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家的崛起
在孟子和荀子的时代，北方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派--法家,它将在百家争鸣中战胜所有其他的学派。然而，法家学派并不是靠论战获胜，而是完全依靠政治的力量，也就是说，它是依靠信奉法家学说的政府最终统一中国而获得胜利。在我们继续讨论法家的胜利及其给儒家学者带来的灾难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兴的学派是如何成为哲学王国和政治王国中的重要角色。
我们知道，周朝原本依靠两种不同的制度进行统治：以礼来指导贵族的生活，以法来控制平民的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随着阶级的融合，这种区分不再像从前那样严格。例如，孔子从礼中提炼出普遍的道德行为规范，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论其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以前只适用于农奴的刑罚，也被知识阶层普遍认为是防止犯罪的有效手段。由于当时的贵族变得日益堕落和腐化，以往的礼仪规范对他们失去了约束作用，因此许多政治思想家开始感到应该使用一套更加严格的制度来抑制贵族们的任性妄为。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学派，他们坚持认为所有违法的人都应该受到严厉而公平的惩罚。
在这一点上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法家是严刑酷法的提倡者和执行者，但绝不意味着他们比当时的从政者更加冷酷无情。他们之所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法律自身是残酷无情的。作为原本应用于战俘、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几百年来一直以残酷著称。尽管孔子等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作出努力，但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例如，它包括割鼻、断足、阉割、五马分尸等各种残忍的惩罚手段，而法家主张将这些手段同样应用到贵族和平民身上。然而，尽管法家有残酷无情的一面，但也有公平公正的一面。事实上，法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的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哲学家和政治家
法家学派是由立法者和执政者所创始的。早在公元前7世纪，法的观念就已经存在，在齐国名相管仲身上已经体现出法的意识。管仲通过引入盐铁专卖制度不仅帮助齐国成为东方最富强的国家，而且为后代提供了一种高效管理的典范。尽管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但也表扬他多次抵御野蛮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为中华文明的存续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改成野蛮民族的装束了。
作为繁忙的政治家，管仲不太可能还想成为一个作家。而且，我们知道，当时也没有政治家把自己的思想形诸笔墨的风尚，即使是孔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写下来。因此《管子》这本书虽然以管仲命名，但无疑是没有多大历史价值的后人的伪作。然而，管仲无疑是周公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法家的先驱者。
法家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是郑国名相子产。他早在公元前536年就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他也许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孔子把他称赞为“君子”的典范。当孔子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时，流着泪叹道：“古之遗爱也”。
除了管仲和子产可以被视为法家的先驱外，法家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又出现了三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赵国学者慎到，韩国相国申不害和魏国人商鞅，其中商鞅后来成为秦国重要的立法者。他们都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全都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的北方国家韩国、魏国和赵国，即所谓的三晋。法家思想从这些国家又传播到了位于西北的秦国，并且在那里得到了坚决地执行。很容易解释法家思想为什么会在气候寒冷的北方地区兴起。很明显，就像南方温暖的气候容易产生老子和庄子等人的浪漫的自然主义思想，以及中原地区容易兴起孔子的中庸学说那样，北方的气候使人更加关注现实，这种务实精神就体现在他们对法的理解和实践之中。
总的来说，慎到对法家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势”这个概念。势也可以译为权势或权威。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势就相当于飞龙的云和游蛇的雾，有了云雾它们就可以腾云驾雾，一日千里；如果没有这些云雾，那么它们就和地上的蚂蚁和蚯蚓差不多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势就是保障君主能够统治人民的权威。如果一个君主没有势，那么他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了；他无法保证他的命令得到执行，也失去了对人民的影响力。
