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行废立之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士人的成人之恶。东汉中后期的皇位继承早已经偏离了法定的继统程序，变成了由外戚、宦官轮流拍板决定的事情。董卓入洛阳后，急着把自己妆扮成外戚，也是想着依样葫芦一番而已。
从前出现皇统中断，选择由哪个外藩入继，士大夫有权在朝堂之上提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这种情形，史称“豫议”。可是改由宦官外戚轮流坐庄后，就没了他们什么事，董卓一介武夫擅行废立之事，显然与从前又有质的不同。汉末士人百余年来朝堂之上饱受打击压迫，难以扬眉吐气，现在干脆助纣为虐不过是出口恶气罢了。
袁绍、袁术兄弟逃离洛阳，并没有回家乡汝南，而是一北一南背道而驰：袁绍去了冀州，袁术则去了南阳。这并非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而是另有隐情。就在袁绍兄弟离开洛阳不久，周祕、伍琼就主动向董卓荐贤，推举韩馥为冀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
有太多理由相信，袁绍在出逃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暗中布局了。
董卓自听从了周、伍二人的建议之后，把政事交由士人负责，“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后汉书-董卓传》）朝堂之上，气象一新，进京之初的董卓，名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不但礼贤下士，更从谏如流。虽公然将年幼的天子视如无物，却并没有引起朝臣的强烈不满。
狼永远是狼，即便披了羊皮也是食肉动物。董卓见朝堂之上风平浪静，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性格中贪鄙残暴的一面暴露无遗，史称“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董卓的倒行逆施，令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朝臣早上出门不知晚上是不是可以无恙归来，每早的上朝竟然成了生离死别。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罹祸横死，所有人的沉默更助长了董卓的凶焰。
董卓不是约束手下，反而又纵兵大掠，《后汉书》载：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很快，“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各地义军蜂起，成立了讨董联盟。用心分析，这次起兵，其实是袁绍在为了扩大其家族地方势力而已。参与起兵的袁家人计有袁绍、袁术、袁遗三路人马，如果算上袁家门生故吏的话，联盟其实就是一支“袁家军”。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义军打出的旗号是“三公移书、云见逼迫”。他们只是在讨贼，并不是为了解救被董卓逼迫的新君。联盟不认可献帝的合法性！
在朝的士人可以选择与董卓合作，在野的却需要借口来反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士大夫永远是扶危定倾的社稷功臣！
表面上看，讨董联军声势浩大，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各怀心腹事，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已。根本无须董卓动手，他们就会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