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太多的人喜欢站在帝王视角，用宏大叙事来麻醉自己。
曾经听过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爷孙俩在家里看电视，画面上正在播放大臣们向皇帝跪下高喊万岁的场景。于是小孙子好奇地问爷爷：“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跪着呢？”老人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孩子，当所有人都跪下的时候，坐着的皇帝就成了神。”
这句话不由得让人想起两千多年前那场改变中华文明走向的周秦之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九州归一。自此长城巍峨雄壮，兵马俑震慑千古，秦始皇陵更是空前绝后。
短短十几年大秦帝国以雷霆之势改写历史，创造了诸多人间奇迹。康有为因此说：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平等的时代；而谭嗣同却怒斥其为“强盗的时代”。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时代，是盛世的华章还是暗藏的枷锁？
在那个铁血与秩序交织的年代，有个年轻的书吏被皇帝看中，连升数级直至朝堂之上。他本以为这是命运的垂青，却没想到荣耀与危机之间只隔着皇帝的一个念头。这天清晨他还在为皇帝批奏折，晚上便被押上刑场，没有审问也没有解释，这一切只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这故事不是特例，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常见现象：丞相李斯权倾天下，但皇帝一句话他就成了阶下囚；将军王翦战功赫赫，却依旧要小心翼翼的揣摩君意。可以说庙堂之上的士大夫与街头的小贩，在权力结构面前存在着同样的被动性。
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体系里，他们的地位最终都由军权决定，都是皇权体系中的臣属，这种制度算是平等还是另一种残酷？
在秦统一之前，天下分封，若干个诸侯国林立，每个诸侯都有自己的领地、家臣和附庸。这个体系的残酷之处在于等级森严——主人尊贵，依附者卑贱，没有平等可言。
然而这种分封制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会带来竞争。诸侯要想强大，就得吸引百姓投奔自己，而过度压榨民力必然会导致百姓逃往别处，于是他们不得不在税负和徭役上有所节制，甚至要刻意的宣扬仁政，这种被迫的温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普通人的生活空间。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封建行郡县，贵族的特权被彻底剥夺，官员不再世袭，而是由皇帝任命。从表面上看，这打破了血统与地位的壁垒，让寒门子弟也能平步青云。但这种平等只是一种幻象，在高度集中的皇权之下，从宰相到农夫其身份终究都是受制于君权，史料中多有因皇帝的一念之间而使人荣辱骤变的记载——司法与程序并不能为弱势者提供保障，这种平等不是让所有人地位提升，而是把所有人都降到同一个层级，让大家都完全依附于皇权。
那么皇帝如何管理庞大的帝国呢？答案是用奴才去管理奴才。皇帝挑选信任的人，赋予他们权力去管理其他臣民。从宰相到地方官吏，这些受宠的奴才成为了帝国的代言人。
然而这种体系却带来了更大的苦难。理论上来说，主人不会轻易毁掉自己的财产，会珍惜自己的牛马。可当管理者是受宠的奴才时一切就不同了，因为牛马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保护牛马的健康，而是讨好主人。这些人的权力来源不是民心，而是皇帝的信任。所以他们不必关心百姓的死活，只需揣摩皇帝的喜怒。结果就是他们对待同为奴才的百姓，比皇帝亲自管理时更加冷酷无情。
不可否认，秦制之下的这种平等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动员能力——修长城、建阿房宫、造兵马俑等工程，动辄数十万劳力同时上阵，十几年间接连完成浩大的工程，其效率之高让人惊叹，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但这奇迹的背后，却是无数劳工的血汗与生命。没有竞争也没有逃避的可能，所有人只能服从调遣。皇帝一纸令下，千里之外的农夫就必须放下锄头奔赴工地；商贩要丢下生意，压着粮车前行，没有商量，也没有退路。
在先秦时期，如果一个君主横征暴敛，百姓还可以逃到别的诸侯那里寻求庇护。而在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全国只有一个主人，你没有去处，只能接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平等既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感——今天可能是受宠的老臣，明天就可能成为狱中的囚徒。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命运的一面，而另一面“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才更为现实。
“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皇帝的一句话就决定了大文豪韩愈的命运，而这就是秦制之下的常态。
秦制下的平等是一场华丽的幻梦，它用统一的枷锁替换了封建的等级，却从未赋予人真正的尊严。皇帝之下人人皆受制于权力，这是一种可怕的平等，一种没有出路的平等。真正的平等，不是人人都有被奴役的可能，而是人人都有被尊重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