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五处与克格勃围绕原子弹的较量
——“维诺娜”计划与苏联间谍
季我努 发表于《坦克装甲车辆》杂志
1948年9月3日，美国的气象卫星观测到北大西洋上空的辐射物出奇得高。接下来的一周，美国空军和英国空军都开始追踪这种放射性物质的来源地。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爆炸地在贝加尔湖附近。苏联进行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的时间，比华盛顿和伦敦预计的早了两年。苏联成为有核武器的国家，从此结束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对西方来说，苏联成了世界上更加强大而危险的国家。虽然英国政府希望能保守秘密，不过，9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有确切证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周里，苏联进行了原子弹实验。几乎在苏联成为超级原子弹大国的同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对比更增加了英美的恐慌。
对于大西洋两岸执行“维诺娜”计划的人来说，苏联的原子弹爆炸，让他们联想到1946年12月20日破译的情报信息，那份情报表明，苏联情报机关间谍成功渗透进了美国关于原子弹开发的“曼哈顿计划”。“维诺娜”计划是美国和英国两个情报机构联手合作进行的一项长期的秘密情报收集和分析计划，目的在于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关（大部分在二战期间）所发出的消息。“维诺娜”计划开始于1943年，该计划所涉及的大部分信息是在1942～1945年间被截获的苏联情报。在冷战开始的前几年中，“维诺娜”计划并不为公众所知，甚至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都处于保密状态，但是这个计划却对于冷战早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这里所介绍的“原子间谍”和“剑桥五杰”。
原子间谍
“维诺娜”计划破译的信息显示，代号为REST和CHARLES的英国科学家在二战末期已经把美国原子弹的资料透露给了苏联。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很快认定，这个科学家是德国人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与英国科学家艾伦·纳姆·梅博不同，福克斯曾经身处“曼哈顿计划”的中心，在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过，现在英国的哈维尔核基地工作。
英国情报部门还认为与福克斯接头的苏联间谍是他的同事鲁道夫·佩尔斯，此人的妻子是俄国人。对福克斯的怀疑，让英国情报部门非常尴尬，因为，已经对他进行过三次审查，分别是在1941年让其加入英国的代号为“管道合金”的原子弹计划之前、1943年加入美国政府的“曼哈顿计划”之前、1947年加入英国政府战后的哈维尔原子弹计划之前。最后一次审查之后，在情报部门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C部门认为福克斯是安全隐患，应该立刻把他从关键职位上调离。B部也就是反间谍部的主要负责部门，则认为对福克斯的指控都是无稽之谈。福克斯的案子因此被重新审查，至1947年，因为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证据，所以福克斯过关了。
1949年9月12日，英国情报部门从“维诺娜”计划得知苏联间谍渗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之后，加紧了对福克斯的监视。福克斯的电话被窃听，家里和办公室里的通信也被截获，很多信件进行了隐显墨水测试。情报部门在福克斯的家中还安装了窃听器，反间谍部的三名人员轮流全天向总部报告监视进展。监视人员发现福克斯是个很差劲的司机，不好跟踪。还发现他与其下属妻子的婚外情。虽然对福克斯的私生活了解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间谍行为。唯一的希望就是利用从“维诺娜”计划中得到的信息，指控福克斯，迫使他自动承认罪行。
12月21日，军情五处最优秀的审问员吉姆·斯卡顿对福克斯进行了第一次质询，福克斯完全否认曾经给予苏联人任何情报。因为福克斯的强硬态度，看起来只有对其进行起诉了。为了快速取得突破，斯卡顿没有采取常规的起诉程序，他认为赢得福克斯信任之后更容易让其主动承认，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斯卡顿失败了，那他就会为自己的引蛇出洞策略受到严厉批评。
