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使命

祖大寿碰到了一个坑爹的时代:明末,党争惨烈,民不聊生;异族兴起,山海关外,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统一女真族,在辽东崛起,建立后金政权,明军百战百败,逢金即溃……

出身于将门世家的祖大寿,被强行赋予的使命就是:以家族声誉为起点的忠君爱国。于是,衰落灭亡的朝代与世代将门的汇合,使祖大寿的命运方程式如此排列:忠君爱国的家族使命+必然失败的悲剧时代=炮灰。

祖大寿没得选,他的亲族、妻子儿女绑在宗族声誉的战车上,宗族声誉又被绑在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战车上,因此他的人生使命就是为国效力。天启二年(1622年),因着人脉,祖大寿在广宁(今辽宁北宁市)巡抚王化贞手下做了一名游击将军,等待着,命运的套牢。很快,机会来了。

当时的巡抚王化贞与当地的经略(官名)意见不合,王化贞做事激进,经略则稳重保守,二人各自为阵。后金进攻广宁,王化贞想以已降敌的一明将为内应,另一人做先锋,调军与后金战于广宁城外的平阳桥。结果先锋逃亡,明军全军覆没。很快先锋又诈开广宁城门,广宁彻底失守。自此,逃得一命的王化贞胆量全消,放弃了辽东的所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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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大寿参与了平阳桥一战,先锋的掉头倒戈,他还历历在目,按照命运轨迹,他要么跟随先锋投敌卖国,要么跟其他同僚一样战死沙场。其实,在血腥遍地的厮杀声中,他确实也看到了死神的招手,可不知为什么,等到上前一步时,他犹豫了,他本能地转过身,不理会死神之邀,率领自己的部下乘上船,渡过海,来到明军一个囤积粮草的基地觉华岛(今辽宁兴城市),躲了起来。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当意料之中的命运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居然逃之夭夭!

是因为不值得?史载当时官吏的贪污与兼并,使得官场已经形成了“开门受贿”的习俗, “若夫穷民,本无立锥之地”,从而使税源枯竭,财政收入减少,形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是因为不甘心?在民变纷起、税源枯竭的情况下,明朝军政机构的运行机制也受财政危机的影响而日趋瘫痪。从中央到地方机构,许多衙门缺主管长官,政事无人处理,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

祖大寿不知道,他只觉那光辉惨烈的忠君爱国使命,已经与这个破败不堪的国家现实无法弥合,连同绑在战车上的宗族名誉都轻了很多,轻到自己舍不得用性命去交换,哪怕这样的支点坍塌了之后会给家族带来灾难,哪怕被人骂为懦夫,他都闭着眼不想理会。那生的气息,那俗世的繁华,他放不下,舍不得。那这样吧,躲藏于觉华岛的世外,活着,仅仅为了活着。

宗族使命,灭了。

英雄信仰

没想到,躲过了死亡的追索,祖大寿却更痛苦了。从外表看,他的境遇似乎并不差。大败之后,朝廷派大学士孙承宗来督师,孙承宗认真视察了战线,同时也就注意到了他—逃跑了的望族子弟,然后并未惩罚,只是重重叹了口气。

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后,即着手建立“保关门必先固辽西,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宁锦防线,祖大寿成了这条战线上一颗重要的棋子。

必然失败的战争,必然炮灰的命运,孙承宗怎能不懂?在他重新布置的战争格局里,他愿意重新给祖大寿一个机会。可祖大寿并不领情,这个时候,他的灵魂正在荒野里裸奔。

这位将军虽人过中年,但一辈子都在踏着既定步调前进,真正与自己有关的,大约只是逃命到觉华岛一件事情。因此,剥去家族表皮,精神只能裸奔。在这无边无际的悲剧时代,怎样才能找到可以升天的出口?对于孙承宗的原谅提拔,他很感激,但是远远不足以触动内心。人与人的气场是相互博弈的,孙学士稳重平和,普通、淡然,而对于刚刚回归自我的祖大寿,需要的却非中庸,而是极端。

