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上流传一种怪论：五四运动中，放第一把火的是后来堕落为汉奸的北大学生梅思平，而抗战期间曹汝霖反倒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拒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被动”挂上伪职。这种说法带着还原历史真相、反思历史教训的光环，在网上谬种流传。然而，五四不远，当事人的回忆犹在，查清谁点燃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并不难。
怪论的发明者，不去关注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匡互生、方豪等学生领袖，反而去关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梅思平，这种剪裁史料的苦心，已足感人，乃至于为了自己的立场而发明史料，更为可佩。至少从现有的资料看，火烧赵家楼的青年们，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大多没有背离自己的初衷、丧失自己的热忱。
在尊孔读经、提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今天，在引用谁放了赵家楼第一把火的考证之余，特别愿意给大家分享一名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青年——周予同。他是上世纪中国经学史的学术大师，著作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这句豆瓣抄来的），但他一生却不与提倡整理国故的胡适引为同类。
一、火烧赵家楼的青年是谁
（本节全文来自于陈平原先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有删节）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词；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七十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
二、激进青年周予同
对于上一段的场景，在周予同的弟子们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描述：“匡互生取出火柴，和周予同一起拉下了卧室蚊帐，点燃了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的大火。”这种描述并没有强有力的佐证，不排除是弟子们的溢美之词，然而周予同确实是火烧赵家楼的在场人。
1916年，家庭贫寒的周予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很多年以后，周予同说，这是他人生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时期。是的，这名激进的青年，曾在五四前的一个晚上与匡互生等同志留下遗书，抱着不惜牺牲的信念，打算以青年的一腔热血换来老旧中国的新生。
五四前夕，北京最激进的学生不在北大，而在北高师。周予同对他的学生说，因为这个学校穷人的孩子多，所以对待社会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对于社会中人压迫人的现象特别的敏感。——北高师免收学生费用，还提供免费的饮食和住宿。
贫寒的经历不仅能压弯某些人的脊梁，也可能激发另一些人改造社会的愿望。周予同回忆说：“从我的境遇，在看到绝大多数的穷苦人民没有受到教育的希望，是我痛感学校制度极不平等，于是便去研究原因。”时值新文化运动兴起，周予同很快受到《新青年》影响，“对研究社会问题，发生强烈兴趣”。
他痛苦地发现，社会制度是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他曾在文章中说：“《新青年》记者说：‘中国富家的子弟，娇声娇气，在家里滚；贫家的子弟，蓬头垢面在街上滚。’我想在家里滚的，或则是家庭的罪，在街上滚的，决不能专归罪于家庭。他发生的原因，有私产制度很有密切关系；而现在教育制度完全建筑在私产制度上，这种现象是当然的结果。”
结果，他抱着改造教育必改造社会的信念投入社会改革运动。据回忆，这个时期的周予同外向豪迈，和同学们一起先后发起了多个社团组织，创办《教育丛刊》等杂志。周予同参与组建了工学会，主张作工与求学是人生两件大事，改造社会必须打破劳心、劳力的界限，学生要做工，劳动者要学习。
他们纯真地认为，互助友爱、平等自治、没有强权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就是解决当时社会固疾的灵丹妙药。
那时周予同改造社会的信念是坚定的，理想的新社会概念是美好的，但梦想能否化作现实却很朦胧，清楚的只是他和五四时期的很多年轻人一样，要推翻这个旧有的社会，于是就有了他们在五四那一天的激愤。
三、半生岁月付故纸，却非胡适同路人
1921年，周予同毕业投身出版界，参加编辑《教育杂志》，从事教育学的研究。在论文《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里，他提出应该吸收革命后的苏俄实行义务教育和大战后德国实行“能者升进”的免费教育的经验，在中国实行普及教育和终身教育，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
然而自1925年起，他把研究重点转向中国经学史。发生这个转变的原因很微妙。当时李石岑主编《民铎》杂志，怂恿周写一篇文章介绍今古经文学。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北洋政府一再强迫学校读经。
周予同回忆说，1915年袁世凯规定学校读经，不久试图称帝，后来年北洋政府又强迫读经，不久“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这使得他“感到号召读经是反动行为的预兆”。因此，1926年8月，孙传芳又强令读经时，他实在忍不住了，写了一篇《僵尸的出祟》，揭露“经”的每次出现，总要给徒有招牌的民国一点祸患：
“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圣经》一样。如果要懂得修齐治平之道……下之有公民学，中之有政治学，伦理学，上之有哲学，用不着读经！经……只是一个僵尸，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将伸出可怖的手爪，给你们或你们的子弟以不测的祸患！”
他在20年代写给顾领刚的信里说过:“吾人愚拙，于社会无他贡献，只能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枉费精神而已。”自传中说：“在二十年代我就说过，我是命定的不得已的去研究国故学的一个人。就是说，我研究中国的经学与史学，主观上是要从思想上文化上清算长期的封建社会，绝对不是恋旧、怀古，也绝对不想赶时髦。”
从中不难看出，他研究所谓的国故，乃是希望能破除经学的迷信，使得青年人能从这种枷锁中摆脱出来。也正是因此，1937年，在一篇面对中学生的笔谈中，周予同不仅希望青年一代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末运”，“变为知识分子或生产技术人员，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而且痛切于自己一辈人的堕落：“眼看见一批一批的青年们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于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变了质的士大夫的丑态真可谓扮演到淋漓尽致了！”
就这样，现实的冲击和改造中国教育的信念就这样将一个火烧赵家楼的年轻人逼到了经学的故纸堆里，毕生研究这古老而僵化的学问。作为一个毕生发掘传统经学底蕴并试图否定之，以迎接新文化的历史学家，他的大多数论著都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尽可能地写得浅显易懂。乃至于数十年后，还有无良书商翻印售卖。
