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2日“Digital Revolution”数码巴比肯展在王府中環正式揭开帷幕，新媒体艺术家吴珏辉展示了受电影《黑客帝国》启发且为本次展览专门创作的超现实空间作品《尼奥之眼》（“Neo’s Eye”）,在展览现场网易艺术对吴珏辉老师进行了专访。
吴珏辉老师现场分享其全新作品《尼奥之眼》的创作心得以及作品分析。吴珏辉称复古和未来主义的情境交织在一起，主角和观众一起成为时空规则的制定者，才是真正考验想象力的地方。
从绘画、雕塑到摄影，从装置、新媒体到甚至行为艺术，通过这些纷繁复杂形式，艺术家们所要传达或者说表现的究竟是什么？在形式掩盖之下，个人化色彩强烈的艺术对于创作者和观众两个维度来说，他们的收获和思考又有什么不同？每一件艺术作品，不论其呈现方式如何，表达的东西都在随着创作者的思想在不断地更新迭代，吴珏辉想表达的大概是那个生活在某个平行时空里的自己所有的异想天开，这些想法映射到我们肉眼可见可感的现实之中，人们看见的就是这个戴着墨镜的吴珏辉。
“我是个很任性的人”
2016年，吴珏辉的个人展《主义》在昊美术馆（温州馆）启幕，那是他的“星际动物园”首次集体亮相，人们有机会审视他的创作脉络，重新理解那些被外界称之为“高科技”的创作。2018年，吴珏辉带着他的最新作品《尼奥之眼》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吴珏辉的创作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寻，跨界创作一直是他身上的一个典型标签，数字感官、生物技术、媒体剧场，没有他不曾涉猎过的艺术范畴，他关注机械、科技，最新的这件“尼奥之眼”，运用的就是时下最火热的AR技术。在外界人眼中，他的创作背后似乎蕴藏着数不尽的秘密，那些看起来“黑科技”般地作品，和那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与设计，如同一层层迷雾，将他包裹在公众探究与好奇的目光之中，而他的解释却是：“因为我其实是个很任性的人。”这种任性体现在创作计划上，表现为一种随意和坦然，他说：“我也会制定计划，也有理性和逻辑的一面，但我可能制定完之后就不再去管他了”。不受计划、规则等外界限制，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吴珏辉显得非常自在，但他并不否认，这样的创作自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团队、合作方对他的理解和包容，“进度是大家一起定的，但我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创作过程中不管是出现了细节的调整还是整体都需要颠覆的改动，最后总是可以完成。”
但吴珏辉的任性并非完全“放飞自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尽可能完整地用恰当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会把外界的影响因素降到最低，给自己最大的空间去进行发挥和调整。进度、规则、计划和完美效果相比，对于他来说都没有那么重要的，他说“我觉得做作品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业化流程的进度，别人觉得按照时间进度表，完成质量和其他预期的东西就可以了，但作品是‘顿悟’的东西，不是天天苦修，有很多时候突然之间的灵感会让我选择将既有成果全部推翻。”?创作的过程对于吴珏辉来说，处处都隐藏着“蝴蝶效应”的惊喜，“一开始没法想象作品的最终版本，有趣的是你总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影响创作的因素太多，他把外因和作品的最终呈现之间的关系形容为“连锁反应”，在《尼奥之眼》这个作品当中，他选择了用垃圾桶来构建场景的现实性，这也是出于一个偶然，“我想布置一个有现实感的场景，但放什么好呢，放沙发吗？办公桌吗？文件柜吗？还是创造一个凌乱痕迹感？突然感觉垃圾桶很有意思，然后就选择了垃圾桶。垃圾桶改变了作品，包括数字的部分。”
《尼奥之眼》（“Neo’s Eye”）展览现场
