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明王朝的灭亡，按照以前的老说法，那是腐朽的王朝已经走向了没落，新兴的满洲政权充当了它的掘墓人，明亡清兴，新陈代谢、王朝更替，中华民族完成了一次华丽蜕变，又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新的光芒和色彩。
近年来，随着众多历史爱好者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挖，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大明王朝并没显示得多么腐朽，只是西北地区遭受到了前所没有的旱、蝗大灾，东南一带的生产力异常蓬勃，手工业、海上贸易的发展如火如荼。而在政治体制上，明朝皇帝的权力已有所弱化，权力结构出现了皇帝与言官、内阁分权制衡的合理分工，政治清明、言论自由，海瑞之流可以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万历皇帝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机器也运转如常，种种迹象表明，大明王朝的政治制度已经很接近伏尔泰所说的“开明君主制”了，如果没有谁来打搅，照这个趋势发展，中国政体走向民主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可是，大明王朝在天灾（旱、蝗大灾）、人祸（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以及满清势力的合力作用下，全盘崩溃，泱泱大中华，陷入了灾难深重的乱局。
持以上所提老观念、老传统，对明亡清兴过程欢呼喝彩的人，对于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的悲惨结局，要么是拍手称快，要么是嘲讽不断、白眼有加；即使是同情明朝灭亡、惋惜明朝灭亡的人，也觉得崇祯的下场是自找的，活该。
反正，在大家的印象里，崇祯都不是什么好人。
他无才、无德、性急、残暴、刻薄寡恩……
一句话，除了没有桀纣荒淫无度，崇祯基本占尽了亡国之君所应该具备的特点。
真是这样的吗？
鉴于篇幅原因，这篇小短文没法详加分析，那就专门针对人们对崇祯诟病非议最多的残暴、刻薄寡恩之说来说上几句。
说崇祯残暴、刻薄寡恩，源头主要来于袁崇焕被杀。
实际上，袁崇焕被杀，才真正是自找的。
袁崇焕一案的审理时间足足用了八个月，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经过反复审核，给袁崇焕予定罪有九：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注意，该九条罪名与清朝御用文人编撰《明史》里皇太极的智用“反间计”没有半毛钱关系（实施“反间计”事其实是并不存在的胡编乱造），这九条罪名条条坐实，无可辩驳。
袁崇焕最终被判处的结果为：磔示。
“磔示”之刑是太过了，惨无人道、惨绝人寰。
但袁崇焕被处死刑，一点都不冤。
毕竟，以正统史书的面目现世的《明史》给人们的影响太巨大了。在《明史》里，袁崇焕是一个悲剧英雄。
悲剧英雄必定会让人流泪、痛心和扼腕长叹，从而对崇祯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怒斥崇祯是个喜怒无常、凶狠残暴的嗜血独夫。
实际上，按照明朝的政治制度，要判处一个人死刑，并不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是要经过很多道法律程序的。而一个普通的百姓犯了法，尚且如此，那么，要处决一个朝廷大员，还能马虎，还能儿戏？
老实说，袁崇焕私斩毛文龙，实在是太过马虎、太过儿戏和太过草菅人命了。顺便提一句，东江毛文龙算得上是关外的一根定海神针，有毛文龙在，皇太极父子如芒在背，不敢轻离老巢半步；而毛文龙一死，东江便不再属于大明，而皇太极再无后顾之忧，激荡风云的“已己之变”迅速到来，袁崇焕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说，把处死袁崇焕的责任完全推到崇祯身上，并不合适。
说崇祯滥杀大臣，那么，除袁崇焕被处死之外的大臣都有谁呢？他们又是怎么被崇祯杀死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史料查究一下，时间就从崇祯初年开始。
崇祯初年，巡抚都御史毕自肃自杀。自杀原因是宁远前线欠饷，士兵哗变。毕自肃和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人被捆绑囚禁于谯楼。值得说明的是，时任户部尚书的毕自严就是毕自肃的哥哥，据毕自严核计，该年，国库应入银326万两，实际收入不满200万两，边饷银327万两，入不敷出，赤字太大，边饷银不够。官兵情绪失控，对毕自肃等人恶语谩骂，手捶棍打，毕自肃满脸流血。事情过后，毕自肃认为自己治军无方，出现了兵变，在愤懑与羞愧交加中上吊自杀。
崇祯二年，九月，杨镐被斩。杨镐是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的总指挥，该战失败，杨镐受到言官的疯狂弹劾，下狱，经过反复审核，到了崇祯朝执行死刑。
同年十月，大清兵入遵化，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推官何天球等战死。
崇祯三年正月，大清兵克永平，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奇等战死之。
同年二月，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策不能御敌，遭到言官弹劾，下狱，被判处死刑。
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
崇祯五年，孔有德发动叛乱，攻陷登州，巡抚登莱的都御史孙元化被问责，判死刑。
崇祯七年，陈奇瑜围困车箱峡不力，李自成从里面窜出，连破宝鸡、凤翔、麟游，州县告急。各省巡抚、朝廷言官交章弹劾。陈奇瑜被除名、戍边。
崇祯九年，张献忠攻陷安徽凤阳，焚皇陵楼殿，烧龙兴寺，连陷州县。总督漕运尚书杨一鹏被文官弹劾、下狱问斩，淮扬巡按吴振缨等亦逮刑部治罪。