1950年2月24日，斯卡顿和福克斯第四次见面，这次是在福克斯在哈维尔的家里，当时斯卡顿还无法确定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福克斯一见面就说“你怎么样也不能说服我。”但是午饭之后，福克斯突然改变了想法，告诉斯卡顿说，他决定尽力回答斯卡顿的所有问题。而且承认把他所掌握的有关英国和美国原子弹研究的所有信息都给了苏联人。为了获悉其他的苏联间谍，斯卡顿决定不立刻逮捕福克斯。斯卡顿的态度和行为让福克斯错以为他还会被允许继续在哈维尔工作，最坏还可以到高校教书。但是，1950年3月1日，福克斯被判刑入狱14年。当时的英国媒体报道说，伦敦法庭上的90分钟解开了一个谜团，为什么苏联人的原子弹可以这么快就能爆炸成功。
福克斯的认罪引起了英国共产党的恐慌，恐怕媒体把矛头指向其他的共产党人，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虚惊一场。其实对福克斯案件最关注的要数美国中情局，福克斯案件引发了英美特殊关系的危机。因为法律原因，福克斯的认罪声明，作为其判刑的证据，在宣判之前，不能透露给CIA。美国中情局的负责人埃德加·胡佛把这看作对他个人的侮辱。福克斯被判刑之后，英国内政部再次拒绝中情局派代表会见福克斯，胡佛愤怒了。胡佛告诉伦敦，他对英国政府和军情五处就福克斯的案子疏于与CIA合作非常愤怒。CIA派往伦敦的探员从伦敦空手而归后，发现自己的名字已被从办公室的工作牌上去掉。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代表向伦敦报告说，胡佛坚持要见福克斯，如果英国人坚持，后果会很严重。英国驻华盛顿使馆也传来了类似的声音。在艾德礼首相的干涉下，内政部退让了。5月19日，CIA派来的两名官员终于见到了福克斯。
从福克斯嘴里得出的情报让CIA更快确认了他在美国的苏联情报联系人哈里·高德，而高德提供的证据暴露了轰动世界的苏联间谍网卢森堡夫妇。
“剑桥五杰”
20世纪30年代中期，金·菲尔比（Kim Philby）、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约翰·卡尔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五位剑桥的优秀大学生先后被苏联谍报部门招募，可以说是被外国招募的最厉害的英国间谍组了，为苏联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超过二万页，被称为“剑桥五杰”。五人的分工是：菲尔比加入了军情六处，麦克林和伯吉斯主要是提供大量英国外交部的机密，卡尔克罗斯潜入财政部，刺探英国军费情况，布朗特则从军情五处调到了研究所，为苏联情报机构负责一些机动任务。
直到1951年春天，“维诺娜”计划中发现的一封7年之前从华盛顿发往莫斯科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的密电码被破译之后，英国情报部门才知道“剑桥五杰”的存在。这一发现让英国安全部门大为吃惊，从而开始了反间谍部门历史上最复杂最漫长的调查，时间跨度长达30年。
20世纪50年代，高效的原子间谍和神秘的“剑桥五杰”这样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为莫斯科工作的间谍被破获和察觉之后，英国情报部门大大高估了斯大林情报工作的成绩。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苏联的间谍管理工作非常涣散。像“剑桥五杰”这样的间谍之所以能深入政府高层和内部完全是其自身的能力，绝非其管理者的功劳。而且在二战末期和冷战早期，苏联情报部门甚至一度怀疑五人组是英国情报部门反间谍组织安插的内线。
麦克林和伯吉斯叛逃 1948年10月，麦克林被调到开罗任使馆参赞和档案总管，他当时只有35岁，前途光明，不出意外将是未来的驻埃及大使。但是因为双重身份，他精神紧张，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1949年12月，在交给苏联的一份分类情报中，麦克林要求允许他放弃这份为苏联情报部门服务的工作。但是开罗的主管对此视而不见，中心也没把这份辞呈当回事。麦克林1950年4月再次提出请求，希望能得到解脱，终于引起苏联情报部门的注意，但是莫斯科依然犹豫不决，麦克林的神经就此崩溃。
1950年5月，在喝得烂醉之后，麦克林和另外两个朋友闯进了美国大使馆两位女性住的公寓，后来一人回忆说：“麦克林把一面大镜子举过头顶朝浴缸砸去，有趣的是，浴缸碎成两半，而镜子保持完整。”几天之后，英国外交部把麦克林送回伦敦，给他放了长假，让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麦克林的心理问题太严重了，认为应该送他到著名的精神病医院莫兹利医院检查。而财政部的医生认为在麦克林这样的家庭背景之下出现这样的酗酒问题是难以想象的。麦克林拒绝接受外交部为他选择的心理医生，坚持自己选择心理医生，也许他担心自己在治疗过程中会露出蛛丝马迹。
