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面临三大关键失衡:地区失衡、社会失衡和就业失衡。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年轻人身上并为他们创造就业。
沈联涛/文
去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来，不可预测的政治成为最大的颠覆因素。究其原因是工薪阶层的不安。经通胀调整的美国周收入中值甚至未超过上世纪80年代。而印度IT公司CEO们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400倍。
就业领域迎来严重颠覆，其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人口构成、气候变化、技术和政策疏忽。
目前商业模式的核心是战后创造的全球供应链，通过获取全球资源来满足美国和欧洲人们的消费，主要用美元买单。技术发展帮助建立起这个供应链，用理查德·鲍德温教授的话说，第一步就是“分割生产与消费”（《大融合：信息技术和新型全球化》，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IT）和电信的出现带来第二次分割，知识和技术在全球范围更快传播，带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融合。
鲍德温认为，通过利用网真（telepresence）和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等技术，减少人员移动的成本，将带来第三次大融合。但随着发达市场逐渐成熟，消费逐渐饱和，新兴市场面临高出生率导致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压力不断增加，以及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技术等问题，其结果将是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此外，加上气候变化问题，干旱、农业失败导致粮食短缺，腐败和内乱等问题，结果将是内战和恐怖主义蔓延。
欧洲地区目前失业率在8％，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意大利和希腊失业率则分别高达11％和23％。更糟糕的是，欧洲年轻人失业率平均达19％，特别是在西班牙和希腊，分别高达41％和45％。现在只能靠福利补贴勉强维持稳定，但随时有洪水决堤的危险。
欧洲的邻国则面临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宣布尼日利亚、索马里、也门和苏丹等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部分出于人为原因但主要是干旱所致。可想而知，如果欧洲的邻国陷入混乱，将会有越来越多移民前往气候相对凉爽的欧洲地区。面对这些社会压力，欧洲的增长无法达到预期，同时各国内政也越来越趋于保护主义和内向。
外来移民涌入将压低工资，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将减少对目前工人的需求。2016年奥巴马政府的一份报告估计，未来20年，当前工作岗位中近一半将可能被淘汰。这并不意味着同时不会出现新的就业岗位。零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人将独立从事临时工作。
优步和Airbnb等平台的出现将消费和收入重新捆绑。消费品（汽车和住房）成为新的收入来源。过剩产能正在新的共享经济中得到利用。但我们尚未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利用过剩劳动力。我们没有优步一样的劳动力共享平台，这主要是因为信任问题，我们不愿使用不知根底、无法信任的服务。
上月发布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年度报告警告可能再度出现通胀，虽然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美联储迫切希望利率“正常化”，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也对通胀发出担忧信号。很多分析人士质疑，随着机器自动化增加，过剩产能和工资停滞是否真会出现通胀。较低的油价则表明人们担心欧美经济表现可能不如预期。如全球食物供应受干旱或自然灾害影响，消费品价格可能很快攀升。
总而言之，真正应该担心的是滞胀。增长停滞加消费通胀将加剧社会不平等。
很多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就业形势。麦肯锡估计全球工龄人口的45％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即处于失业、不活跃或非充分就业状态。此外，7500多万年轻人失业，其中很多人分布在高人口增长/低GDP收入地区，出现社会动荡的风险很高。
对于创造就业问题的认识存在代沟。旧的供应链让大型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获益，而中小企业则处于下风。老牌企业的所有者是正在老去的婴儿潮一代，而初创企业则以年轻人为代表。目前全球股票交易所中只有4.5万家上市公司，这意味着还有数百万家小公司无法获得公募资本。
是的，很多中小企业会失败，但是硅谷（甚至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的失败会带来新的创造力以及下一轮的成功。
我们面临三大关键失衡。由于富国老龄化、穷国人口相对年轻，导致地区失衡。一国之内由于收入和财富差距增加导致社会失衡。此外还有就业失衡：现有劳动力害怕被裁，而年轻人要激烈竞争更加稀缺的就业岗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民粹主义和胡吹变化的极端观点盛行。
现在，我们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年轻人身上并为他们创造就业。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翻译：许杨晶晶，审译：熊静、康娟,编辑:袁满）
（本文首刊于2017年7月2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