很快,绝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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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族出生,经历了各种大宅门宫心计训练,见惯了逢高踩低的利益算计,看多了仕途险恶、腐败无能的祖大寿,在宁远城头遇到了袁崇焕,突然有种惊艳的感觉。袁崇焕有着可怕的决心,居然敢与无敌天下的八旗军争锋。祖大寿当时奉命修复宁远城,而以宁远为战略中心正是袁崇焕的建议,仿佛一座城就能抵挡住百战百胜的八旗兵。袁崇焕还有可怕的执著,居然敢公然违背自己上司,前一任经略跟他的战略思想相左,他就直接上书皇帝,于是大学士孙承宗来督师;不久孙承宗得罪魏忠贤辞职回乡,辽东经略换了新人。新人主退,想放弃宁锦,把山海关当明军的前锋要塞,他则坚持从前主张,跟上司公开辩论。他还有可怕的野心,要孤注一掷战后金!

祖大寿的感觉就像在茫茫黑夜里颓废踉跄时,突然来了一位穿校服的学长,悲情剧变为青春励志片,朝气蓬勃的学长拍着沧桑茫然的他,指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大喊:“同学们,让我们为理想一起奔跑吧!”说着一溜烟向前冲去……

他跟着了吗?跟了,虽然他明知不妥,可还是愿意随行一回。与其永远夹在两国交战的荒野里徘徊流浪,还不如勇敢地“二”一次,选择光辉灿烂地燃烧殆尽。然后,奇迹出现了,他们赢了,区区两万人,战胜了不败神话努尔哈赤!

这一切,都是因为袁崇焕。

他在战前于万军之前,召集将士刺血盟誓,激以忠义,使大家热血沸腾,誓死守城。那时那刻,祖大寿也是其中一份子。在死水微澜的生活里,绝望地跟某位疯子胡闹了一把,然后梦想成真,出口浮现眼前—原来他不是疯子,是英雄,是带领着他们这些时代炮灰闯出一条生路的救世主!

祖大寿感到自己的命运方程式有解了:坚城利炮+战斗勇气=胜利奇迹!他仰头,望着彩旗飘飘旁的那个人,无限感慨和仰慕。抛开外在强加于身的忠君爱国,一种从内心发出来的信仰之光,就这样穿破了时代,劈开了他命运的出口。

步步跟随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新登基的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进攻锦州,不克;又进攻袁崇焕和祖大寿驻守的宁远,又不克;后金军转而又回攻锦州,依然战败。皇太极只得率军撤退—生死存亡的战役再一次证明了信仰的奇迹,袁崇焕又赢了。

然后祖大寿却眼睁睁看着袁崇焕被挤出胜利场。前线将士的浴血拼杀,成了太监们的指挥有方。魏忠贤以“筹边胜算,功以帷幄”获头功,其他太监也以“拮据战守,绩著疆场”位其次,连魏忠贤的从孙都沾亲带故地获得了封赏,而战役指挥官袁崇焕仅位列功劳簿第86,“加衔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纻丝二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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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吗?当然,可祖大寿会接受,他对现实的藏污纳垢有着习惯了的忍受力和心理准备。可是袁崇焕却不能,因为他单向而勇敢,也因为单向而偏激,他以激烈的方式转身而去,于本年七月上“乞休疏”,以有病为由,申请辞官回籍调理。在魏忠贤的唆使下,皇帝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请。

这一次,祖大寿没有跟随。于世故的理解上,他比袁崇焕少了份一往无前的勇气,多了份饱经世故的沧桑。他只能留下,为了国家,为了家族,也为了自己,他永远不可能像袁崇焕那样,有个干脆利落的人生。他的天空,从来不是纯粹的白色;他的道路,也从来不是直道而行;他只能留下来,伴随着岁月,混入现实的流波,等待命运的再一次攻击—这就是他们两个的致命不同。

