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他说的，然而写作只是他的副业，主业则是主持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周期实在太短，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这项得到了仁宗皇帝赵祯支持的改革，前期还是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的改革，为何最后以失败收尾？并没有将北宋王朝带入强国的行列，这究竟又是为何呢？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触碰到了仁宗皇帝的底线，大臣之间结党营私。
既然是改革，壁垒肯定是有的，势必会遭到多方的利益集团的阻挠。他们阻挠的手段之一，就是诬告范仲淹暗中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大搞非法组织，扰乱朝廷。
这一点，正是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后的第三年，就以唐朝的牛、李党争造成很多后患为鉴，下诏书说：“但凡是及第的举人，一律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北宋的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大臣之间互相结成派系或是朋党，从而发展成对皇权有威胁的存在。
自太祖之后，太宗、真宗、仁宗在这方面都是很坚决的态度，没得半点商量的余地。
仁宗在收到了指控范仲淹结党营私的小报告后，也曾问过范仲淹，想听听他是啥意见。
结果范仲淹实话实话：“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的、会打仗的人都聚在一起，自称一党；而怯懦的人的也会聚在一起，也自称一党。现在朝堂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观察，自然可分辨忠奸。如果说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又有什么害处呢？”
对于这个回答，仁宗自然很不满意，也就渐渐失去了对范仲淹的信任。
这还不算，随后站在范仲淹这边，支持其改革的欧阳修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写了一篇名为《朋党论》的政论呈交给了仁宗，并在官员之中互相传阅。
在这篇文章中，欧阳修对党派的问题丝毫不加掩饰，大方承认大家伙确实都在结党。只不过小人是以利益为目的结交在一起的“伪朋”，而君子则是以共同理想结交在一起的“真朋”。欧阳修还提出，当皇帝的，就应当要辨别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
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结为朋党，这对于仁宗皇帝来说，绝对是赤裸裸地挑衅；同时对于“庆历新政”来说，也绝对是自杀式行为。
果然，此文一出，那些原有的利益集团纷纷提前庆祝胜利，因为他们断不会承认自己已经结为朋党的。
于是，此文立马就成为了“庆历新政”的决定性转折点，因为对仁宗来说，这是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堂上反对改革的声音一片连一片，最终仁宗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终于将范仲淹逐出了中央决策层，贬为了地方官。
再后来，新政的大部分措施便开始陆续停止了执行，庆历新政仅一年多就失败了。一直到20多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的部分措施才再次得以新面目出现。
说到这点，仁宗还真不如他的孙子神宗，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