申不害为法家提出了“术”的概念，从而使法家思想进入了实践层面。术特指驾驭之道或帝王之术，它能保证君主成功地控制臣下，并且驱使他们各展所长。这些政治手段都是从有效性的角度设计的，并没有道德上的考量。因此，有些手段也许是非常奸诈和暴虐的，但正因为它们能够达成预期的目标，所以被认为是君主统治中不可或缺的。例如，秦国的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不讲道德原则的手段，把人民严密地组织起来并最终统一了中国。也正是因为这种法则，使得秦国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迫使它的人民沦为奴隶，并进而使其他国家陷入受屈辱和被奴役的处境。
商鞅为法家提出的第三个概念叫做“法”。商鞅又称商君，他正是依靠法这个武器步入秦国政坛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在相秦期间，商鞅在这个新兴的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他通过打破传统的家族制，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他废除了农业上的“井田制”，鼓励开垦荒田，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通过一系列的奖惩措施加强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当然，他最重要的功绩，是颁布了一部适用于所有人的新法律。新法颁布以后，他是如此严格地执行，以至于要惩罚违法的太子；但因为太子年幼，他最终惩罚了太子的两位太傅，对一位施以黥刑，而对另一位施以劓刑。就这样，经过五年的努力，他使秦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治理最好的国家。然而，在他严格执法的过程中，也招致了许多的敌人，他们无视商鞅的丰功伟绩，等受辱的太子继位后立即将商鞅罢免。他们指控商鞅犯了谋反罪，判处他死刑，并最终将他五马分尸。
后人将一部名为《商君书》的政治专著的著作权，记在了这个雄心勃勃、不讲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政治家名下。尽管这本书不太可能出自他的手笔，但书中包含了商鞅大量的观点和实践。例如，该书的目标与商鞅本人的政治抱负显然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这本书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强国，终极目标是夺取天下，获得最高的权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书中的观点和商鞅一样，那就是奖励耕战，也就是说，和平时期鼓励农民加紧生产，战争时期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作战。然而，商鞅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此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也不偏袒亲友。就这样，他不仅为秦国在不久的将来横扫六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法家在百家争鸣中获得最后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3.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随后成为法家思想代表的两个重要人物，竟然都是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当荀子在兰陵担任县令的时候，这两个学生，韩非和李斯，前来向他问学；结果第一个最终成为法家的理论家，第二个成为法家的政治家。尽管乍看之下法家学者出身于儒家学派令人难以置信，但如果考虑到荀子的权威主义思想，那么就容易想到他的学生可能会有更加深入的权威主义思想，以至于发现法律和权术比礼、乐更容易建立一个强大而有序运行的政府。此外，荀子的人性论也为法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心理学基础，他们据此认为法律对于战斗和限制犯罪来说都是必须的，因为人的丑恶本性使他易于犯错。
作为杰出的强权政治理论家，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因为口吃，他诉诸于写作来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偶然之中，他的两篇文章《孤愤》和《五蠹》传到了秦国。当野心勃勃的秦王嬴政读到这些文章后，非常渴望能见到它们的作者。此时在秦国当官的李斯，也就是韩非的那个同学，告诉秦王说：“这是韩非的作品”。不久之后，当韩非作为韩国的友好使者出使秦国时，受到了秦王隆重的款待，以至于引起了包括李斯在内的秦国官员的嫉妒。他们在秦王面前诽谤韩非，并且以谋反的罪名将韩非投入监狱。在狱中，韩非收到了昔日同窗送来的一杯毒酒和一个自杀的命令。就这样，韩非死在了秦国。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学说即将成为强大的秦国统一六国的哲学基础。
在韩非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除了继承了慎到关于“势”的思想，以及商鞅严峻执法的精神，韩非特别推崇申不害的权术思想，把它称为“运用君权的艺术”。在讨论君主及其臣下的关系时，韩非认为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只需使用两种权柄就能牢牢地控制臣下，即奖赏和刑罚——奖赏能保证臣下的忠诚，而刑罚是通过严惩违抗命令的臣下来保证臣下对君主的敬畏。
和其他法家学者一样，韩非坚持认为在法律面前，贵族和农奴都是平等的。他宣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然而，在韩非看来，有一个人可以凌驾于法律——那就是君主自己。君主独自制定法律，垄断所有的权威。因此，在政治思想上，韩非鼓吹以法治为基础、为军事实力为支撑的君主专制政体。他理想中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以法治国的国家，这种君主独裁的国家能够凭借其绝对的权力结束所有的战争和混乱。
4. 遭受批判的儒家学者
法家学者与儒家学者相比，有完全不同的政治信条，这种不同在下面的这则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有一天，齐国稷下学宫的三位“稷下先生”聚在一起。其中一位叫田骈，特别能言善辩，人称“天口骈”，他边读《尚书》边说：“尧时太平。”
