于互联网的与操跑到西单买来了皇后乐队的引进版专辑，回到家一首接一首地听。他第一次在电视频道上看到皇后乐队MV，画面里的Freddie还是长发，一身特别奇怪的黑金打扮，眼妆画成黑色，就在那里唱歌。
初中的与操常跑到西单去淘打口碟，把能花的钱全用在了这儿，但是整个音像市场和摇滚有关的东西就是少得可怜，他就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的东西。皇后乐队之后，他开始真正地走近披头士、约翰列侬，接触到了林肯公园、玛丽莲·曼森……他对摇滚的理解终于不只是单纯觉得“重的”摇滚乐就厉害，时尚和酷的东西与正派传统也并不是背道而驰。
高二就完成高中学业，18岁的与操考入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表演和爵士作曲。大一，与操就被身边华人的生活状态“刺激”到了，并不太理解他们那些盲目自信或者盲目崇拜，于是他组了自己第一支乐队。假假條乐队初期乐手都是美国人，他们唱美国摇滚，但会用中文。
对于中国摇滚的思索，刘与操的中西方教育背景是一个优势，他对比中西方历史，时常思考摇滚的精神是什么。最开始他从现代摇滚乐的审美听崔健，觉得不像摇滚乐，然后直到很久以后读了歌词和解读，才知道中国大陆的摇滚乐精髓在其精神。“摇滚不是形式上的摇滚，是文学上、是精神上、表达上的摇滚。虽然一些偏流行的摇滚乐队音乐上也很不错，但他们少了那种跟体制、跟强权、跟社会的反抗。”
被摇滚乐骗了
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刘与操上了一门叫Japanese traditional music instrument的课，老师给他们讲日本的传统音乐和传统乐器，课上写的所有标题包括第一章，全都是汉字，课里讲到日本的音乐是世界上听到的音乐里最古老的，能追溯到唐朝的宫廷雅乐，他们到现在还一直穿着唐朝时侯的衣服，用唐朝的乐器来演奏，他们把中国当时的雅乐保护得很好。让与操非常生气的一点是当时那个老师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从来不讲中国，只一带而过地提到一句，他便去与教授说，中国也有传统民乐。教授的反驳是，即便是大家现在所称之为传统民乐的《二泉映月》、《百鸟朝凤》、《金蛇狂舞》等，也都是1900年之后才创作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民乐。而在伯克利这个世界音乐氛围浓郁的地方，那里的印度人、拉丁人、日本人等都可以穿着自身特色的服装，演奏他们自己的传统风格音乐，在那里的中国学生虽然技艺高超，却在民族传统的音乐上知之甚少。
与操也渐渐发现，这些年来世界上从事摇滚的人已经将吉他贝斯鼓的强力三重奏玩成了陈词滥调，传统摇滚乐的发展已经逐渐趋于两种模式：像激流金属、死亡金属、黑金属等一样往极端发展的技术流和复古潮流。他选择了后者，“高晓松说汉人无音乐这个绝对很偏颇，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太有音乐了。”刘与操想以中国大地为根基，去发掘一些新东西。
他是中国民乐大师，唢呐演奏第一人。郭雅志是刘与操在伯克利第一个接触到的从事中国民乐的人，他把唢呐与国外的爵士乐结合玩得很酷，而且没有国内所谓的结合民乐的拼凑感。于是与操趁着一次郭老师排练后，带着自己新作的唢呐参与的摇滚曲子去找到了他，之后有了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假假條乐队完成了第一支有唢呐的歌，《犬决犬》。
这一作品郭老师、制作人和与操自己都非常喜欢，然而这首歌的问题也明显得暴露出来：唢呐在里面更加像是一个插了电的存在，平常人们听唢呐时那股“村里的劲儿”没有了，但他觉得如果全是村里那劲儿貌似也不对。
刘与操说他现场演出时并不是所有时候都会来情绪，真诚地演唱。
为了让唢呐听起来“更加是那个味儿一点”，趁着回国，刘与操去道馆、寺庙和一些村子里做了调研。在调研的一路上， 他看到过一个老者用眼睛和鼻子吹唢呐， 这在与操看来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也看到过脱衣舞表演、唢呐、锣鼓、电子琴和架子鼓等在一起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组合，这在一般的审美看来不算美观，甚至是荒诞的，但他看到了其中深深根植于生活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音乐真的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那个感觉、那个精神让刘与操清醒了过来，他开始了反思。
