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今古传奇：神魔与世俗的小说世界》，作者：陈洪、郭辉，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记载《水浒传》真实历史背景的，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是《宋史》。《宋史》中涉及“宋江”的有三条记载。第一条是《宋史·徽宗本纪》里写有“淮南盗宋江”，说他主要活跃在淮南一带。最后宋江的结局是“张叔夜招讨之”。第二条是在《宋史·侯蒙传》中，记侯蒙主张招安宋江，让他去打方腊：“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意思是宋江以三十六人这么小的团伙，却能“横行齐魏”——今山东、河北以及山西一带，可见其战斗力不俗，应设法使其为我所用。另一条是《宋史·张叔夜传》，其中写道“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最后是张叔夜设下埋伏，把宋江逃跑用的船烧掉，“擒其副贼，江乃降”。

《宋史》里写的是“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说明他们是非常小的团伙，可到了元杂剧里就变成了三十六伙，后来又成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最后就变成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统领着数万大军——在文学中，由历史而传奇的变化之大令人吃惊。

更有趣的是梁山的真实面目。现在的梁山只是几个小山包，最高的山峰叫做虎头峰，周围有七个小山峰环抱。虎头峰海拔最高，也只有197.9米。若从地平面算起，就更可怜了。而且山峰周围并没有什么水泊。

还有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宋江是什么样的人呢？元陈泰《所安集》言宋江为人“勇悍狂侠”。《宋史·侯蒙传》里说“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合而观之，宋江应是一个勇武过人、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武林”领袖。但是《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完全与此不同——又黑又矮，临敌只会“下拜”。

这一变化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知道，南宋时，宋江等人的故事已经开始流传。到了元代，宋江等人的故事进一步从零散走向集中。一方面，说书场上出现了中长篇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水浒”故事包括在其中。《水浒传》的故事构架已雏形浮现。另一方面，元明杂剧里面也出现了许多“水浒”戏。杂剧里出场最多、最“有戏”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李逵，另一个是燕青。但是当时的“水浒”故事和如今的《水浒传》还是相差较远。如《争报恩三虎下山》中主要讲述了关胜、花荣以及徐宁三人报恩的故事，但是这三个人在剧里的形象和《水浒传》中叱诧风云的好汉形象大相径庭（这个故事被改编后成为台湾热播连续剧《雪娘》，却也始料未及）。其他角色如鲁智深等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好汉形象差别很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元代时水浒大多数好汉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相当复杂，很多具体环节仍不清楚。但该书经过长期演化而成，很多人加入到了创作的过程中，从自己的角度，提供素材，这应属不争的事实。那么，《水浒传》最后的写定者究竟是谁呢？

《水浒传》的作者至今仍是学界的一个热点。第一，大家不能肯定它的作者究竟是谁；第二，大家也不能完全肯定它是什么时候写定的，又是为何而写的。

明朝中期到清初出版的《水浒传》，作者署名五花八门。有题“罗贯中”的，有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有题“施耐庵编辑”的，有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的，等等（参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由此生发，还出了个传说：罗贯中和施耐庵是师徒关系，两人合作写了《水浒传》——罗贯中先写了一个初稿，施耐庵再加以改定。而明末的金圣叹则反过来，说施耐庵独撰了《水浒传》，罗贯中“狗尾续貂”，续写了“招安”及以后部分。

总而言之，《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仍然是学界的一个难点话题。

《水浒传》这部小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前四分之三的故事大体来讲有四个类型：第一，是官逼民反，以林冲的故事最为典型，其他如解珍解宝的故事、柴进的故事等也都属于此类。第二，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以鲁智深的故事最为典型，武松的故事也基本可算作此类。第三，是打家劫舍，以及劫富济贫，以三打祝家庄最为典型——虽然近年颇有人质疑其“济贫”的诚意与力度，但大体还是说得过去的。至于大破曾头市，就只有打家劫舍，全无劫富济贫了。第四，是武力抗拒官府，既包括攻城池、劫法场、劫牢狱，也包括摆开阵势的武装对决。可以说这四个方面是《水浒传》最主要的内容，其他的都较为次要了。

而这四个方面的交集之处，就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以武力实现体制外的“正义”：

第一，他们是力图实现“正义”的。 如果没有这一条，《水浒传》就没有灵魂了，也不会被大家广泛地喜爱。追求什么正义呢？体制外的“正义”。那帮梁山好汉认为现行的政府不能保证正义得到充分的实现，因此试图通过体制外的手段来实现。但是这个目的的实现主要是依靠武力。在体制外，通过各种手段（主要是武力）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这是《水浒传》的核心。这种正义也可以称之为“民间正义”。

“民间正义”在中国是有传统的。它既有存在的理由，也有内在无法消逝的悖论。

“民间正义”在思想上的源头是战国时的墨家。墨家的思想里面有很强烈的民间正义色彩，比如“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是即使从头顶到脚跟都擦伤了，只要对大众有利，也心甘情愿地去做；比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碰到了危险，仍然勇往直前，绝对不肯倒退。所以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里说：“墨之徒党，多为侠以武犯禁。”以武犯禁是韩非子的话——“侠以武犯禁”，吕先生明确把它与墨家联系起来了。冯友兰在《原儒墨》中也讨论了侠与墨的关系。儒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来维护体制内的“正义”，而墨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维护体制外的“正义”。因为墨家是站在体制之外的，不可避免会和体制发生冲突，所以到了汉代以后，官方就不再允许在统治的间隙里有另外一种强劲的势力存在。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就慢慢地转入了地下活动。但是它的张扬“民间正义”的精神仍然在传承着，接替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史记》。

《史记》对“民间正义”的张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司马迁还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侠”的出现。他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谁都避免不了一些突如其来的灾祸和困难），“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这都是些道德修养很好的人，尚且避免不了飞来横祸），“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何况一个一般的人碰到了不好的世道，他可能遇到的灾祸哪里能数得清呀）因此他对于民间的正义机制充满了渴望。司马迁对这种挺身而出、救助他人的行为有一个简练的概括：“言必信，行必果，己诺必承，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羞乏其德。”首先是一诺千金，二是救助他人不考虑自己的生死，三是施恩不图报。这一概括，几乎成为后世所有描写“侠义”行为共同的尺度和角度。

我们说，四部分内容“交集”于“武力实现体制外的正义”，里面还包含着两重隐义。一是“正义”之外，也有边缘部分。如劫富济贫往往连带着打家劫舍，甚而至于谋财害命，其间的联系是必然的，而界限却是模糊的；又如逼上梁山自然连带着快意恩仇，但这与报复“过度”，乃至于嗜血残杀又往往难以清晰“切割”。二是何谓“正义”？这是个更为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专题讨论。我们只想指出：如同“异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标定一样，“正义”也带有时代、阶层的相对性，因此，《水浒传》的“正义”只能说是作者为书中“正面”人物设定的，而由于这些人物多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境地，激发了读者的同情（开端连续描写王进、金翠莲、林冲等，就为全书定下了感情基调），便也自然而然地认同了作者对“正义”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