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作者身份考: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人写的?

1917年维也纳手记:百年前的世界面目全非?

奥地利可能缺面粉,但从不缺作家(以及华尔兹)!

不要对意大利人放《拉德茨基进行曲》,除非你想打他!

学物理的犹太人搞出了相对论,还打死了奥地利首相

德国人大腿那么粗,俄国人哪来的第三条腿?

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但你得先把咖啡钱结了

埃尔温·隆美尔?就那个小个子中尉?

因为十月革命升职是什么体验?

奥斯曼苏丹不喝酒,只喝发酵谷物汁?

怎么让一个奥派去推销国债?

撩捷克妹子的时候不要扯上美国人!

凯末尔的法语是数学老师教的?

17年在雪中结束,18年从烤鹅开始!

笨蛋,划边界的时候要用脑子不是尺子!

感冒咳嗽老不好,多半是被秘密警察盯上了!

给沙皇的大舅子递烟一定要注意姿势!

哈布斯堡的王子怎么非要落草去当哥萨克?

维特根斯坦家的人只剩一只手也能打字弹钢琴!

100年前的维也纳之春!

2月23日,星期六,阵雨。

上周我回到战时通讯社的办公室里,就发现基施已经去了普拉,而保罗在第四集团军解散命令正式下达以前就已经回来了。这说明基希巴赫将军的消息很灵通,而且他对司令部人员还是不错的。虽然在接到新的命令以前保罗都不会走,但是我个人并不想再到林荫巷的那座奥地利钢铁大王的官邸里去,对我来说那里有太多往昔回忆了。我也不愿意回家,因为我不太希望看到被派来送信的A夫人的听差,有时候我觉得在她眼中我可能比听差也强不了多少。马扎尔贵族的精神世界是难以理解的,不过话说回来我记得施尼茨勒还是谁曾经说过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是难以理解的。理解本身只是一种幻想。

但我觉得我跟穆齐尔之间有某种互相理解的东西。我个人并不喜欢“上帝关上你门多半都会给你留扇窗”这种话,这种格言里自欺欺人的色彩太重,但这周一看到他的调令我还是几乎要跳起来,不过当他真的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仍保持了严肃的神态。我们的对话大体是这样的。

1918年的罗伯特·穆齐尔。他将在3年后开始创作《没有个性的人》,但他已经打了快20年腹稿了。不然他发际线也没这么高

“穆齐尔,罗伯特·穆齐尔!哈?”

“是的长官!”

“中尉注意我的官阶。”

“是的阁下!”

“我看了您的履历和档案了中尉!很糟糕啊!”

“是的阁下”

“您想不想听听你的团长是怎么评价您的?”

“我能想得出阁下!”

“那么您的那个牧羊女,您是怎么安置的?”

“团长连这个也写在档案里了?阁下能不能小点声?”

“不能!您当上陛下的连长,但又被撤职,我想想都替您觉得惭愧!”

“所以我来向您报道阁下!”

“我这又不是垃圾场!我来考考您!”

“好的阁下!”

“将来在你那本活见鬼的书里你会怎么写今天这件事?”

“完全没法写啊阁下!”

是的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但你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家伙从一关上门开始就直接坐在沙发上了,然后他的每句话都是躺在沙发里仰着头向天花板喊的。穆齐尔是一个在纸上过于严肃,但在生活里却过于放纵的人,所以我叫他打字机键盘上的哲学家。这家伙能在战争期间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而他居然跑到战时通讯社来了这是更大的奇迹。我得感谢施特劳森贝格将军,他在皇帝面前一再表示我对战时通讯社的贡献是难以替代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还有充分的理由留在这里,而不是整天围着他和其他将军们转。

谢天谢地切尔宁回来了!这周布列斯特的谈判再度中断,东线战端再开,但这次我们的军队只要开着火车一路往东俘虏沿途车站上的布尔什维克就算胜利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在这个艰难时刻想好好吃顿饭并不容易,但是话说回来只要还有黑市这种东西在,只要你还有钱,想小小地吃上一顿也并不是难事。维也纳咖啡馆早就只提供大麦制成的咖啡替代物了,但是只要你有钱,没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我们一路上都在聊战争,穆齐尔跟我说其实自从他开始负责记录别人的英雄事迹以申请授勋,他的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虽然意大利人喜欢在阿尔卑斯山玩点爆破之类的花样,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这些文职人员是安全的。然后他滔滔不绝的讲很多我去年看到了的事情,直到有两个人在远一点的桌子边坐下。然后穆齐尔就不说话了,全神贯注地看过去。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看到一个很美的女人。