由于出发点不同，尽管认同的社会理念与胡适相近，选择的经学研究领域也与胡适的倡导重合，但周予同似乎对这位倜傥自喜、举止造作而对社会无深切关怀的留美博士很早就没有好感。他在《贫民学校开学演说辞》一文中说：“现在一般自命为教育家人，天天说普及教育，说救世救人，……完全是贵族的，是资本家的”，很可能便指胡适。
1924年则这样批评：“‘整理国故’的高唱，除极少数人外，不过是想博得‘学贯中西’的虚誉。”1926年《僵尸的出祟》更直言：“我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也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国语大家，关于男女同学和禁止白话文两个问题，自有那些带方帽子的博士们或者专家们去从容讨论。”
1928年，在给顾颉刚《古史辨》所撰的读后感中，在盛赞顾颉刚之前，劈头便是讥讽胡适：“我不是喜欢国故，绝对不是受某博士所开的风气的影响，……就国故方面讲，我只见什么大纲或什么文存继续地在书坊出现，而始终不能一振我惺忪的睡眼。”
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身甘为孺子牛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每一个人的命运都被挟裹到国家民族命运的洪流之中，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当时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商务印书馆，也就是周予同工作的地方。四一二政变的时候，蒋系军队开始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他的学生回忆说：
“他常提到当时在宝山路，国民党在四一二政变时候打死了大批的工人，有的人是被腰斩的，当时腰斩的时候，人腰部被砍断了，但是脸、嘴巴还能动。”
“那一天他在办公室目睹这个状况，他大为震惊，他说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屠杀，作为北伐军、革命军队，确实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出乎意料之外，这样一个北伐军来了，怎么会到这么狠心来屠杀我们工人？他看到那天晚上，四一二晚上，他说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
然而次日他看到的景象更加悲惨。那是个雨天，游行的工人中有童工和女工，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周予同和朋友们出门，看到宝山路上雨水混合着血水，他的双脚就踩在血水之中。
4月14日，周予同与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以闸北居民的身份，公开致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要求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立即交出开枪暴行的负责官兵，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对其进行裁判，要求当局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机会游行，要求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力量，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
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夏衍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值得一提的是，胡、郑都有中共背景，且胡作为起草人，在身份暴露后即离开上海，周予同的举动，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
周予同说，四一二政变后，他从五四时期的革命浪漫主义走向了温情主义，后来人们记忆中的周予同，温柔敦厚，怎么也看不出是火烧赵家楼的人。他后来讲，我对革命是非常同情，对共产党革命者他们这样一种英勇献身精神我非常钦佩，但是我怕斗争太激烈了，革命太残酷、激烈，我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东西，终于没有能够投身到这里面去。
然而，他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并没有发生改变。
1932年末，《东方杂志》的编辑部发函向他征文，题目是《新年的梦想》，这个栏目便是《梦想的个人生活》。他在回信中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这难道也是我们的权利嘛？主编先生，请恕我拒绝你这个说梦话的请求。虽然我对于这个请求的苦衷是了解的，而我自己也是一位喜欢白日做梦的人。”锋芒直指国民党当局。
抗战胜利后，发生李闻血案，周予同在课堂上说，他们要独裁就独裁，要专制就专制，何必还要讲什么三民主义？假如要杀我的头，那么没有法子，我本来就活够了。读书人就是这一点是可以顶天立地的。
建国后，复旦大学有五百名师生奔赴安徽参加土改，周予同是土改工作队大队长。安徽的贫困，再一次震动了他。他的学生说：
“房子上面没有顶的，灶头也没有的，被子都破烂，床下面就是稻草这些东西，长裤也没有，安徽农民苦到这个程度。周先生看了以后，他站在那里，我看他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他站在那里不想离开了。”
周予同曾这样总结：五四运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土地改革，都是改变我人生轨迹和立场观点的重大事件。中国是落后的，改造中国的路是漫长的，唯有做点滴之努力。
五、尾声：此行端不负平生
1964年参加三届全国人大后，周予同回来闷了好久，然后突然长叹一声：哎，怎么回事？存天理、灭人欲又回来了。
1965年11月，被认为是文革前奏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曾经拿清样征求过学者的意见，周予同替吴晗抱不平，还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发表后，政治气候已经明显，山雨欲来之势已成，然而在1965年12月31日《文汇报》举行的座谈会上，周予同仍然敢于第一个站出来，为吴晗讲几句公平话。他说：“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他还愤激地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
他因此而遭殃，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1966年文革开始了，张春桥在《文汇报》社论中公开点名批评周予同，周予同成为上海第一批被打倒的八大学术权威之一，一夜之间，批周予同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由于他曾经开玩笑说要给孔子鞠躬，周予同被攻击集体跪孔，和一批牛鬼蛇神被以北师大（北高师的继承者）为主的红卫兵押到了曲阜，将他们与被打烂的孔子像一起批斗，史称“十万人讨孔大会”。那天夜里，红卫兵把三孔的牌匾架起火堆来烧，然后烧让牛鬼蛇神们围着火堆转，外边有人用棍子打。
周予同说，转着转着不知怎么搞的，就想起了原始社会的吃人舞蹈。
相关言论：
我纹身、抽烟、喝酒、说脏话，但我知道我是好姑娘。——曹汝霖
参考资料：
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
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兼论周予同与二十世纪的经学史研究》
周予同《周予同自传》
廖梅《文章丹心共辉光——周予同先生纪略》
朱永嘉《周予同先生——记忆中的复旦旧人旧事之一》
朱永嘉《周予同先生的为人和为学》
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