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候，登州有个女人名叫阿云，谋杀了自己的亲夫，但是向当地政府自首了。登州知州许遵判决如下：根据大宋法律，一个犯了杀伤罪但是能够自首的嫌疑犯，可以不问他杀伤的动机，只看他杀伤的后果。如果在杀人过程中有有需要疑问的地方，还有主动交代罪行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谋杀，而谋杀却有自首行为的，可以罪减一等。
我也被绕晕了，法律名词太难懂了。大意是说，如果杀人有可以豁免的情节，可以从宽处理。
报上朝廷之后，皇帝让百官讨论这个案子。原来大宋法律很奇葩，当时的杀人罪分斗杀，就是斗殴杀人，劫杀，就是抢劫杀人，斗殴杀人和抢劫杀人都是死刑。可是谋杀的话，顾名思义，就是蓄谋已久的杀人，说明杀人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从轻处理的凭据，所以谋杀罪名成立的话可以从轻处理。因此能不能认定谋杀很重要。
此时大佬出来了，从小就会砸缸的司马光说，对于杀伤这种罪行，自古以来就分轻重两种，所以量刑也会不同。那些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而出手杀人的，就叫做谋杀。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叫做故意杀人。相比之下，谋杀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应该从重处理才行，而故意杀人倒可以从轻处罚。
现在这个阿云，判处谋杀太重，判处斗杀太轻，所以应该酌中量刑。如果按照以前的法律，如果她只是杀了人却没有事先谋划，那么在没杀的时候可以自首，如果已经造成杀人事实，那么不能接受她的自首行为。现在许遵想把谋划和杀人分开，那么故意和杀人也可以分开。
如果说谋划不是为了杀人，那么她为啥要自首呢。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谋划是因为杀人而起，不能另外给她找借口减轻罪责。如果严格按照谋杀和斗杀的量刑来看，斗殴杀人再来自首，反而要罪加一等。
我也不明白我说清楚没有。我得在最后把原文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可能我的水平的确有限，看不懂文言文。司马光大意是说，谋杀比斗杀情节更为恶劣。因为斗杀可能是激情杀人，偶然杀人，愤怒杀人，谋杀却是蓄谋已久，应该诛心的。
司马光不愧砸过缸，能把这么简单的问题绕的云里雾里的。不过他遇到了对手，不喜欢洗脸的王安石。
王安石这人吧，就喜欢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意见，以示自己比别人高明。看见满朝文武都支持司马光，他偏偏支持许遵。有关部门见王安石发话了，于是就按照许遵的判决宣判了。再以后王安石当了宰相，规定，谋杀罪必须把谋杀原因问出来，一次问不出来，多次审问，没原因不行。以前的法律是，一次问你你不说，再后来即使你想说也不让你说，不给你机会了。
过了几年司马光当了宰相，立马立法，凡是杀了人的，不管他有什么理由，一律不可赦免。如果每个人杀了人之后都找一大堆理由为自己开脱罪责，那么法律还有除暴安良的意义吗。其实这就是矫枉过正，跟王安石对着干了。
但是从宋哲宗之后，王安石的做法占了上风，因此大宋朝基本上杀了人都不会判处死刑。
我们以潘金莲西门庆武松一案为例解读一下。
王安石的法律是，谋杀和抢劫杀人、斗殴杀人是有区别的。因为谋杀的话其中就有好多可以免罪的因素，比如潘金莲毒杀武大郎，蓄谋已久，这叫谋杀。但是小潘为啥要谋杀武大呢，因为武大每天出去卖炊饼，忽略了她的感情，她孤独寂寞，所以出墙。如果上了法庭，潘金莲是可以免死的。武松是捕快，懂法，明白潘金莲上法庭死不了，所以把潘金莲杀了。武松回来报仇，杀了潘金莲，这也叫谋杀，因为蓄谋已久。原因就是为哥哥报仇，小潘有了外遇，总之上了法庭也能免死。可是光天化日斗杀西门庆，请注意斗杀二字，这是个法律名词，这就罪不可赦。但是杀人不能没理由，要几次三番的问个理由出来。武松就说西门庆混了他嫂子，他为哥哥报仇，总之，死不了。
但是要是撞到司马光手里，潘金莲武松死定了。杀人偿命，没啥道理可讲。管你红杏出墙还是为哥哥报仇，一概不听。庆幸的是武松生活在宋徽宗时期，执行的是王安石的法律，所以武松被从轻处理，捡了一条命，死刑减为劳改，才有了后来的叱咤风云。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还是新旧之争。
原文贴一下，大家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登州有妇人阿云谋杀夫而自承者，知州许遵谓法因犯杀伤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杀伤法，而敕有因疑被执，招承减等之制，即以按问欲举闻，意以谋为杀之因，所因得首，合从原减。事下百官议，盖斗杀、劫杀，斗与劫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减以谋而杀，则谋非因，所不可减。
司马文正公议曰：“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杀伤他人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其直犯杀伤更无它罪者，唯未伤则可首，但系已伤，皆不可首。今许遵欲将谋之与杀，分为两事，则故之与杀，亦是两事也。且律称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略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杀伤人，故劫略可首，而杀伤不原，若平常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也。若以斗杀与谋杀，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
自廷尉以下，皆嫉许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议。王荆公不知法，好议法，又好与人为异，独主遵议。廷尉以下争之不可得，卒从原减。至荆公作相，谋杀遂立按问。旧法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应州军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悯，刑名无疑虑，辄敢奏闻者，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条。盖祖宗以来，大辟可悯与疑虑得奏裁，若非可悯、非疑虑，则是有司妄谳，以幸宽纵，岂除暴恶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则辟以止辟，正法也。荆公则姑息以长奸，非法也。至绍圣以来，复行荆公之法，而杀人者始不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