经过治疗后，麦克林好像恢复了正常，1950年秋被分配到了外交部美国司。虽然他偶尔还是会在酒馆喝醉，胡言乱语说自己是英国的希斯（希斯是美国政府里的苏联间谍），但是在工作时间，麦克林还是很有条理。
和麦克林一样，伯吉斯也深受双重生活的折磨，失去理智到了差点被外交部开除的地步。1949年秋，在直布罗陀和摩洛哥之旅中，伯吉斯变成了狂野失礼的奥德赛，他拒绝付账单，在当地酒吧喝醉之后大声唱歌，公开自己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职员的身份。回来之后，伯吉斯就被外交部人力资源主管召见。本来伯吉斯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起诉，但是为了不泄露军情六处的机密才逃过一劫。随后，伯吉斯被派往华盛顿，当时菲尔比作为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也在华盛顿。菲尔比允许伯吉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后来的研究表明很可能伯吉斯是菲尔比和苏联在华盛顿地区间谍组织之间的联系人。
1951年春天破译的7年前发往莫斯科的密电码揭示，在华盛顿有个代号“homer”的苏联间谍，菲尔比立刻意识到“homer”就是麦克林。1951年4月，另一封电报破译之后，英国情报局排除了其他可能性，锁定了麦克林。于是决定对麦克林进行调查。同月，伯吉斯再次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受到惩罚，在被召回伦敦的前一晚，菲尔比和伯吉斯在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告诉伯吉斯一到伦敦就警告麦克林和伦敦的苏联间谍机构。同时要伯吉斯保证自己不会和麦克林一起逃往苏联，因为这样会危及“剑桥五杰”的其他人。
伯吉斯一到伦敦就与布朗特见面，让他通知当时“剑桥五杰”的上级负责人尤里·姆丁（yuri modin）。两天后，苏联情报中心决定让麦克林逃亡苏联。因为麦克林的情况太糟，需要有人护送，并决定让伯吉斯也一起飞往莫斯科。
同时，英国反间谍行动也在收紧。1951年4月17日，外交部同意麦克林处于军情五处的监视之下。麦克林是美国司的负责人，伯吉斯刚从华盛顿使馆被解雇，所以他们两人的会面并没有引起监视人员的关注。5月25日（周五），麦克林下班后离开外交部，手里拿着很大的文件夹，步行到维多利亚火车站，坐上了6点10分的火车。这是英国情报局最后一次监视到麦克林（当时军情五处缺少人手，周六工作半天，周日不工作）。之所以选择这一天逃亡，是因为苏联情报机构的伦敦辖区认为，下周一麦克林将会被逮捕。当下周一麦克林夫人报案说她丈夫整个周末都没有回家时，麦克林和伯吉斯已经在铁幕的另一边了。
锁定三疑犯 伯吉斯在华盛顿时候就住在菲尔比的家里，好朋友兼前房客的叛逃令菲尔比惊慌失措。从军情六处的内部会议上得知消息的第二天，菲尔比就开车到弗吉尼亚的森林里把自己为苏联收集情报用的照相设备埋了起来。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坚持之下，菲尔比被军情六处从华盛顿召回。回到伦敦后，菲尔比正式从军情六处离职，同时获得丰厚的离职金。菲尔比的大多数同事都相信他是清白的，但是在接受军情五处4个小时的询问之后，当时的调查官米尔姆说：我禁不住得出结论，菲尔比很多年一直都是一个苏联间谍。
为了从菲尔比那里套出信息，军情五处派出了最好的审问员吉姆·斯卡顿（jim skardon），不过在菲尔比家里进行谈话之后，斯卡顿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比我想得要好，斯卡顿得出的结论是对菲尔比的指控不能证实。
麦克林和伯吉斯叛逃之后，布朗特立刻去了伯吉斯的公寓，毁灭不太起眼的证据，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一份未署名的文件，记录的是1939年白厅的机密会议。经过对这份文件的调查，卡尔克罗斯受到怀疑。在接受斯卡顿质询时，卡尔克罗斯承认自己是文件的作者，但是否认知道伯吉斯是苏联间谍。一位军情六处的军官，在剑桥时曾经是激进的共产党员，指认卡尔克罗斯在圣三一学院时也是共产党的成员之一。于是卡尔克罗斯先是被财政部停职，不久之后迫使他自动辞职。
布朗特是伯吉斯的好朋友，曾经同住一个公寓，自然也受到怀疑。苏联情报中心指示伦敦辖区让布朗特逃亡苏联，但是布朗特拒绝了，并对他的上司说，我完全知道你们国家的人民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太难了，几乎难以忍受，所以我不会去苏联。
