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奉行“礼法一体”的政治原则。在“人治”、“法治”和“礼治”三个概念中，也只有“礼治”才最具中国特色，能够涵括主要政治思想。
其中，“以孝治天下”，是历代君王尊奉的不二准则。但是，这里的“孝”，与商周时期相比，已发生重大变化。换句话说，最初的“孝”，被人给改造了，才为后世奠定理论基础。
谁这么牛？三位思想界大佬：孔子、曾子、孟子！
孔子对西周以来孝道的继承与改造
孔子乃儒家学说创始人，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他生活的年代大约在春秋末叶，距离西周初已有五百年之久，周初形成和确立的那些道德观念与政治制度已经出现明显的颓败之势，即我们常言之“礼崩乐坏”年代，孝道亦如此。
孔子所生活的鲁国保存着大量西周文化典籍，深受周文化的熏陶，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制度表示赞成和拥护。他向往西周礼乐文化，一生致力于恢复和弘扬事业。孝道无疑是西周礼乐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孔子不仅重视孝道，而且对其进行了自己的诠释。
孔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仁、礼、政等等，而核心范畴是仁与礼。事实上，孔子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孝悌伦理基础上的，一切仁、礼、政等思想都是以孝为出发点，由伦理扩展到礼制、政治等各方面。所以，孔子对孝道思想的改造，主要表现为：与仁、礼等的结合。
1、提出孝为仁之本的命题
《论语·学而》：“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提倡爱人，主张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的等差之爱，认为一个人只有先爱亲，才能推衍于爱人，首先就是要爱自己的父母，这与墨子的兼爱有着本质不同。
这一命题的提出，把社会伦理的实现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统一起来，深化和提高了西周传统孝道的实践意义。因为孝本来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一般行为，但孔子将其提高到与人生最高原理的仁连在一起，使之成为仁之本。奉行孝道是为仁之本，如果每人都能做到孝悌，那么社会道德风尚就好，秩序安定，即能恢复到孔子心中的西周盛世，达到天下归仁。
2、孝之礼的规定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以“复礼”为已任。他希望从人们自觉的精神希求中，寻找外在仪式“礼”的合理性解释。所以，他在讨论孝亲的各种具体形式时，始终强调“人的自觉”这一原则。
敬重父母。《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之孝亲与动物之亲子关系的最大不同在于敬，而不在养。
子承父志。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意思是，父亲活着的时候，观察他的愿望和志向；等到父亲死了，就要注意他的行为活动。如果能坚持三年不改变父亲的为人之道，那就称得上是孝子了。
慎终追远。《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文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同时，孔子恪守周礼，又主张三年之丧：“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也就是说，孔子不仅要求人们于父母在世时对其敬爱，而且对父母死后的礼仪要求亦做了具体规定。
曾子集孝道理论之大成
孔门弟子中祖述孝道而能进一步阐发其意蕴者，当首推曾子。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道理论的集大成者，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正所谓：孔子贵仁，曾子重孝，孟子主仁义，荀子隆礼。曾子思想以孝道为核心，并开创了儒家的孝治派。
曾子是传说中最著名的孝子之一，据《论语》、《孟子》、《孔子家语》等文献记载，其孝行主要有：至死不亏损其身、养其父以敬为孝、事父母而拒绝出仕等。今存曾子论孝的文献只有《大戴礼记·曾子》十篇，阐发确有过于孔子之处。
1、扩大了孝的范围
曾子把孝的内涵和外延扩大到超过孔子“仁”的程度，使之成为诸德之源，百行之本。他说：“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曾子几乎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所有内容都纳入其孝道思想体系，从而使孝得到全面泛化，后世所言孝道几乎未能有超出此范围者。
2、提高了孝的地位
曾子将孝推崇为普遍而永恒的道德准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说：“夫孝，置之而塞于天地，衡之而衡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在这里，孝的地位被提高到极致。曾子所论孝已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成为永恒命题，是人类社会一切领域的终极法则。正如其所言：“夫孝，天下之大经也。”
3、深化了孝理论
曾子强调孝是人类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是自然天性。孔子虽然已经认识到这点，但其论证还比较笼统抽象，曾子的论证则更为翔实。他说：“忠者，其孝之本与！”“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所谓“忠”，从中从心，指发自内心的一丝不苟的真诚。与忠密切相关的孝，就是由心中的忠爱之情而自然流露出的行为，并非源于外在的约束。曾子又说：“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饮食移味，居处温愉，著心于此，济其志也。”他所谓“著心于此”以及对“善比自内始”的强调，都是对孝本质的新认识。
曾子强调孝实践与内心修养的一致性。他认为要通过孝实践实现个人道德修养的志向，主要在于要对自身严格要求。他说：“君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遗体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恶言不出口，忿言不及于己。然后不辱其身，不忧其亲，是可谓孝矣。”
孟子对儒家孝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是曾子的再传弟子，对孝道亦极其重视。《孟子》一书中，“孝”字共出现29次，而涉及到孝的观念则有近50处之多。通过对现有史料和《孟子》一书内容的考察，可以发现孟子的孝道思想与孔、曾以来的孝道观有直接传承和发扬。
1、“性善论”的提出
孟子接受孔子的仁思想，并进一步强调人人都有达到仁的主观因素，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从而提出性善论。其表现为人心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天生就有亲亲之情，所以孝道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与禽兽根本区别所在。换句话说：他把性善作为孝道的哲学基础。
2、将“五教”扩展为“五伦”，并以孝悌为中心
《尚书·尧典》中有所谓“五典”及“五教”的说法（《尚书·尧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孟子则将其发展成五伦，说帝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认为，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人人按照五伦所规定的道德标准行事，就能巩固统治，安定秩序。只是，孟子所言五伦并非平等而列，其中父子、君臣两伦最重要，而父子之伦为核心，即孝悌为道德之中心。他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
3、“三不孝”的提出
曾子讲孝的三个层次，即所谓“三孝”。而孟子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三不孝”，而广为后世流传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赵岐对此解释说：“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贪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此观点的提出，不仅于儒家孝道理论的发展有益，更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发展有着至深至远的影响。
总之，经过上述三位思想界大佬的相继阐发，儒家孝道理论不断完备，基本奠定后世赖以治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