崇祯九年，大清兵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进逼昌平，兵部尚书张凤翼和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梁廷栋不堪言官弹劾，服慢性毒药自杀。
崇祯十一年，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刘国能，反被张献忠等人骗去饷银无数，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时局大坏，熊文灿被问责，下狱，次年被斩。
崇祯十四年，因郑崇俭撤兵太早，导致张献忠躲过一劫，朝廷问责，郑崇俭下狱，被斩。
同年，早已身患绝症的杨嗣昌惊闻张献忠袭襄阳、襄王被杀，深愧辜负了崇祯厚恩，病情加重，不治身亡。
同年，河南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与李自成作战失利，不屈身死。
同年，因松山、锦州失守，兵部尚书陈新甲屡遭言官弹劾，章至数十，下狱，不久被斩。
崇祯十六年，清兵攻下海州、赣榆、沭阳、丰县之后北进，兵部左侍郎并督师范志完观望不敢驰援，遭到言官猛烈弹劾，后议罪下狱。
同年，兵部尚书并督七省军务的孙传庭师出潼关，惨败于李自成手下。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战死阵中。
平心而论，上述这些人，是不是崇祯一意孤行所处死的还另一说，就算是，他们也都死得不冤。
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战事不利、失地渎职，总不能没事人一样吧？
像傅宗龙、汪乔年、孙传庭等战死沙场的就不说了，而毕自肃、张凤翼、梁廷栋、杨嗣昌等人，有尊严、有良知，觉得自己在其位不能胜任其事，白白消耗了纳税人的钱、辜负了国家的托负，选择了自动自觉离开这个世间，实在不应该把他们的死记在崇祯头上，并冠以“迫死”之名。
其实，崇祯对于杨嗣昌的死深感痛惜，不但亲自为杨嗣昌写了祭文，还顶住言官的弹劾，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
陈新甲同样也是一个有尊严、有良知的人。松山大败后，言官弹劾陈新甲的奏章多达六七十份，而陈新甲本人请罪的奏章也有十几份。至于这些弹劾，崇祯压都压不住，紧接着，陈新甲又泄露了和谈秘密，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了。
而从陈新甲和崇祯偷偷摸摸地策划和清人和议这件事上，也不难看出，明朝皇帝的权力其实也很有限，在得不到言官支持的情况下，和谈不可能光明正大地进行。当然，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也就不可能成功。那么，既然没有成功的希望，崇祯为什么还要策划呢？很多人以为是崇祯死要面子，这种想法，太幼稚了。这么做的真实原因，樊树志在《晚明史》中分析得相当清楚：“按照思宗的本意，是想秘密达成协议，造成即成事实，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对付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
看看，明朝的皇帝，想做什么不做什么，并没有太多自主权，实际上，和议之事泄密后，在言官的大力反对下，和谈之事就此泡汤。
其实，非但和议之事是这样，后来，李自成兵逼北京，崇祯帝想迁都、想召山海关并关外吴三桂的兵回师勤王，都是因为没获得文官集团的支持而泡汤，最后，崇祯帝只好困坐愁城，自缢殉国。
所以，那种认定崇祯一遇到失败就想杀人解气、要想处你“磔示”就“磔示”、要想迫你喝毒药就得喝毒药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把失德、无行、残暴等等屎盆子都往崇祯头上扣，甚至把亡国的责任都到他身上，更是荒谬已极！
最后提一下，人们还喜欢指责崇祯频频更换内阁成员，夸张的说话，说崇祯一朝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此事确不确呢？
确，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崇祯即位之初，他接手的明朝领导班子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多是阿谀奉承之徒。对这些人，难道还要崇祯象旧时的出嫁妇女一样，坚持“从一而终”？恩养他们到老、到死？
话说回来，刚刚登位的崇祯不过才十九岁，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毕业生，一下子就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什么也不熟悉，他倒是想恩养这些人的，但这些人都有自知之明，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在受到文官弹劾后，纷纷请辞，崇祯留都留不住。
这样的大学士，换了就换了，能怪崇祯吗？
因为这些人的请辞，内阁为之一空，崇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知选谁入阁补缺，只好举办了一个饱受后世非议的“金瓶抓阄”方案——以抓阄的方式拟定内阁人选。
“金瓶抓阄”的无奈，已足现体现崇祯所面临的尴尬。
而“金瓶抓阄”所选出来的、包括后来陆续上台的阁臣，象李标、钱士升、成基命、何如宠、钱象坤、郑以伟、黄景昉、王应熊、张至发、薛国祥、范复粹等等，才能平庸，无力胜任，混不下去了，就一个个请辞而去，崇祯该挽留也挽留了，且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已到了乱象四起之期，需要的是“扶危定倾”人物，这些人换了就换了，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至此，那些贴在崇祯身上的标签“无才、无德、性急、残暴、刻薄寡恩”，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