布朗特相信，军情五处没有掌握对他不利的确切证据。像卡尔克罗斯一样，布朗特也成功骗过了斯卡顿。在布朗特的案子中，斯卡顿认为布朗特之所以隐瞒了很多他知道的伯吉斯的秘密，是因为布朗特和伯吉斯两人都是同性恋，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自然会惺惺相惜，而不是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苏联间谍机构。三个星期之后，斯卡顿放弃了从布朗特那里套出有用信息的希望。
1955年7月22日，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决定联合重审菲尔比。菲尔比说他很高兴有机会可以还自己以清白。10月7日、10日、11日，军情六处的官员对菲尔比进行了长时间的质询。军情五处和六处都觉得菲尔比就是继麦克林和伯吉斯之后的第三人。
美国FBI负责人埃德加·胡佛因为“剑桥五杰”的系列事件对英国情报机构非常不满，趁机把英国官方对菲尔比的调查泄露给了媒体。10月23日纽约《星期日新闻报》的大字标题就是“菲尔比就是第三人”。顷刻间，菲尔比的房子被记者和摄影师围了起来。菲尔比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了名人，随后他在母亲的起居室里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菲尔比大言不惭地对云集的记者们说：“我最后一次和我知道的共产党说话是在1934年。”
英国情报部门对菲尔比的重新调查发现，之前忽略了很多菲尔比生活中的细节，如他偶尔也会烂醉如泥、虐待自己的朋友等。受到菲尔比虐待最严重的是他精神脆弱的第二个妻子艾琳，两人生育了5个孩子。艾琳的心理医生告诉军情五处，她的心理问题之一就是她相信她的丈夫有罪，她好像掌握了丈夫的重要信息，她本人也曾是共产党。艾琳的心理医生认为，菲尔比用精神上的折磨导致了她的自杀性行为——不断酗酒和歇斯底里。
1957年12月12日，艾琳死于充血性心脏衰竭、心肌受损、呼吸道感染和肺结核。艾琳的心理医生认为是菲尔比杀死了她，不过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在此之前，菲尔比就搬到了贝鲁特。不过他的冷酷无情确实可能加速了艾琳的死亡。对威胁到他自身安全的人，菲尔比绝不手软，他从没有原谅过伯吉斯，因为他违背诺言飞到了莫斯科，让他受到怀疑。到了快要死的时候，他都拒绝见伯吉斯。
因为信息有限，案情复杂，对“剑桥五杰”的调查进展缓慢，英国情报部门渐渐对菲尔比、布朗特和卡尔克罗斯的案子失去了兴趣。虽然破译过去密电码的工作还在继续，但是整个调查到1961年实际上处于搁置的状态。
认罪 直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情报部门对“剑桥五杰”是如何被苏联谍报组织招募还一无所知。无知导致夸大，有时英国军情五处和六处极大地夸大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谍报工作。对于苏联情报中心和伦敦辖区在处理“剑桥五杰”问题上的笨拙，英国情报局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走私的克格勃（KGB）档案中了解到。因此英国情报局错误地认为，剑桥五人组的成功反映了苏联KGB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布局。
1964年，英国情报局从菲尔比、布朗特和卡尔克罗斯那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坦白。对菲尔比这场漫长的审查突破出现在1962年，前军情五处的官员芙罗拉·所罗门被菲尔比反以色列亲阿拉伯立场的文章激怒了，就爆料说菲尔比在二战时期曾经试图招募她做苏联间谍。带着芙罗拉的信息，菲尔比的朋友、前军情六处的同事尼古拉斯·埃利奥特1963年初从伦敦飞往贝鲁特去见菲尔比。
后来菲尔比逃到莫斯科后写给KGB的报告中说，埃利奥特对他说：“我完全相信你在1949年之后就不再为俄国人工作了，我理解在开始时，在二战中你为苏联人工作，但是到了1949年，你一定知道有关斯大林野兽般行为的谣言不是谣言，是事实，你一定会与苏联人断绝来往……因此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也是迪克·怀特（曾经是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当时是军情六处的负责人）的保证，你不被起诉，会被原谅，只要你自己说出这些事实。我们需要你的合作，需要你的帮助”。
