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9年，年仅22岁的霍去病率军深入大漠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七万有余，乘胜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经此一役，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自此之后封狼居胥成为了中国武人最高荣耀的象征。17岁即大破匈奴，22岁就建不世之功的冠军侯也成了年少成名的代表。
有年少成名的名将，自然也会有大器晚成的名将：
32岁才战场首秀，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41岁才开始将兵，以七千骑兵横扫北魏拥有“名军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美誉的陈庆之都是其中的翘楚。
而本文的主角李成梁也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代表。
李成梁，字汝契，作为一个出身于中级武官世家的子弟，却因为家道中落，穷的连去京师办理袭职手续的盘缠都凑不出来，只能在辽东蹉跎度日，直到不惑之年。所幸就在此时，一位来自中央的巡按御史发现了李的才华，慷慨的资助了他前往北京所需的银两。李成梁就此顺利承袭了辽东要塞险山堡参将的武职。从此一飞冲天，凭借其在辽东“出师必捷，威震绝域”的赫赫战功开始与坐镇蓟门的戚继光并称帝国双璧。
李成梁的军事上的辉煌伴随着张居正被清算，延续十六载的隆万改革的结束而终止。在亲眼目睹了戚继光被贬谪、弹劾、免职、从天下名将陨落为寻常老人最终落寞死去的全过程后，他清楚同样受过张居正照顾的自己之所以免于牵连的原因必然是以往的战功让万历印象颇深，而辽东复杂的局面同样也离不开自己这样久历战事的宿将。
这样的认知也为其随后的行为做出了解释，自此以后李成梁依然是每战必胜的功勋大将，只不过其中的水分越来越大。在一次战斗中，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乱军误杀，成为了被殃及的池鱼。
这也成了后来努尔哈赤血亲复仇，开启十三遗甲起兵的源头。努尔哈赤其人同李成梁类似，是建州左卫世家的子弟。建州左卫指挥使的名头看似响亮，但是鉴于当时女真落后的经济生产以及东北人口稀少的情况，其家族势力范围大致也只是与眼下的村落相当。
有明一代，对于封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朱元璋曾定下标准：有非社稷军功者不得封。明初封爵也多为开国及靖难名将。
然而自嘉靖以来，重文轻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日益形成，武官难封的现象开始出现。直到明亡，这百余年来，武将封爵的案例只有宁远伯李成梁一例。
李成梁作为明中期后少有的进攻型将领，长于长距离的骑兵奔袭。为了在崇文抑武的环境中维持自己的权势，同时也为了避嫌于张居正一派，他必须要让辽东的局势混乱起来。而自俺答受封顺义王以来，边境互市，蒙古不再对明朝形成威胁。要让自己有仗可打，就必须要有新的对手，东北的女真成为了最佳的对象。当时东北分布着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支，其中海西女真、建州女真汉化程度较高，从事着农耕和渔猎混合的生产，李成梁的制衡也主要以这两支为对象进行展开，其政策延续了明朝的边疆对策，通过敕书的下发提供的官爵证明以及贸易许可来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节制，通过时不时的主动进攻实现军事上的压制。
同时李为了在女真内部掀起波澜，扶持壮大了努尔哈赤。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中有论断：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结托极深。努尔哈赤在李的府邸生活过很长时间，了解了一定的军事政治知识，后来他甚至把自己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成为了姻亲，并无限制的满足这李家对于财物的需求。这些财物也成为了李向阁僚言官行贿的工具。
在李两次在任辽东总兵的时间里，他为努尔哈赤的崛起创造了一个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
在这个崛起过程中，李也趁着女真的内斗多次发起军事打击，充实了自己的边疆军功，而这一行为又客观上帮助努尔哈赤打压了竞争对手。从这些战果来看，彻底平定东北，辽东军显然是有余力的，但是李却从未对日益壮大的努尔哈赤进行打压，这一定程度上由于努尔哈赤不断献媚于李的态度，本质上还是由于养寇自重的意识在作怪。
而在李成梁第二次辽东总兵任期行将卸任时，他再次送上大礼，主动放弃了宽甸六堡及其周围八百余里的土地。这六座堡垒，位于今天辽宁省宽甸、凤城、本溪境内，地势险要能够有效保护辽东半岛腹心区域，并向东连接朝鲜。
由于六堡的拱卫，这片土地上已有二十余万的常住人口。据记载，李成梁为了完成迁移，出动了辽东兵拆毁房屋，强迫民众内迁，过于强硬的手段也造成了青壮年的不满，许多人转投努尔哈赤，为建州女真带去了急需的劳动力。
关于李为什么选择放弃六堡也有很多说法，虽然前文所说，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关系密切，却也有杀父之仇，两人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关系到不了朋友层面，但可能也要高于互相利用的层次。努尔哈赤建国后并未立即对明宣战，而是等到李死后才以七大恨誓师，萨尔浒之战中李成梁之子李如柏部成为唯一保全的部队，都暗示了这一关系。
然而就此认为李受贿于努尔哈赤，送辽东六堡给女真却过于武断。在李离任辽东的十年间，万历长期怠政，总兵数易其人，导致边备松弛，军需不足。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实力大涨，李成梁作为熟知辽事的边帅，判断打拉结合的战术难度已经远大于十年前，六堡孤悬在外，分兵据守的代价过高，不如放弃进而在辽左形成一个与女真之间的真空地带。这样既回避了努尔哈赤的兵锋，同时也避免了大变的出现以保全自己暮年的威名。
可以说辽东六堡的放弃从本质上来说类似于明朝中期河套、哈密等地的丢失，是明朝国力衰退的表现，然而上李成梁这一决定事实上确实也为努尔哈赤挺进辽东内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跳板。
李成梁在完成内迁任务之后，卸任回京，以帝国勋贵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在李死后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正式建立后金。1618年，李死后三年，努尔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檄文，向明朝发起了进攻，辽患遂起。
纵观李成梁一生，他坐镇辽东数十年，开疆拓土，繁荣了马市，多次击败蒙古进攻，对于女真的策略也延续了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惯用的扶弱抑强，分化制衡的传统方法。明史称其为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可以说万历十年以前的李成梁作为一代名将与戚继光并称南北确实当之无愧。
然而由于亲历张居正戚继光变故，明朝军功制度的弊端，万历的长期怠政，朝内的党争多种因素的影响，李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权势地位，杀良冒功，搜刮财物，甚至默许了努尔哈赤的扩张。
在其罢官去职的十年，由于辽东历任总兵难堪大用，更是弹压不了努尔哈赤，加速了建州女真的统一。即使在1601年再任辽东总兵时，李成梁也安于边境的表面的和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避免大变而不去对努尔哈赤的女真进行更多的遏制。从这一方面来说李成梁确实是努尔哈赤崛起的助推手。
如果用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一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有明一代，女真的分裂是蒙古、朝鲜、明朝三方不断博弈的结果。于蒙古来说，俺答以后，草原没有再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集团，而丰成秀吉征朝虽然失败，但朝鲜也只是靠明朝惨胜，国力大不如前。至于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纲废弛，政治腐败，三大征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国力持续衰退。这时的东北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即使没有努尔哈赤也会由女真部落中的其他人完成统一，李成梁也仅仅是帮助努尔哈赤加速完成了这一过程。在随后的文章中我们再来看看明清博弈的具体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