他的同僚宋钘听到后就问：“圣人之治，以致此乎？”
彭蒙在一旁抢着回答说：“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3]
尽管这三位对话的学者没有一个明确属于法家或儒家，但彭蒙和宋钘的对话却很好地显示了这两个学派政治信念的不同。儒家学派强调统治者个人的影响力，而法家学派声称，一个国家只需要依靠一套高效的法律法规就能获得良好的治理，一旦法律法规建立起来，这个国家就能正常地运转，并不需要统治者做任何特别的事情。法家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由于圣王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统治者而言，只需要依法治国，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和品德。此外，法治还能排除妨碍国家治理的个人因素。
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家学者拒绝接受儒家学者静止的历史观以及他们对传统权威的信仰。相反，他们坚持认为，既然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所有的国家事务都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进行调整。他们不向往遥不可及的上古圣王时代，也不留恋陈旧的习俗，他们所需要做的是与以往一刀两断。他们声称，现世的政府已经与古老的氏族相隔久远，统治者的职能已经不同于当初族长的职能。与此同时，诸如爱和仁慈这些传统的美德在现世政府中已经失去了用武之地。
同样地，就在法家学者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他们也在与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作斗争。就像前面所提到的，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商鞅惩罚了违法的太子，虽然这最终也导致了他自己的被杀。然而，这位无畏的秦相已经在秦国大地播下了法家思想的种子，并且已经开始生根发芽，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君主专制取代封建统治，封建贵族逐渐失去了他们的特权。
在反封建的运动中，法家学者几乎贬斥了所有古代的制度和传统，包括孔子非常珍视的道德、礼仪、历史，以及文学。法家学者还例举了十种对治国有害的事物，其中包括孝、悌、诗、礼和乐。他们认为所有这些东西要么不切实际，要么对民众无益。在他们看来，民众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扩大农业生产和“光荣地”参军作战。
从那时起，儒家学者开始遭受严厉的批判。虽然法家对其他所有学派都怀有敌意，但他们对儒家学者的攻击尤为激烈。他们把儒家学者、工商之民、游侠等五种人称为“五蠹”，认为他们应该像社会的蛀虫那样予以清除。其中儒家学者尤其被指控为“巧舌如簧”，寄食他人，希图以空话取胜。同时，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危险分子，不仅白白消耗了国家的粮食，而且还以夸张的言语和似是而非的观点引起国人的猜疑。所以在“孤愤”中，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言人韩非谴责所有的儒家学者都是蛀虫和寄生虫。
5. 一个时代的终结
就在诸子百家之间的论战进行地如火如荼之际，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已经拉开了帷幕，它关系着各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这场战争持续了几十年，最终来自西北的秦国凭借强大的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取得了胜利，统一了整个中国。由于秦国地处偏僻的西北，所以它是最后一个被中原国家所承认的强国。然而，尽管它的文明程度不如其他国家高，但它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其他国家少，所以它更容易接受法家所鼓吹的极权主义之类的新思想。这也使得秦国有可能在商鞅执政的时候进行变法，其结果是为横扫六国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公元前3世纪，强大的秦军在秦国政府的指挥下，披荆斩棘，高歌猛进，直捣六国都城，以惊人的速度征服了各个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国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将韩国、赵国、齐国、魏国、楚国和燕国这些封建国家先后纳入自己的版图。而周王室早在公元前256年就被秦国所灭，最后一代周天子郁愤而终。随着作为象征性权威的周王室走向灭亡，封建制度也正式宣告终结。当秦王嬴政加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时，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启了。
辅助秦始皇取得这种划时代的胜利的伟大政治天才正是丞相李斯。我们知道，他是韩非的同学，两人都曾师从于荀子。尽管他不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作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头脑冷静，深谋远虑，不屈不挠，是秦国政坛上自商鞅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影响，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巨大的。在秦始皇的支持下，李斯在这个新的帝国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而使封建制度彻底瓦解。