菲尔比告诉KGB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实际上并非如此。也许因为埃利奥特承诺不会起诉他，菲尔比承认他在1936年到1946年之间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1946年，他告诉埃利奥特说：“我发现这条路错了，就此断绝了和苏联情报结构的联系。在1951年的时候我确实警告麦克林，不过是出于友谊。”菲尔比这位20世纪最大的说谎家的悔过之言如此可信，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都被他欺骗了。
1963年1月18日，军情五处的负责人罗格·赫里斯在写给埃德加·胡佛的信中说：按照我们的判断，菲尔比有关与苏联情报机构关系的声明相当可信。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没有迹象表明他在1946年之后还与苏联人有联系。麦克林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如果真是那样，他对美国利益的伤害就仅限于二战时期。结果一周之后，菲尔比秘密飞往苏联，让英国情报局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更加尴尬。
菲尔比的叛逃给布朗特和卡尔克罗斯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两人都不想去苏联。
1964年，美国人米歇尔·斯垂特承认，他在圣三一学院上学时，布朗特曾经招募他作苏联间谍，对于布朗特的调查终于有所突破。1964年4月23日，军情五处调查部的亚瑟·马丁在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拜访了布朗特，要求他回想一下米歇尔这个人。然后他向布朗特保证：如果他说出真相，绝不会为难他。马丁后来说：“他坐在那里盯着我一分钟都没有说话，他的沉默已经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实。”“难道你不想把藏在心中的话说出来吗？”马丁又加了一句，“一两周之前，卡尔克罗斯也如你一般沉默，最终悔过并且感谢我给了他机会。”对此布朗特的回答是，“给我五分钟时间，我要想想”。“他走出屋子，喝了一杯，回来后站在高高的窗户前，望着波特曼广场。我给了他几分钟沉默的时间，然后请他敞开心胸。他回坐到椅子上，然后承认了”。
英国情报局也给卡尔克罗斯类似的免罪保证，虽然他提供的信息含混模糊、前后矛盾，但在持续多次的会谈中，卡尔克罗斯也有某种程度上的承认。
最后的证据 菲尔比继麦克林和伯吉斯之后叛逃，卡尔克罗斯和布朗特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自己曾经是苏联间谍，英国情报局实际上已经破解了“剑桥五杰”的案子，但是不幸的是，情报局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布朗特是在菲尔比离开剑桥之后被招募的，而且战后莫斯科允许布朗特离开军情五处，这被英国情报部门认为，布朗特没有资格做第四人。卡尔克罗斯还没进剑桥菲尔比和麦克林就毕业了，这让他也只能是第五人的候选者而已。直到1974年，麦克林在格雷萨姆中学和剑桥的同学詹姆斯·克鲁格曼——英国最活跃的年轻共产党被认为最有可能是剑桥第四人。
迟迟不能确定谁是另外两人，让英国情报部门害怕还有很多没被发现的苏联“鼹鼠”已经爬上了高位，这些人很可能像“剑桥五杰”一样，是在大学前后被招募的。1967年，英国情报局成立了一个“大学调查组”，目的是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对1929～1954年上大学的大学生中曾经是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同情者的人进行调查，确认他们当前的职位。这项系统地对大学共产党员的调查主要限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
幸运的是，这项调查并没有引起抱怨和公愤，大多数被调查的人颇为配合。不过，这项调查毫无成果，经过五年的调查，英国情报局没有发现苏联人招募的其他间谍。1974年，英国情报局最终确认布朗特就是第四个人。但是第五人依然扑朔迷离。情报部门寄希望于那些密电码的破译工作。1977年6月22日，当时的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询问情报局的人是否知道第五人，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