一年之后,天启驾崩,崇祯上台。新登基的少年天子表现出了明君的各种潜质,比如不动声色地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比如请回真正有才干的将帅袁崇焕。据说新帝亲自召见了这位传奇英雄,平台召对,英雄许下五年之期。英雄归来,祖大寿心中再次点燃了梦想,没有他的日子实在太过难熬,这一次,祖大寿愿意步步跟随。

袁崇焕走后,辽东军因军饷哗变,他回来后干脆利落地平了内乱,祖大寿信仰和现实的出口再次被这个勇敢绝决的男人打通,并再次感受到了生命深处的激荡。可很快,祖大寿发现英雄变得很紧张,不论离他多远,只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他那紧张到强迫症式的迫力。然后,就出事了—英雄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跟祖大寿是同僚,同为游击将军,多次深入后金腹地,屡挫敌锋。虽然他性格嚣张,不遵法令,可怎样也罪不致死啊!

在祖大寿看来,毛文龙不能杀的理由有三:他抗御后金有功,不该杀;他有功有过,其过罪不致死,可严惩而不可杀头;他即使无功有过也不该杀,杀他是同室操戈。此外,从现实角度来说,毛文龙作为唯一能在背后牵制后金的战略力量,他的存在对于正面战场处于劣势的明朝来说,正面价值绝对超过负面价值。

但英雄居然不管不顾地把他杀了,然后洋洋洒洒地给自己找了N多理由,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败笔。祖大寿无法理解英雄这种近乎自相残杀的行为,他自己从来都是与杂质共存的,虽然没有英雄那一往无前的勇决,却多了英雄不具备的容纳。他会计较家族利益,他会圆滑地生活在腐朽的军队里,所以他能理解同为凡人的毛文龙:敌后游击队,没有军饷没有供应,只有远在天边的虚名与不堪一击的腐朽,这样的艰辛下之所以还能坚持,除了满汉之间的仇恨,还有利润诱惑—夹在明朝、后金、朝鲜之间的夹缝里巨大的贸易利润—独立小王国的自由自在,是这个时代给予毛文龙的最后一点慰藉。但这是英雄所不能理解的—神,是不能理解人的,他们的世界,没有杂质。

祖大寿没有阻拦,他闭上现实的眼睛踉跄跟上。不久,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崇祯二年十月,在宁锦防线牢不可破的情况下,皇太极改变进攻明朝的策略和路线,从蒙古绕过山海关,兵临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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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军面前有三条路:第一,围魏救赵。在皇太极打北京的情况下,袁崇焕可以率军直捣后金都城沈阳,迫使皇太极回兵,或设伏截击之,以解京师之危。第二,观望待机。就是袁崇焕带兵或派兵进关,在京东某地,驻扎观望,探听消息,伺机而动,选择谋略—可攻则攻,可守则守,可退则退,见机而动。第三,率兵勤王。就是亲自率领军队,日夜兼驰,入关勤王,直奔北京,保卫京师。

如果是祖大寿,他最有可能选择第二或者第一,第三是他最不会做的选择,因为选择三的危险系数太:首先,没有接到皇帝勤王的旨意,擅自率兵入关是死罪,虽然忠心可嘉,但是有罪没罪只能取决于君恩,而这位皇帝虽然登基时间不长,却早已表现出刻薄寡恩的性子。其次,已经答应了五年之期,没有退敌却让敌人跑到了眼皮底下,天子即使不怪罪,满朝文武、满城百姓岂肯轻易放过?

可是袁崇焕不是祖大寿,他是英雄,不会给自己留下自我的缝隙,也不允许。因此英雄一听到消息,立刻飞奔而去,带兵勤王。祖大寿看着英雄的背影,一声长叹,放下现实理性,纵马跟随。

祖大寿本性虽然愿意寻找一条妥当的生路,可他也是男人,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他也向往像烈火一样燃烧的激情人生,而英雄的生命本身就是纯粹的火焰。别人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对不如意的天子朝臣,都会泄气、退避,只有英雄不会,他会一直一往无前。这样的热情,这样的血性,这样纯粹的执著,是祖大寿这辈子缺乏并向往的,死了又如何呢?祖大寿愿意,他愿意删掉自己的小算计,自保自存的自我空间,跟随着一个像神一样的男子,踏着那火焰的光芒,在这必然悲剧的灰色时代里,尽情燃烧地去生去死。无论前面是地狱还是天堂,祖大寿都愿意,步步跟随。

