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们如何做人
数百年来，伴随着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向外扩张，西方政治理念也在全球得以广泛传播，并因此深刻影响了各地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影响的后果之一是很多知识分子习惯于从西方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华夏的政治传统。 这种思路当然有借鉴他山之石的正面意义，但也有割裂和否定自身传统的负面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会认为，中国的文化土壤没有产生自由主义传统，并因此自惭形秽，似乎觉得没有西方的启蒙我们连人都不会做，个别人甚至进而掉入有害无益的逆向种族主义陷阱， 但在我看来，这种思路有将西方特定的历史经验过度泛化的狭隘性。自由意志或者自由选择，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生命最基本的诉求，属于零阶的默认状态，本身并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教化。 反之，为了实现公众利益，保障他人权益，才需要从对自己的选择在某些方面进行约束。也就是说，从群体层面来说，约束才需理由，需要教化。文明的演化，通常表现为这些约束的出现，无论其是权力、道德伦，还是法律法规的形成。 然而，生命都有过度归因的倾向，而权力和各种社会约束一旦形成，都会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因而反过来可能会侵蚀到公众的利益和个体权益。而只有当特定的约束给个体带来的代价，超出其减少的伤害时，反对约束才具有正义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传统，与中世纪神权高度压制个性不无关系。西神权通过圣经和教会不仅干预到公众日常生活，甚至深入到每个人的精神层面。这种压制给个体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才让自由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主义。 而中国过去的皇权主要涉及到群体利益，如维持秩序，抵御外敌，繁荣社会和推行教育等。皇权甚至都不下县，而是通过家庭、宗族这些自相似结构来构建社会秩序。 简言之，华夏文明中的皇权，并不具有天然的神性，其法理基础是有顺应民心的德行，让其具有与天沟通的特权。但皇权如果逾越这一角色而严重伤害到民众时，就理应被推翻。这当然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华夏文明中，大家骨子里就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与西方神权带来的天生不平等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们如何做人。
数百年来，伴随着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向外扩张，西方政治理念也在全球得以广泛传播，并因此深刻影响了各地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这个影响的后果之一是很多知识分子习惯于从西方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华夏的政治传统。 这种思路当然有借鉴他山之石的正面意义，但也有割裂和否定自身传统的负面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会认为，中国的文化土壤没有产生自由主义传统，并因此自惭形秽，似乎觉得没有西方的启蒙我们连人都不会做，个别人甚至进而掉入有害无益的逆向种族主义陷阱， 但在我看来，这种思路有将西方特定的历史经验过度泛化的狭隘性。自由意志或者自由选择，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是生命最基本的诉求，属于零阶的默认状态，本身并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教化。 反之，为了实现公众利益，保障他人权益，才需要从对自己的选择在某些方面进行约束。也就是说，从群体层面来说，约束才需理由，需要教化。文明的演化，通常表现为这些约束的出现，无论其是权力、道德伦，还是法律法规的形成。 然而，生命都有过度归因的倾向，而权力和各种社会约束一旦形成，都会有自我强化的特征，因而反过来可能会侵蚀到公众的利益和个体权益。而只有当特定的约束给个体带来的代价，超出其减少的伤害时，反对约束才具有正义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传统，与中世纪神权高度压制个性不无关系。西神权通过圣经和教会不仅干预到公众日常生活，甚至深入到每个人的精神层面。这种压制给个体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才让自由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主义。 而中国过去的皇权主要涉及到群体利益，如维持秩序，抵御外敌，繁荣社会和推行教育等。皇权甚至都不下县，而是通过家庭、宗族这些自相似结构来构建社会秩序。 简言之，华夏文明中的皇权，并不具有天然的神性，其法理基础是有顺应民心的德行，让其具有与天沟通的特权。但皇权如果逾越这一角色而严重伤害到民众时，就理应被推翻。这当然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华夏文明中，大家骨子里就是平等的，所以才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与西方神权带来的天生不平等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们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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