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实秋
——怀念胡适之先生
二十五年前的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几位客人在舍下作方城戏。我不在局内。电话铃响，是一位朋友报告胡适之先生突然逝世的消息。牌局立即停止，大家聚在客厅，凄然无语，不欢而散。
《文星》要我写篇文章悼念胡先生，我一时写不出来，我初步的感想是：胡先生的逝世是我们国家无可弥补的损失。于是我写了以《但恨不见替人》为题的约一千字的短文。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仍然觉得没有人能代替他。难道真如赵瓯北所说“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领风骚数百年”，要等几百年么?
胡先生之不可及处在于他的品学俱隆。他与人为善，有教无类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亲见他在校长办公室不时的被学生包围，大部分是托着墨海(砚池)拿着宣纸请求先生的墨宝。先生是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一口气写二三十副对联是常事。先生自知并不以书法见长，他就是不肯拂青年之意。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宾客太多，无法应付，乃订于每星期六上午公开接见来宾。亲朋故旧，以及慕名来的，还有青年学子来执经问难的，把米量库四号先生的寓所挤得爆满。先生周旋其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乐于与青年学子和一般人士接触的学者，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拟，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先生胸襟开阔，而又爱才若渴，凡是未能亲炙而写信请教者，只要信有内容而又亲切通顺，先生必定作答，因此由书信交往而蒙先生奖掖者颇不乏人。
先生任驻美大使期间，各处奔走演讲从事宣传，收效甚宏，原有一笔特支费不须报销，但是先生于普通出差费用之外未曾动用特支分文，扫数归缴国库。外交圈内，以我所知，仅从前之罗文干部长有此高风亮节。盖先生平素自奉甚俭，办事认真，而利禄不足以动其心。犹忆在上海办《新月》时，先生常邀侪辈到家餐聚，桌上的食物是夫人亲制的一个大锅菜，一层鸡、一层肉、一层蛋饺、一层萝卜白菜，名为徽州的“一品锅”。热气腾腾，主客尽欢。胡先生始终不离其对乡土的爱好。在美国旅居时，有人从台湾到美国，胡先生烦他携带的东西是一套柳条编的大蒸笼。先生赞美西洋文明，但他自己过的是朴实简单的生活。俭以养廉，自然不失儒家风范。
中国公学有一年因办事人员措置乖方，致使全体人员薪给未能按时发放，群情愤激。胡先生时在北平，闻讯遄返，问明原委，明辨是非，绝不偏袒部属。处事公道而不瞻顾私情的精神使大家由衷翕服。像这一类的事迹，一定还多，和先生较多接触的人一定知道得比我多。
许多伟大人物常于琐事中显露出其不凡。胡先生曾对我们几个朋友说，他读陶渊明传，读到他给儿子的信“汝且夕之费，自资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大为感动，从此先生对于仆役人等无不礼遇，待如友朋，从无疾言厉色。有一次我在北大下课，值先生于校门口，承嘱搭他的车送我回家。那一天正值雨后，一路上他频频注视前方，嘱咐司机：“小心，慢行，前面路上有个水坑，不要溅水到行人身上……”忙着作这样的叮咛，竟没得工夫和我说几句话。坐汽车的人居然顾到行人。据李济先生告诉我，有一回他和先生出游，倦归旅舍，先生未浴即睡，李先生问其故，先生说:“今日过倦，浴罢刷洗澡盆，力有未胜。”李先生大惊，因为他从未听说过旅客要自刷澡盆。但是先生处处顾到别人，已成习惯，有如此者。
学贯中西，实非易事，而胡先生当之无愧。试看他在青年时期所写的《留学日记》，有几人能有他那样的好学深思？我个人在他那年龄，纵非醉生梦死，也是孤陋寡闻。先生尝自期许，“但开风气不为师”。白话文运动便数他贡献最大，除了极少数的若干人之外，全国早已风靡，无人不受其影响。
在学术思想方面，先生竭力提倡自由批评的风气。他曾说:“上帝都可以批评，还有什么不可以批评的？”他有考证癖，凡事都要寻根问底。他介绍西方的某些哲学思想，但是“全盘西化”却不是他的主张。他反对某些所谓的礼教，但是他认识“儒”的意义，“打倒孔家店”的话不是他说的。有一年他到庐山看见一座和尚的塔，归来写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作考据。常燕生先生讥讽他为玩物丧志，先生意颇不平，他说他是要教人一个寻证求真的方法。后来先生对《水经注》发生了兴趣，经年累月的作了深入而庞大的研究，我曾当面问他这是不是玩物丧志，先生依然正色的说：“这是提示一个研究的方法。”现在他的《水经注》的研究已发表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学人从中学习到他的一套方法，不过我相信他对于研究学问的方法之热心倡导是不可及的。
先生自承没有从政的能力，也没有政治的野心，但对政治理论与实际民生饶有兴趣。他有批评的勇气，也有容忍的雅量。他在《新月》上发表一连串的文章，后来辑为小册，曰《人权论集》。当时有人讥为十八世纪思想。如今“人权”“人权”之说叫得震天价响了。
我遍读先生书，觉得有一句一以贯之名言:“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
本文为梁实秋先生写于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