信仰坍塌

祖大寿以为,自己跟着这个神一样的男子,自然也会成为神,可是他错了。

现实永远不是他想象的样子。北京城下,他们先是迎来一场恶战。战胜了,北京城门依然向他们关闭。崇祯皇帝召见,态度虽然和蔼,但是依然不肯放他们进城,吃穿用住又成了问题。同样提师勤王,大同总兵就可以在城内休养生息,接受百姓的崇拜爱戴,他们却遭受痛骂、痛斥和拒绝。辽东将士们早就满腹怨言,而英雄却依然勤勤恳恳地指挥军队,堵截皇太极,说服皇帝跟后金暂时议和以解围城之难。祖大寿心中的不祥预感愈演愈烈,终于迎来了这样的一天—崇祯二次召见,毫无心机的英雄带他一同觐见,然后看到了可怕的翻脸。

他眼睁睁看着英雄被下狱,自己浑身发抖,面无人色。幸运的是皇帝对他并没怎样,而是让他回去继续指挥辽东铁骑。

英雄的信仰点燃他生命的激情,给予了他超越生死的勇气,却没有教他如何应对信仰的坍塌。一如当年临逃入觉华岛般,现在的他只想惊慌失措地躲避,躲到一个安全的所在,躲在自我的保护空间里—他决定回去,回辽东去!不仅他一个人,将士们也愿意回去。皇帝不信任他们,京都老百姓也不愿意接纳他们,没有军饷,没有食物,没有统帅,有的只是敌人,只是血腥与死亡,谁愿意做注定的炮灰呢?一群生龙活虎的辽东硬汉拖着满身的伤痕,走向了英雄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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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慌了。有人出主意,向监狱里的袁崇焕要亲笔信,让他唤回自己的部下。袁崇焕拒绝了,他一心拯救的帝国和皇帝这么不识抬举,他为什么要再伸手?对方暗示他,如果他这么做,说不定有一线生机,赢得皇帝的宽恕。袁崇焕想了想,同意了,于是写了封劝回信。

当祖大寿接到英雄的信时,金庸用小说体描述了当时的惘然与惨烈: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地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英雄的劝回信,这是恩的阻挡;提拔他的孙承宗亲自劝解,这是义的阻挡;妻子的召唤,这是情的阻挡。三层阻挡,层层叠叠堆积起来,是他不能逃出的牢笼。信仰崩塌了,世间还有他无法逃脱的羁绊,这样的羁绊让他没有豁出一切救出英雄,却让他调转马头继续为天子战斗。没办法,失去了英雄的引导,再次回归自我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拖泥带水的人,牵牵绊绊,犹犹豫豫,顾虑着,沉思着,在任何极端出口前,逡巡徘徊。

英雄信仰,灭了。

无处逃匿

皇太极退了,英雄死了,死得很惨,千刀万剐,万人唾骂,百姓尽食其肉。祖大寿告别京城的时候,心中一片悲凉,抬头看去又是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绝望与惘然—依然是腐败甚至更加令人绝望的朝廷,依然是强大的敌人,依然是夹缝里的无所适从,依然是炮灰。

这道命运方程式难道注定无解?

此时,孙承宗出现了。他温润如玉,清静如水,平息了祖大寿内心的狂躁,在京师保卫战的最后阶段,他们合作过。那个时候,祖大寿对朝廷极度失望与不信任正达到顶点,几近崩溃。

孙承宗指挥若定,溃兵变成利剑,后金兵退了,朝廷保住了,天子保住了,可他没像其他将领一样贪功邀赏。不计较封赏,不邀功求名,甚至对官位权力都推辞不受。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自己的私属部下,也不肯形成自己的所谓势力,却让自己的一片心晶莹如玉般照亮祖大寿前方的黑暗,那是什么呢?