这种创作上的专注和任性，会不会给他与外界的合作带来困难和障碍？吴珏辉的回答是，“他们都明白我要的点”，在事事讲求效率、性价比的商业社会，需要灵感、时间、成本投入的艺术创作似乎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而吴珏辉选择和“懂他”的人建立合作关系，他用“赌局”来形容合作关系下的艺术创作，“我拒绝套路，这是一个态度而已。……，有些合作方出于一种利益保护，愿意选择更节省的方式，但他们知道更好的东西在前面，这就像是赌博一样，看你敢不敢再下注。这就是一个最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每次都在做判读和选择。”新媒体这种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这场“赌局”的刺激程度，相较其他的艺术形式，运用了机械、新科技元素的新媒体艺术，可以有更加多的变化可能性。让作品完成呈现，不再是艺术创作的终点，展出的过程中，吴珏辉倾向于不断地去调整和改造他的作品，形成一个个同时具备差异性和共通处的不同版本，他说：“新媒体的作品在展览中途可以慢慢更新，做有差异的版本，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你东西一做完不代表一种结束，就像一款产品发布，收到用户反馈之后，生产方会进行相应的升级，我们的作品也可以这样。”不确定性、冒险、自由、变动，在新媒体艺术的流动空间里，吴珏辉放任自己天马行空。
“不要低估大众”
新媒体艺术的先驱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说：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结性与互动性，而了解新媒体艺术创作需要经过五个阶段，即连结、融入、互动、转化、出现。上个世纪80年代，新媒体艺术进入中国，90年代，“不互动即死”的口号从欧洲传入，重视和观众的互动关系，成为了早期新媒体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必备题中之意。
吴珏辉深受这种外来观点的影响，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新媒体艺术似乎更需要被体验和解释，形成与观众的良好互动，在一段时间内是决定一件作品是否具有“完整性”的重要考量标准。但经过了多年的创作和观察，吴珏辉开始产生了质疑和反思，这种互动关系的创造是否是必要的？他说，“当我开始质疑是否交互的方式是不可或缺的，我意识到一旦产生质疑，就说明这个东西可能有问题，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反思和质疑的过程当中，吴珏辉开始有意的淡化互动、技术这些因素对整个作品的影响，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翻译”上。
所谓的翻译，也就是找到恰当的方式去转化自己所有表达的思想，保证它们在特定形式的呈现是有意义，并且能被理解接受的。在这个层面上，刻意添加和创造的互动关系也就自然不是那么重要了，这也解答了外界对于新媒体艺术的另外一个疑问，那就是“难懂”的新媒体艺术对于大众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吴珏辉说：“对大众来说，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说没有意义，但是不能随意低估大众的审美，和大众对想要了解新的东西的欲望。”他认为真正好的艺术作品，不需要过多的背景知识和制造出来的互动关系，艺术的价值在人的感受当中得以实现，“人基本的能力会让他们对好的艺术作品产生感受，艺术家应该依赖人原本的感受力。”
在不断地创作和积累当中，观众的感受和反馈，成为吴珏辉非常看重的一笔财富。他认为，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受众的反应，那么创作者就有必要去反思自己选择的方式和路径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其实很多作品都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是一个信息环。说话也是这样，我是把我的想法用口头语言翻译给你，但是如果我选择用奇怪的方式去进行翻译，透过形式的表面你可能并不能理解我要表达什么，那么我说的东西就是无效的。”无法被正确解压和释放的文件夹，对于接收方来说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透过形式的表象，艺术真正的内核在于等待被人释放和还原的思想，“当有效的有意义的东西，因为翻译方式的选择不当而产生隔离的时候，观众就无法找到进入内核的路径，这是艺术家或者说作品本身的问题。”
善用新技术的吴珏辉对于科技的影响，有自己的担忧。他说，人们越来越依赖将一切信息储存在云端，在那个看不见的硬盘中，储存着个体和社会的所有记忆，“我们都只是一个终端、，如果有一天这个云端崩溃了，可能所有的一切要全部格式化重来。”
将复古的、现代的时空用技术的方式交流混合，把个体、艺术、科技之间的通道打通，曾经有人评价吴珏辉的艺术创作所呈现的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在那里他的思想、创意、反叛和任性都不受限制。这位自诩“任性”的艺术家，在他的平行时空和我们的现实之间，架起了桥梁，而我们也期待，那些异想天开和意外之喜，能够经他之手，成为触动人心的“翻译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