第五人的最终确认并非来自情报部门所倚重的密码破译工作，而是来自戈德尔维斯基的情报。戈德尔维斯基本来是苏联间谍，1974年被英国军情六处招募，从1975年9月起，军情六处把来自戈德尔维斯基的情报都转交给K部，也就是反间谍部。但是直到戈德尔维斯基回到莫斯科，在苏联情报中心工作后，他也没有发现了第五人的真实身份。1982年，戈德尔维斯基成为伦敦辖区的负责人后，才发现第五人就是卡尔克罗斯，而卡尔克罗斯早在8年前就已经向情报局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了。英国情报局这才意识到，历史上最重要的反间谍案早在1964年就可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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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间谍：福克斯
福克斯，1911年出生于德国。在大学期间，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后辗转到了英国。在一位苏联朋友的大力帮助下，福克斯幸运地先后师从于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业，并在学术上获得非常高的成就，开始在科学界崭露头角。
1940年，英国决定研制原子弹，为此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福克斯引起了委员会的极大兴趣，很快就将福克斯挖了过去，这样，福克斯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工作。随着几项重要研究工作的出色完成，福克斯得到了极大信任，他开始担任更秘密的工作，并有权接触英国国家情报局的机密资料。
境遇的变化并没有改变福克斯的政治信仰，相反他更坚定了利用特殊条件为共产主义事业作更大贡献的信念。1941年秋，福克斯秘密拜访了苏联驻伦敦大使馆，表示愿意向苏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技术情报。苏联情报机关立即为他作了非常周密的安排，在1942年到1943年期间，福克斯每3～4个月就与一位神秘的德国女郎接头一次，通过她将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资料转给苏联。
1943年12月，一个新的获取更多核秘密的机会再次出现在福克斯面前，他作为英国科学家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凭着科学家的特殊才能和天赋，福克斯得到了美英当局的特别重视和完全信任，很快他就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最秘密的原子能中心工作，并担任解决最重要物理课题的负责人。
1949年，福克斯被任命为英国哈威尔原子能科研中心理论物理组组长，为发展英国原子工业完成了许多重要科研任务，并继续向苏联提供大量美英研制原子弹的绝密资料。
谁创造了“剑桥五杰”
1934 年，刚从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毕业的金·菲尔比怀着“毕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仰，被苏联间谍阿诺德·多伊奇招募。后来菲尔比向他推荐了自己的两位大学同窗：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麦克林是现代语言学专业成绩最优异的毕业生，而伯吉斯则是一位肄业的历史学博士。1937 年初，伯吉斯安排了安东尼·布朗特与多伊奇见面，布朗特随后又带来了他的同学约翰·卡尔克罗斯。
除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多伊奇对自由的解释则对“剑桥五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他提倡的不仅是政治上的解放，还包括性的解放。多伊奇曾经是“更好的性高潮的倡导者”德国共产党员和心理学家威廉·赖希的弟子。这五个人都坚决反对严格的性道德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那套陈腐的阶级制度。在那个同性恋不合法的年代，5个人中，伯吉斯和布朗特是同性恋，而麦克林是双性恋。而菲尔比是个性生活能力很强的异性恋者。卡尔克罗斯是一个坚决的异性恋者，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一夫多妻制历史的书，书的结尾引用了乔治·伯纳德·肖的名言：“所有女人都更乐于分享一个出色的男士的10％，而不愿独占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卡尔克罗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出色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