—信念,传统士大夫的道统。

它不同于激情燃烧的英雄信仰,却是几千年士大夫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脉流,这是一种名节与性命对等交换的升华境界。祖大寿虽然不是士大夫,但作为世家子弟,幼受庭训,爱国信念还是有些的,哪怕只有一点点,也足够他安稳下来。

崇祯三年(1630年)正月,后金军攻占永平、迁安、滦州三城,各留兵镇守。孙承宗檄祖大寿率兵入关。五月,祖大寿率人袭滦州,以巨炮击毁城楼。后金兵不能守,弃城出关。祖大寿在收复三城中立功,后仍驻镇锦州。

忠君爱国,君忠不得,国确实还要爱的。锦州城头,祖大寿望着孙承宗苍老却挺拔的身影,沸腾的血液逐渐安稳,安静,安定。

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崇祯四年,皇太极兵围他防守的大凌河,孙承宗命人救援,谁知很快被打败;派另外两将救援,又因两将不和,溃败于长山坡……他一直在苦苦守候,守候到外无援兵,“粮绝薪尽,兵民相食”。他很饿,更可怕的是,他的部将很饿,他守护的老百姓很饿,已经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用敬佩而是仇恨的眼光看着他了。

那时候,祖大寿真想干脆一死了之,希望皇太极像他手下的二贝勒一样,是个屠杀降兵降将的混蛋。可皇太极偏偏不肯如他意,像追求绝世美人似的对他使用了百磨的工夫。一封封招抚书,写得情意绵绵、信誓旦旦。

然后,祖大寿的记忆被分叉成两条路:一条路似乎是自己已然崩溃,准备投降;一条路似乎又是自己其实是假降,想利用皇太极的态度返回锦州。

至于究竟是出于何种用心,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先是答应了皇太极,随即后金参将前来招抚,他奉亲信入皇太极营中商谈,两天后投降,定下取锦州之计。次日大雾,计划搁浅,皇太极决定放祖大寿回锦州。

他回来了,犹豫不决,主意不定,最后连自己也搞不清是真降还是假降。可无论真假,他知道有样东西坍塌了—像孙承宗那般神圣庄严的爱国气节。爱国气节,灭了。

站在夹缝

不管祖大寿是不是真的,当他再次回到锦州,回到他生命中的“觉华岛”时,看到熟悉的环境,习惯的生活,尚处安定的人们,他突然觉得改变他们是一种罪恶,不论为了什么他都不应该搅乱这一切,虽然未来说不定更加悲惨,但是起码不应该由他来主动改变,他停滞了。

几天之后,祖大寿派人向皇太极传话,希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皇太极这样回复:“相约之事,将军不能速成,意寡不敌众故耳……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出乎意料,又意料之中,没有责怪,只有体谅,这样一个和自己做了一辈子敌人的皇帝,饶了他的命,受了他的骗,却成为最理解他的那个人。得遇明主本是喜剧,但是民族之别却成悲剧,就这样,缠绵悱恻、左右不是地把他逼入了命运的夹角。

祖大寿在这个夹角里一呆,就是十年。

时间流逝,关内江河日下,明朝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皇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后金却从蒙古绕了过来,一次又一次长途奔袭,让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关外蒸蒸日上,大凌河战役后,皇太极为后金的统治建立了更巩固的基础,体察民间疾苦,平衡民族矛盾,发展生产,巩固政权……

而他,站在夹缝—锦州。

他再也没跟皇太极联络,又成了反清第一线的主要人物。同时,他再也不愿意相信大明天子,崇祯皇帝三次召他进京,他也不肯去,成了最远离明朝政治中心的主要人物。

他就这样站着。大凌河一战后,朝廷追究责任,那个给予他安稳的精神导师孙承宗连续上表请求,退休返乡。辽东督师几经变幻,只是任谁也不再是他的导师。他已经长大了,40多岁,几经沧桑,他再也不需要谁来指导。或许也找不到了,他就愿意站在那里,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孤零零地哪边都不属于地守候现在现有,努力把握这眼前一切,足矣。