“我发现之前一直都被摇滚乐骗了！” 之前他只是看到了摇滚的形式，也盲目追求着西方摇滚乐中的高科技强烈声响、自由情绪反叛表达与类似大型演唱会中的光鲜、现代的东西。他曾经觉得中国民乐是俗不可耐的，但同时也从没想过它为什么土，也不去关心它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之后会怎么样。与操再一次追溯起摇滚乐的源起，想到摇滚乐就是源自那些底层劳动人民创造出的布鲁斯音乐，它生长自土地。
现在刘与操将自己之前的那些认识称为“最初童年意淫出来的摇滚理想”，那些实现那个最初理想所遭遇的挫折、自卑与无力感都使他重新思考传统主流音乐与摇滚乐的本质，看清来龙去脉。那时候他做音乐的目的也发生了质的改变，他要把自己民族的乐器跟自己民族的旋律融到摇滚乐里，而不是做西方摇滚乐的本土化。
而现在他做音乐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更像写一个研究报告一样”，即提出问题，假设一些思路，然后通过实际操作与实验，得出一些相对正确的结论，最后明白些道理去消除自己也曾有过的偏见和误解。“我更愿意将假假條视作是一项Project（项目）。”
在与Sean Slade合作第一张专辑《時代在召喚》的时候，他听Sean讲起和摇滚乐队Nirvana主唱科特·柯本交往的经历，与操说：“第一次我在那儿感觉到我离他们是这么的近。”
“另类艺术家”
“刘与操”这个有点像艺名的名字是他妈妈小时候起的，意为“刘备与曹操”， 取自《三国演义》中的煮酒论英雄那一段，到北京后这个名字却给他带来了不少非议， 与操有些不快。
表演时，有人说他的打扮像希斯莱杰的“小丑”，红唇、墨镜，的确是夸张的。但这典故其实是来源于崔健的《一块红布》，嘴巴上的口红实际是画了个五角星，象征着红布，堵住了他的嘴，于是他在喉咙那里便写了个“不”字。
刘与操现场演出时从不会改变造型或着装，保持着一种仪式感。他戴墨镜，是怕自己看到观众的反应会忍不住笑场，无法沉浸在演出中。他穿裙子，画口红，是为了摆脱雄性的设定，表现他可以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可以不按性别来，也为了摆脱玩金属的固有的特爷们儿或者英伦很文青的风格。在他看来，穿裙子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因为中国传统服饰里皇帝和大臣这些男人们都是穿长裙的。
与操演出时穿的暗红色毛衣是姥姥的。姥姥在世的时候，怕他冬天演出冷，给他穿着这件毛衣做过两次演出。姥姥去世时与操因在做专辑没能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想起来又很愧疚于在姥姥晚年两人之间疏于沟通。于是他穿上姥姥的毛衣，算是弥补自己遗憾中错失的交流和陪伴。
刘与操演出时，总是穿着奶奶那件暗红色的毛衣，画着“五角星”形状的口红，脖子上画一个“不”字。
刘与操最讨厌别人说他“为了另类而另类”。他不理解大学时一些人，平时穿着运动服，一到唱摇滚的时候就必须得穿牛仔裤、皮衣，带着铆钉，画着纹身，“好像不搞得造型酷一点，就自己的音乐就不摇滚了。”
他也不觉得他那类似于嘶吼的非流行唱腔是另类的，他只是觉得这符合他自己的说话习惯、咬字特点以及音乐特征，“只是我比较自由的一种表达而已。”这种失真唱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发泄情绪上的不满，那些摇滚乐队的崇洋媚外、那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玩物丧志，他都不满。
很多事情刘与操并非刻意而为之，在大众看来，这些就已经算是另类了。而他也似乎并不打算寻求大众的理解。
他不是很喜欢现场表演，“并不是所有时候我都会来情绪，唱的也是真诚的，很多时候我唱歌只是在完成一个工作上的任务，而不是真正表达我写出那个歌的感受。”他认为做音乐真正的乐趣在于让自己听见，在于编制一个完整的乐队的曲子，他喜欢写歌、排练和幕后制作。
刘与操和他的音乐是互相塑造的。做音乐在慢慢影响他的性格，就像他原来不喜欢旅游，而为了做音乐去调研使旅游变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习惯。而他的音乐风格与他的个人性格相联系着，透露出“燥”和“丧”这两种他生活里的精神特质。比起觉得什么都挺好，他更愿意待在“丧”的状态里，“因为‘丧’很多时候能让我自卑，自卑了之后就会愤怒，自卑到极点，到低谷就会愤怒。”
刘与操有着同龄人大多都有的“丧”，在“丧”的同时，他始终觉得一切与自己有关。“作为一个十四岁才好好接触到音乐的人，我有时候真的难以相信，将唢呐通上电并制造出一种完全像电吉他那样的现代乐器的这事儿，居然落在了我一个既不入流也上不了台面还赚不着钱的摇滚乐手身上。”
（张安迪、贠雯、仝若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丨吴澳
编辑丨刘科成 张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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