这里的美是康德哲学意义上的美,之所用这个词是为了区别于漂亮。而穆齐尔先生竟然看这样的一个姑娘入了神这可真不符合他的风格。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更喜欢“漂亮”的姑娘而不是“美”。当然他的团长认为他干脆就是一个色情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话,他可能已经不存在什么风格了。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当两个穿军服的男人盯着一位女士看的时候,她站起来了,或者说是被她旁边的男人带着向我们走过来,这真是太丢人了。我在想如果为了这样的理由在这种地方打起来,那简直就太愚蠢了,但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于是我非常严肃的挺直了身子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就像天气预报里说的那样。穆齐尔的神色显然也不会好,当然我也没顾上看。

那对情侣走到我们的面前,然后那个男人并没有直接抓住我们的领子,大概因为我们穿着军服,然后他说“嘿,你们好啊!居然在这遇到了。”我擦擦自己的脸抬起头,说实话我没认出他。我想这时候掏单镜片眼镜显得很不礼貌。但是穆齐尔的反应比我快得多,他打量了他一番之后突然跳起来“啊理查!”然后跟他热烈握手,我很尴尬的站起来,然后试图从这位打扮的很精致的公子哥身上找到某些熟悉的东西,“库登霍夫!哈?”穆齐尔一边握手一边说“理查·冯·库登霍夫-卡莱基!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我从我记忆里的孩子中间找到了这个人。

理查·冯·库登霍夫-卡莱基和我一样来自波希米亚,所以我战前在布拉格就认识他,虽然当时的场面和这一次差不多一样尴尬。某天一位画家在咖啡馆里向我炫耀他弄到的浮世绘是杰米·惠斯勒的,我说对我这样长期在伦敦订货的人来说,这些浮世绘除了杰米·惠斯勒的名字之外一无是处。当我们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刚上大学的理查对我们哈哈大笑,说居然有人去伦敦买浮世绘,然后邀请我们夏天到他在荣斯堡的庄园做客。之后我们被他家收集的东方艺术品震惊了,为了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他告诉我们他外祖父是在东京开古董店的。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在我们布拉格也是个名人,据说通晓十六种语言,在日本当公使的时候还娶了一个当地妻子,也就是我在库登霍夫-卡莱基府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光子夫人。与光子夫人的婚姻最终迫使海因里希辞去了公使的职务,但也让理查有了个稀奇的名字“青山荣次郎”。晚饭桌上我偶尔还是用“荣次郎”称呼他,他也没有什么不满。

这期间我和这位荣次郎聊了很多,他原本身体就不好,所以这次被豁免了兵役,去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也遇到了真爱,就是我认为很美但并不漂亮的这位伊达·罗兰小姐。据说她的演员事业很成功,我只能抱怨最近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剧院,然后客套地恭维了她几句。之所以只能客套地恭维几句是因为穆齐尔现在全身心的投入到赞美这位女演员的事业里去了。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在行的,我曾经跟他说如果把他勾引女士的这一套原封不动的写在书里,那他的书就别打算出版了。但是荣次郎对此完全不以为意,现在他是一个幸福的年轻人,为了跟自己的情人结婚被母亲赶出了门,作为一桩不体面婚姻的当事人,可能光子夫人对不体面的婚姻要敏感的多。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被赶出家门,却还能到这样的地方吃饭,说明要不然光子夫人给他留了笔慷慨的零花钱,要不然伊达·罗兰小姐的演艺事业确实很成功。当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荣次郎问我们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去席津的公墓缅怀一下克林姆特。我上车的时候听说克林姆特的感冒变成了肺炎,结果我在布列斯特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原本以为他能活的更久一些。我跟我们帝国的这些画家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交集,如果是基施可能会去,我刚想推辞,穆齐尔却立刻表示“好啊”——我觉得这家伙可能真的对伊达-罗兰有兴趣。

海因里希伯爵(左)与青山光子(右)1892年的结婚照。在儿子的感情问题上光子夫人坚持戏子无情的保守观点,尽管她自己就是一桩破天荒婚事的主角

于是今天上午我趁着雨小了一点,和穆齐尔坐电车来到了城外的席津公墓,不巧正好遇上了克林姆特的情人们在他的坟前争执不休。“你看看那些穿着黑衣服的女人!还有她们带来的孩子,搞不好都是克林姆特的,”穆齐尔左顾右盼,然后偷着跟着我说,“难怪他五十多岁就因为感冒丢了命!”