于是,守卫宁锦防线是他尽人事,松锦会战则为听天命。崇祯十四年,皇太极包围了锦州,他作为战俘被押至沈阳,这是第二次见到皇太极。

尽力守城,心安投降,不是妥协,而是更成熟地看清了自己,也就解脱了那终生纠缠自己的超越强迫症。

境界是不能拔苗助长的。祖大寿突然明白,多年以来,由于世家的教育,时代的要求,自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非要寻找一个超越生死的支点。家族给予的不行就去寻找英雄的;英雄的不行就去寻找传统的;传统的不行,自己便彻底投入这无依无靠的锦州,完全凭借直觉与本能跌跌撞撞地走下去。回头突然发现,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大的力量做支点—英雄圣人自然需要这种终极归宿来完成对时代的超越,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虽然他以前隐隐约约意识到,但现在终于直面—他就是个普通人。在这个注定产生悲剧的时代,普通如他不应该强求什么境界升华的信仰,去扭转、碰撞、超越,去为这个时代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是安安分分守住眼前所有,把那被迫升上去的境界降下来,变成平凡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亲情友情。在有限的能力与范围中,尽力而为地完成自己的责任。

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放弃自我苛求就是放过了自己,他的命运方程式终于有解了。

普通人生

投降后的祖大寿有三种出路:或向左—完全成为清国的杀人利器,冲杀在战场最前线,赢得荣华富贵,功名利禄;或逃避—完全置身事外,一个明朝大臣死不投降,绝食三日而不死,皇太极也没为难他,让他仍着汉人衣冠,住在庙里,算是带发出家;或向右—和洪承畴一起降清,但他不要荣华富贵,而是顺应天时,成全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制国策、利民心、匡治天下,因此成为大清倚重的开国重臣。

他会选哪个呢?

世家子弟从小培养起来的信仰底线,让他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投降清国,为了个人功名利禄回枪屠杀同胞,这条路,因为触碰底线,他走不了。

作为世间凡人,虽然有着袁崇焕的榜样、孙学士的引导,但是完全舍弃自我的刚烈决绝,不投降而殉国,他做不到,就算像带发“出家”的那个大臣一样,他也做不到。他有家族,有妻子儿女,有着普通人的软弱与怜悯,他无法舍弃一切。这条路,因为自保,走不了。

本来,他似乎更靠近洪承畴,那个在大时代能走出自己、有自我生存空间的人。那个不像袁崇焕那样偏执刚烈,也做不到孙承宗那样温润如玉,却能在命运、信仰与自我之间生生找出一条活路来的人—让信仰升级,“忠君爱国”的空虚置换成“天下太平”的实际,可因为勇气,走不了。

于是,他哪个都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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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被押解到盛京,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走下宝座,亲自将他扶起,好言抚慰:“你上次背叛我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我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我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侍奉我就可以了。”

他答应了,但什么都没做,除了一件:外甥吴三桂既是明军事重镇宁远的总兵,又是辽东提督,统率关外明军,在皇太极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中,吴三桂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新主待他不薄,人情肯定是要还的,他给外甥写了一封劝降信,希望他弃暗投明。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随后,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在正史上出场,仿佛他的历史从被迫辗转投降的那一刻,就退场了。

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总容得下一个普通人家长里短过日子的小梦想。流水而过,从前那驰骋沙场杀人无数的祖大将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情了,现在他只是一个祖家老太爷,没事看看花,养养鸟,弄弄孙,坐在摇椅上,听着妻子唠叨儿女经,闭上眼朦胧睡去,外面的热闹,不再相干,“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偶尔会做梦吧,梦见英雄与梦想的荣耀,铁肩担道义的壮怀激烈,雄霸天下的气魄,那些开山辟地,惊天伟业,轰轰烈烈的帝王将相们、英雄豪杰们……可祖大寿自信比他们过得都好,他擦了擦老年痴呆留下来的嘴角流涎,笑了。

春风十里,不如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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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君子心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