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的长乐宫，当王政君把传国玉玺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也天崩地裂了一般，狂风怒号，马嘶虎啸，一个旧王朝黯然褪去.
可是，本该弹冠相庆的新王朝却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喜悦，朝堂上反而弥漫开了一股不详的气息。
王莽坐在皇位上，静静看着残缺了一角的玉玺。
这尊玉玺是当年秦始皇命李斯与孙寿用和氏璧打造的，算起来，已经二百年有余。
（图）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
二百年过去了，人们经历了秦末混战，经历了文景之治，也有过罢黜百家的巨变，有过桑弘羊改革的震荡，历史再一次来到了十字路口，像每一个王朝的结尾一样.
公元八年的中国天下大乱，不断扩张的地主阶级疯狂兼并土地，流民涌现在了大汉王朝的各个角落，他们四处游荡，胆小的饿死，胆大的成了盗贼，或者加入农民起义军.
中国大地上仿佛压抑着一股暗流，荒芜的土地下埋藏着的不是种子，而是喷薄欲出的血浆。
就在这时，众望所归的王莽登上了帝位，改国号为‘新’。
政治经验丰富的他知道，中国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他要着手开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改革，这场改革会使天下归一，再也没有贫富之分，鳏寡孤独有所养，男女老少有所从。
王莽坐在皇位上，心中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微微颤抖了起来，我等了二十年，这一天终于到了，我会去做一件开天辟地的事情，秦皇汉武没做到的我能做到，我将会成为与日月同辉的千古一帝。
夕阳映在他努力抑制着激动的脸上，风吹起了他的衣角，王莽端起了残缺一角的玉玺，盖印在皇帝的第一份圣旨上。
就这样，一场提前了几千年的革命到来了。
（图）新朝
在我小时候的连环画上，王莽一直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但实际上，在西汉末年，王莽的口碑基本上相当于近代的孙Zhong山。
对不起，我这个比喻不恰当，他要远远超过孙Zhong山。
在公元元年前后的西汉，王莽的人气与威望那真是山呼海啸，众望所归，全国上到公卿下到农民，都一致认为只有他才能拯救日渐没落的西汉王朝。
在他因为政治斗争被迫闭门谢客的时候，数十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请他重新出山，上百万份奏折与请愿书摆到汉哀帝的案头，要求恢复王莽官位。
当年汉平帝封赏土地给王莽，王莽推辞，全国居然有四十多万人上书请求他接受封地，西汉人口将近五千万，除去偏远地区，眼花耳聋的。
按明朝识字率百分之五来算，全国但凡家里有张纸的会写字的，都上书了，而在他重新执政之后，甚至连刘氏宗亲都默认了他假皇帝的事实。
正是由于这种威望，他在公元九年完成了历史上最平稳的政权过度。在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任何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建立了新朝。
王莽文化水平相当高，而且属于专业型学者，和现在的红学家一样，他专注于研究《周礼》，是当时讲《周礼》
讲的最好的人。
在他看来，商鞅变法祸害了中国上百年，使得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产生了严重的阶级矛盾，想要拯救社会的唯一办法，就是托古改制。
王莽托的这个古，就是《周礼》。
（图）周礼
他即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整体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部分，官制、田制和币制。
汉代官制基本承袭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国家权利被分为了行政、军事、监督三项，再呈金字塔型向下分配，层层制约，互不相扰。
不过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现了出来，世家大族权利逐渐扩大，门阀垄断了官员替补，制度僵化，行政体系效率低下，像一个运行了五十年的发动机，已经无法再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更可怕的是，这些大家族还掌握了天下大多数的田地、金钱，蓄养奴隶家丁蔚然成风，他们的兴起，对中央王朝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王莽把改革的手对准了这些门阀士族。
首先，他废除了三公九卿制，恢复西周官制，也就是《周礼》中记载的极其复杂的内服制度。
这项改革是有问题的。
三公九卿制的确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了，可这不代表着西周的制度就可以解决三公九卿存在的问题。
就像家里的旧彩电坏了，你却换了一台新的黑白机，还不如之前的旧彩电呢。
所以王莽对于官制的改革是有点雷人的，用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学者型政策，太过于理想主义。
但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
（图）汉武帝
王莽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居然恢复了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按每人一百亩的标准将天下田地重新分配。
我们知道当年商鞅废除‘井田制’的原因是铁器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大大提高，每个人的耕种面积也大大提高，井田制这种“千耦其耕”的方法适应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被小农经济所淘汰。
而王莽恢复‘井田制’的做法极其相近于六七十年代的集体生产制度，为了均富而放弃发展的机会，历史已经一遍一遍的证明了这种理想的“乌托邦”属性，只会带来灾难。
而恢复‘井田制’带给王莽的，是更大规模的流民，还有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其中就包括‘赤眉军’与‘绿林军’。
除了底层改革，王莽进一步社会上层进行了货币改革。
如果说前面两项改革是混乱，那王莽的币制改革简直就是大功率搅拌机，他居然恢复了贝壳的货币属性......
