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果要选一位长盛不衰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无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自清末维新变法开始，梁启超就与恩师康有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后来的倒袁运动，他也是出力甚大的一位；退出政坛后，又著书立说，相继发起了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首，连“中华民族”这个词也是他第一次提出来的。综观其一生，基本上做到了“进则谋划天下，退则著书立说”这一古代读书人的终极境界。
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自幼聪明绝顶，6岁就把四书五经全部读完了，16岁即考中举人（再看看那位五十多岁才中举的范进老爷爷吧），就在梁大才子准备进京一会天下英雄的时候，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中国近现代的轨迹。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
虽然现在的学术界对康有为有很多争议，说他是个伪君子，连著作都是抄别人的，但在当时，其开阔的国际视野、先进的维新思想，都给年轻的梁启超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让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1895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日本马关签订，举国震怒，当时正在北京参加考试的梁启超与康有为，当即联合一千多名举人“公车上书”，请求朝廷拒绝条约，并进行维新变法。光绪皇帝在众举子的呼吁下，也下定了决心变法，可惜因慈禧太后从中作梗，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就被迫结束，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开始深入研究各国富强之道。1912年，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邀请梁启超担任政府要职。梁启超摈弃前嫌，为袁世凯提出了很多强国之道。
可惜3年之后，袁世凯总统当得不过瘾，竟然想复辟当皇帝，顿时激起了梁启超的强烈反对。梁启超连夜写就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中写道：“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而我梁启超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这篇文章在《京报》上发表后，迅速引起了轰动，几个小时报纸就全卖光了，没买到的还跑去报馆要求加印。
黄遵宪曾盛赞梁启超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同时，梁启超又找到自己的学生蔡锷，一起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在梁启超和蔡锷的策划下，李烈钧、唐继尧、陆荣廷也都相继起义，共同声讨袁世凯。起义的檄文《云南檄告全国文》，也是梁启超亲笔所写。在举国声讨下，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就宣布退位，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梁启超在政坛风云二十载，名声不可谓不高，影响不可谓不大，但道路却极其不顺，与恩师康有为共同主持变法，最后却反目成仇；跟革命导师孙中山也曾通力合作，但又中途分道扬镳；最后一力辅佐袁世凯，却又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而彻底决裂。对这些是是非非，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从政之路的坎坷，让梁启超的心渐渐冷却下来，政界人物的两面三刀、尔虞我诈，也让他身心俱疲。说到底，他并不适合从政，他真正的舞台，在文化界。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急需有影响力的国学大师坐镇，胡适就向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与章太炎这三位顶尖的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的加入，迅速让清华国学院声名鹊起，再加上梁启超极力推荐的陈寅恪和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成为民国时期，甚至整个20世纪国学最高成就的代名词，而作为“四大导师”之首的梁启超，自然应记头功。
梁启超讲课极有特点，据闻一多回忆：“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泪交流之余张口大笑了。”
梁启超对考试不是很在意，给学生打分时，往往不是看试卷，而是看上课时的表现。有一次期末考试，一个学生只得了50分，他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怎么会才50分？就去找梁启超，梁启超说：“你的试卷我没看，得了多少分我也不知道。”
学生惊了半天，又问：“那您怎么给我打了50分？”
“我是看你平时的表现打的分。”梁启超说，“做学问靠的是平时的积累，如果光靠考前抱佛脚，考得再好也没用，你回去重新复习吧，放假回来补考。”
学生虽然不满意，但也不敢说什么，就乖乖地回去复习去了。
放假回来补考后，梁启超把试卷收上去，看也没看，就给他打了100分，说：“你假期复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也很满意，相信你对这些知识已经掌握了，就算考得不好也没关系了。”
这就是梁启超的求学观，重要的不是考试的分数，而是对知识的掌握。这在当今分数决定一切的时代，尤其值得思考。
后来有一次，学生李任夫去拜访他，临走时，梁启超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万事祸为福所依，百年力与命相持。”并解释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凡事要从远处看，切不可以一时的起伏而灰心丧志，一定要有‘定力’和‘毅力’。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观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
说到“乐观”，梁启超还真是一个乐天派，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有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
梁启超还写过一本科幻小说，确切地说应该叫“政幻小说”，名为《新中国未来记》，写作的时间是1902年，畅想了之后60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竟然跟现实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在书中，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脱离清政府，1912年，“大中华民主国”成立，定都南京，清朝皇帝罗在田退位，并被推举为“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所谓“罗在田”，即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罗在田总统任期结束后，缔造“大中华民主国”的大功臣黄克强被推举为第二任大总统。
翻开真实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竟然跟小说中描写的惊人的相似！辛亥革命后，也是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中国民国也是成立于1912年，首都也是南京，“罗在田”虽然不存在，但也暗合了清政府末年的重要人物袁世凯，而且大中华民主国的革命元勋取名为黄克强，梁启超的本意是“炎黄子孙能自强”，但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也有个黄克强，即黄兴，字克强。要知道，1902年的黄兴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留学生，梁启超不可能知道他日后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也许，这就是梁启超的过人之处，用自己的经验、学识，预先推演出了未来十年的社会变革。然而，他毕竟不是乱世枭雄，在那个强人辈出的时代，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理解。
1926年，梁启超患上了尿毒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准备手术。因他的巨大声望，这次手术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而且，当时中医和西医的论战正如火如荼，作为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也受得了人们的攻击。可惜的是，协和医院在这次手术中竟然出现了重大失误，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当成患病的左肾切掉了。这无疑更激起了反对西医的人们的大肆攻击。而病入膏肓的梁启超，此时却选择了站在协和医院这边，强撑病体写了一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劝大家“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1929年1月19日，一代宗师梁启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追悼会上，好友沈商耆的挽联完美地概括了他的一生：“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