李斯反封建的众多举措包括：加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中央集权；以严密的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设置郡守和县令进行管理；郡守和县令不世袭，由皇帝直接任命。全国被划分为三十六个郡，一郡之内又设若干个县。这明显背离了周朝的封建制度。李斯还命令被征服国家的贵族——不少于12万户——离开祖居的封地，全部迁入秦国首都咸阳（今西安附近），从而剥夺了他们在领地内的统治权。与此同时，收缴私人拥有的兵器，铸成巨大的铜人，立于皇宫之前。 就这样，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遭受了最后的致命打击，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恢复。
6. 致命的宴会
虽然秦始皇在李斯的鼓动下对历史文化进行了破坏，但在他早年执政的时候，身边仍然有70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以备顾问。他为他们设立的官职叫博士，目的是让他们掌管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但随着六国的相继灭亡，这些博士的地位也有所动摇。虽然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取得了胜利，但对其他学派的哲学家来说，论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至少他们都还活着。事实上，如果不是儒家学者淳于越无意之中的失言，他们也许还能继续活跃于秦朝。然而，淳于越的一席话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最严重的灾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办宫廷宴会，邀请所有的重臣参加。那肯定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也许是秦始皇的生日——因为出席宴会的70个博士全都上前给秦始皇祝寿。在庆典进行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大家会说许多赞美的话。在发言者之中，有一位皇帝的侍臣歌颂了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尤其颂扬他把松散的封建国家体制转变成组织良好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最后他总结说：“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秦始皇听了很高兴。这时作为博士之一的淳于越走上前来反对那位侍臣的言论。他向秦始皇进言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4]
秦始皇把这种批评意见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上书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5]
李斯起草的这封诏书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
7. 文化浩劫
这封诏书按照法家典型的执法精神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它带来的后果是直接终结了春秋战国以来思想活跃的局面。在这个特殊的禁令下，不仅儒家学派的《诗经》和《尚书》遭到查禁，其他学派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之后，再也无法恢复。中国古代的学术，最初由孔子从官方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如今再次锁进了秦帝国的档案馆，只对少数人开放；失去文献基础的新思想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传播和发展。这就是秦帝国对思想的极权主义控制。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在大肆禁书之后，更为惨无人道的坑儒接踵而来。无论是因为这些学者拒绝放弃自己珍爱的学说，还是因为秦始皇因受到某些术士的欺骗而迁怒于儒家学者[6]，这都不重要了。残酷的事实是，就在那封诏书颁布的一年之后，不少于460个儒家学者被全部活埋。这不仅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名状的摧残，而且它和焚书一样，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最坏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我们知道，秦朝是个短命的朝代，这就意味着封存在秦帝国档案馆中的禁书，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重见天日。然而，当秦朝于公元前206年灭亡时，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开始了：起义军纵火把咸阳宫烧成了废墟。据史书记载，可怕的大火持续了三个月，中国古代最为完整、也最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全部化为灰烬。这场浩劫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摘自柳无忌《儒学简史》）
[1]《论语·宪问》。中国人的长袍直到今天依然是大襟扣在右边。
[2]《韩非子》，四库备要版，卷二，《有度第六》。
[3]《尹文子》，四库备要版，《大道下》。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5]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6] 秦始皇迷恋巫术，曾经在宫廷里养了很多术士，希望他们能炼出长生不老药。但这些术士并不能制造出这种药，因为害怕受到秦始皇的惩罚，他们选择了逃跑。听到他们逃跑的消息，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龙颜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成阳，使天下知之以惩。”然而，这段叙述令人感到困惑，因为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儒家学者会成为逃跑术士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