我实在是找不到历史中使用贝壳作为货币的记载，除了远古时期，据说在马尔代夫的原始部落，也是使用贝壳作为货币的。
这也可能是王莽熟读《周礼》之余的即兴发挥，但他的这种做法，除了造福渔民，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与根据。
除了使用贝壳，王莽所发行的货币还包括龟壳、铜、错刀、契刀，多达二十八种，就差把切糕也算进去了。
发行那么多货币的结果是，大家谁也记不清你手里这玩意到底值多少钱。
出去买个黄瓜，结账的时候卖菜的说，两个乌龟壳一斤，买菜的说，我身上只有错刀，你看看找我多少个贝壳。
大家集体烧脑，东拉西扯也搞不清到底哪种货币代表多少，交易陷入了停滞，市场一片混乱。商人纷纷破产。
（图）古代贝壳钱币
王莽为了保护农民不受地主阶级欺压，实行了五均赊贷与六管制，政策的内容是，严厉打击高利贷，政府给予农民低息的农业贷款，保证农民在春天可以正常播种，这与一千年后王安石的《青苗法》如出一辙。
政府财政负担不起大量的贷款，农民想借钱又别无他途，只能破产。
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资金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远远大于政府资金，而与此同时，王莽又将盐铁酒钱山河六项收归国有，彻底斩断了社会资金的来源。
在古代社会，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全国经济国有化，同时也代表着社会经济的破产。
王莽在全国六个城市设立五均官，用盐铁酒山河六项带来的巨大收益，根据贱买贵卖的原则，用政府财政控制市场价格，保证农民在粮食丰收的时候不赔钱，歉收的时候能吃饱饭。
这项政策看着没错，但却有致命弱点，就是对政府力量的严重高估，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政府说到底是人组成的，人的反应不可能与市场变化同步变化，汽车要撞上，司机还不知道打方向盘，只能跟世界说拜拜。
果不其然，当时市场在政府百分百的干预下，出现了严重的脱轨，商业随即崩溃。
商业的崩溃带来的是农业的大崩溃，王莽改革瞬间变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后勤部，起义军愈发壮大，最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可此时的王莽却将矛头对准了周边国家。
许多人说王莽是穿越者的依据也由此而来。
他将“高句丽”改名为“下句丽”，将“匈奴单于”改名“降奴服于”，这无疑替无数管朝鲜叫“棒子”的仁兄出了口恶气。
可在当时，这一句斗气似的称呼带来的是无数白骨埋葬边境，各族关系迅速恶化。
后来民主革命时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而王莽国内改革水深火热之余还用迷之自信挑衅外邦，只能有一种解释，他想转移国内矛盾，就如同汉武帝改革，就是在对外战争触发国内巨大向心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可汉武帝时依靠着文景之治留下的丰厚家底才能顺利转移国内的巨大压力，到王莽这里，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转移矛盾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
北边惹完了，他又去惹南边的，发动二十万大军征讨西南，死了十七万，随后又征发了十万部队和二十万民夫继续征讨，结果也是有去无回，给了农民军趁虚而入的机会，随后的“昆阳之战”中，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新莽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
王莽是一个标准的道德模范，他可以散尽家财帮助穷人，在儿子杀人之后逼儿子自杀以捍卫法律，他甚至可以做到与灾民同甘共苦，几个月不吃肉。
但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并不说明他能成为一个好人，生活里的好人有可能变成历史的罪人，生活里的坏人放到历史中，却有可能成为好人，这就是历史的相对论。
一场全面改革所需要的手腕与妥协，他一样不占，只有满脑子的《周礼》和《周礼》里记载的梦想，以梦想为参照的改革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稍等，在这场做梦般的改革中我们还发现了一样有趣的东西。
打败了王莽建立起东汉王朝的刘秀实际上所代表的是士族阶级，追随他的云台二十八将实际上也是士族代表。
而他们所打败的王莽，实际上是农民代表，他所作出的改革都是为了“均贫富”，实现天下大同。
这其中隐藏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东汉二百年，并没有发生什么历史事件，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原因在于，东汉王朝根本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全国的土地、资源，在这二百余年里，继续掌握在各地的门阀士族手中，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也有可以不受国家干预的生产体系。
这一切在西汉末年造成了严重动荡的因素继续存在着，并且越来越壮大。
不像童话故事的结尾那样美好，在这场革命的结尾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输给了门阀士族的军队，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
你可能会认为，这不是“天下大同”的失败，而是王莽理想主义的失败。
那请你走到街上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如今的“门阀士族”依旧战胜了“天下大同”。
我只能有一个结论，我们永远处在历史的相对论中，“天下大同”的结果未必就是幸福，“门阀士族”也未必就是绝路，结果仍未可知，看官兴致勃勃。
历史大学堂官方团队作品 | 文：李相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