我说穆齐尔有功夫笑话别人不如先想想自己,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完全不亚于克林姆特,但他自己摇着头说“我可没法跟古斯塔夫比”。穆齐尔回过头看了一眼之后,又摇摇头,“真的没法比,这个老东西!那些女人显然都是他的,但你说那些孩子也都是他的么?”我只好回答:“这件事恐怕只能听法院的了。”这时我看到荣次郎正一个人从墓园的入口处走过来,而穆齐尔还站在我身边鬼鬼祟祟地张望着那些悲愤的母亲们。“抱歉来晚了!”荣次郎把雨伞攥在手里向我们鞠了个躬,“我们那边的电车和马车都停运了,好在走过来也没有晚多少。” 伊达·罗兰小姐好像也因为感冒没能成行,听到这消息的穆齐尔失望得像自己得了肺炎一样。

在之后的时间里穆齐尔依旧心不在焉,他在视线之内有女人的时候大抵都是这样。而荣次郎则旁若无人地对我论证起克林姆特是如何从他们家经手的日本绘画中得到了启发,而他的《吻》为什么和一个叫尾形光琳的人的技法相似。对于这些美术上的事情我没办法给出什么具体的回应,但在讲解完日本美术之后荣次郎突然注意到了我们在墓园里的奇怪处境,开始讽刺起来:“克林姆特先生作为一位先锋的艺术家却成为了奥地利美术的象征,但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身后的情景也和国家的现状一模一样!”

在分离派巨匠克林姆特先生的墓地前,除了一群喋喋不休争夺着遗产和名分的妇女,就是我们这三个纯粹看热闹的朋友。直到荣次郎从他耳濡目染的艺术世界里走出来,我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回话的机会:“是的,然而我们这个帝国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无论在伦敦还是巴黎,别的国家的先锋艺术多多少少是反主流的,他们的画家诗人都多多少少有点神头鬼脸,但在我们这里一个成功的画家、一个成功的诗人或者一个剧作家,看起来和成功的钢铁厂老板或者银行家没有什么两样。”

“先锋艺术在我们这里是主流的审美趣味,这真是怪事。”这时穆齐尔也加入了进来,“不过我们的皇帝并不喜欢这玩意。”我说:“我们的老皇帝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实在已经难以判断了,分离派美术展的开幕式他每次都去,倒是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确实不喜欢这些”“但也很难说世界上有谁喜欢斐迪南大公?”荣次郎的发言惹得我们大笑起来,但想到无论老皇帝斐迪南大公还是克林姆特都已经离世,我们陷入沉默。这时那些争吵的妇女们似乎变得越发激动起来,甚至惊动了几个警察,随着他们尖锐的哨声响起,我们只好离开人声鼎沸的墓园,回到冰冷萧条的街道上。

此时中午的饭点刚过,街上的合作食堂都关着门,行人一个也没有,寥寥无几的电车上乘客稀稀拉拉,和已经恢复了秩序的市中心完全不一样。“假如有一个完全不看欧洲新闻的亚洲人,比如一个昨天才从横滨来到奥地利的日本人,”荣次郎走在路上感叹,“走在这条街上,他可不会相信就在两周前维也纳还在闹工潮!”“看来工潮把人们的生命能量耗光了。”穆齐尔只有在这种时刻才会稍微正经一点,“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病倒,有传闻说这是一场瘟疫”我赶紧打断他:“中尉记住你是个军人!营养不良加上寒潮本来就容易着凉,可怜的克林姆特先生就是这么死的。”

1918年春天的大事除了东欧的局势就是西班牙大流感。然而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营养不良的结果,毕竟在严寒中每天只吃180克面包,是个人都得饿出病来

然而荣次郎显然相信了穆齐尔的说法:“在1914年我们有了战争,在1915年我们有了饥荒,在1916年和17年我们迎来死亡,1918年终于轮到瘟疫啦。”“也许我们的帝国要完了,也许这个世界要完了!”穆齐尔突然鼓噪起来,“那我就给自己创造一个不会灭亡的世界!”我赶紧冲上去捂住他的嘴,然后小声问他:“是你那本书么?”他回答:“哈哈你等着瞧吧!”接着又对荣次郎喊:“那您又怎么看?”荣次郎作了个日本佛像一样的表情:“您也等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