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声里，桑林里的叶子渐渐浓绿起来，枝头那些青的、红的、紫黑的果子便一颗接一颗地冒出来了。桑葚这果子，模样算不得出众，却有一种憨实的可爱——初时青绿，渐渐泛红，熟透了便是紫黑的，沉甸甸地坠在枝头，招惹着路过的鸟雀和嘴馋的孩子。
说起来，桑葚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实在是一样再寻常不过的东西。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就提到它了，“于嗟鸠兮，无食桑葚”，拿斑鸠贪吃桑葚来劝诫姑娘们不要轻易沉溺于爱情。到了《尔雅·释木》，更是正儿八经地记了一笔：“桑，辨有葚，栀。”寥寥几个字，算是给桑葚上了最早的“户籍”。可见先秦时候的人们，对桑树结的这个果子已经熟悉得很了。
不过真正让桑葚在文学里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还是汉代的“拾葚异器”故事。蔡顺少年丧父，事母至孝，赶上饥荒年头，只能靠捡拾桑葚充饥。他拿两个器皿分装——黑的熟了，甘甜，留给母亲；红的还酸涩，自己吃。赤眉军见了，问明原委，竟被这份孝心打动，送了他白米和牛蹄。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学者郭居敬更将它收进《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桑葚便从此多了一层“救荒充饥”的底色。后来的《三国志》里也提到，杨沛储存干桑葚做军粮，曹操路过新郑时粮草不继，杨沛献上干桑葚，解了燃眉之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桑葚确实救过不少人的命。
魏晋之后的人，对桑葚的喜爱就更直白了。傅玄专门写过一篇《桑椹赋》，说它“繁实离离，含甘吐液”，又说“嘉味殊滋，食之无斁”——百吃不厌，这评价可不低。而唐代苏敬主编的《新修本草》里，桑葚第一次以药材的身份出现：“味甘，寒，无毒。单食，主消渴。”消渴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糖尿病。苏敬这句话，算是给桑葚的药食两用特性盖了个章。
此后历代的医家和食疗家，对桑葚的功用是越说越细。唐代孟诜在《食疗本草》里讲：“食之补五脏，耳目聪明，利关节，和经脉，通血气，益精神。”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还记了个外用治白发的法子——取熟透的黑桑葚，将桑葚汁挤到水里，经常用这个桑葚水来洗头，头发就能变黑。明代“药圣”李时珍的《本草拾遗》更是将桑葚说得更神乎其神：“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还贴心地补充了桑葚的几种药用吃法：“多收曝干为末，蜜丸日服。捣汁饮，解中酒毒。酿酒服，利水气消肿。”
说起吃法，清代的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里讲得最实在。他说桑葚“可生啖（宜微盐拌食），可饮汁，或熬以成膏，或曝干为末”。还特别嘱咐了一句：“以小满前熟透、色黑而味纯甘者良。”微盐拌食这个吃法，倒是有趣——盐能提甜，又去了一点寒凉，想来是经验之谈。他还记载了桑葚膏的做法：“熟桑椹，以布滤取汁，瓷器熬成膏收之，每日白汤或醇酒调服一匙。”这法子简便，至今还有人照着做。
民国时候的文人，写桑葚就更多了几分烟火气。丰子恺在《忆儿时》里写，养蚕时节，桑葚紫了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沈从文在自传里回忆湘西的野果，说桑葚“熟透了紫黑发亮，摘一颗放进嘴里，甜汁顺着嘴角流淌”。汪曾祺笔下的民国江南水乡，岛上有六棵大桑树，“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白桑葚，现在倒是不多见了。
我小时候，外婆家屋后也有一棵桑树，矮墩墩的，枝丫伸得很开。每到五月，紫黑的桑葚挂满枝头，我和表弟便搬了凳子去摘。边摘边吃，吃得手指发紫、嘴唇发乌，回家总被外婆念叨：“又偷吃桑果了，仔细闹肚子。”可下一回，还是照吃不误。后来读到《本草纲目》，才知道李时珍也提醒过，“小儿不宜多食，恐心寒”——原来老人家的话，都是有来处的。
人间有味是清欢。桑葚这东西，说金贵，它不过是田间地头寻常野果；说不金贵，却从《诗经》一路走到今天，养活过灾民，治过消渴，染过衣裳，也甜过无数孩童的舌尖。这般既能入药，又能解馋，还能入诗的东西，怕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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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项 伟
编辑：毕扬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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