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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请在3秒内回答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精神病院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我打赌会有不少刻板印象和猎奇式的想象。这不奇怪,毕竟不是谁都住过精神病院。

对精神科医生陈百忧来说,封闭的精神科病房是一处世外桃源。

尤其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病房,会给心碎的人一个安全、包容的环境重新生长。

今天的故事,主人公是陈百忧的同事。

他既是一个职业的精神科医生,也是一个背负着来自原生家庭的沉重负担的普通人。

老话说“医者不自医”,但对他来说,精神科的氛围让他可以继续奇奇怪怪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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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和酸总吃饭,我看到他左胳膊有一排红色的瘢痕,整齐得像等待检阅的花生。

我知道,酸总又自残了。

那些“花生”是他用牙签戳出来的,我说:“你自残还弄得怪整齐的。”

他没说话,继续扫荡桌上的食物。他总是要把食物全部吃完才肯停下来,近乎强迫症。

酸总曾经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从精神科辞职以后,我们依然常见面。一起吃饭,交换近况,心里都会特别踏实。

他是我的亲师弟,我们是同一个妈(导师)的孩子。我们一起工作、一起成长,在精神科共同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

他是我的同类,是我最好的朋友。

酸总是个纠结的人。对于一个纠结的人来说:核心往往不是具体纠结的内容,而是纠结本身。如果酸总目前纠结的问题解决了,就会换一个事情继续纠结。

多年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纠结喝不喝酒、纠结女朋友、纠结体重、纠结要不要当律师……

以酸总这种纠结、别扭的程度,他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一个死扣。

我看着眼前这个疯狂席卷食物的,体重将近180斤的纠结大男孩,不禁想起十几年前瘦削、迷茫,行走在飞扬的尘土中的酸总。

那一天,他做好了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的准备,也踏上了治愈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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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天,导师打电话给我,说酸总想到精神科的封闭病房“看看环境”。

电话里,导师盛赞酸总是高材生,毕业论文一个字没改就发表了。那些天我一直期待着这位传说中的学霸师弟。

当时病房在郊区,下了公交车还要走被大车压得坑坑洼洼的小路。几百米的路上,建筑工地随处可见,半空中矗立着几个还没有开工的塔吊。

路边几棵刚经历寒冬的树干还来不及发芽,正在风中打着哆嗦。

远远的,我在一片昏黄的背景中,看见一个清瘦的小伙子从尘土中走了过来。

我思维奔逸,脑中莫名响起大话西游里经典的主题曲“苦海翻起爱恨,在世间难逃避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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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听到我在喊他,大力地向我挥手,快步来到我跟前。风很大,我们裹紧了衣服顶风向前。我问他有没有走过这么破的路?他说小时候见过,说完自己偷偷地笑了。

我给他讲这条路的故事:曾有个人来医院办事,下雨天他舍不得弄脏新鞋,挽着裤腿光脚走进院。

还是那个人,一次刮大风,他走到医院后浑身都是土,干脆竖起一只手掌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我们这地方,最不缺奇奇怪怪的人了。有的人会被吓跑,有的人你会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酸总听完故事哈哈大笑:“所以现在我们就走在沙尘暴的中心呗。”

走到楼前,我拿钥匙开门。酸总问:“每个人都有钥匙吗?”

我向他显摆,这是只有大夫才有的钥匙:“如果钥匙丢了,那就要换锁。”

为了迎接酸总,我们提前收拾了办公室。我这才发现,越是干净越无法掩饰房子的破旧。

老式红漆木地板已经凹陷,被磨出了木头本色。有些地方墙皮掉到露出里面的红砖,窗户和墙有很大的裂缝,无论屋子里暖气烧得多热,都能感到凉风呼呼往里灌。

我们只好先用布条塞满,再用透明胶粘住。

酸总仔细观察着窗户上的透明胶,啧啧称奇地夸手艺好。

看他是这个反应,我突然放心了,觉得酸总会留下来,因为他不反感这个环境。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第一次来医院的故事。我师姐是坐着男友的车来的,走到路口她男友就说“要不咱们换个工作吧”。

从求职的角度看,这里确实算不上理想的工作单位。但师姐被一个护士大姐的热情打动了,坚持留了下来。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正好赶上饭点,一个护士大姐领着我去食堂打饭。路上她指着远处一片废弃的房舍,告诉我那是猪圈。我都快笑岔气了,想不通医院里为什么会有猪圈。

大姐说有几年铁路效益特别不好,发不出工资,单位想各种办法创收。

大姐父母都是医院的职工,她在这里长大,上过医院的幼儿园,吃过医院豆腐坊的豆腐,医院生产的雪糕……大姐的话带着我穿越了时空,我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了,都没有投第二份简历,一毕业直接就过来了。

我给酸总讲封闭病房的历史,从苏联援建讲到这里变成铁路领导的疗养院,又变成现在的精神科病房。恨不得把这么多年从护士大姐们那里听到的事儿,全告诉他。

在偏远的地方呆久了,会变得对陌生人非常热情。酸总饶有兴致地听我讲,频频点头。

其实很多人最开始,并不是特别明确地要当精神科医生。我是本能地对这里感兴趣,才留下来的。这一点,酸总和我相似。

不同的是,当时摆在酸总面前的出路有两条:按自己的意愿当医生,听父亲的安排当律师。

当律师,意味着他不得不向控制欲极强的父亲屈服。酸总在父亲面前总是像个青春期男孩,叛逆又不敢明着反抗。情绪对抗严重的时候,他偶尔会自残来缓解一下。

他那无比纠结的性格,主要的成因就来自于家庭。

后来我才渐渐了解,酸总下了很大的决心留在医院。选择冷门的精神科,除了自身的原因,还因为母亲有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他的母亲犯病的时候,很多天都不吃不喝。

而且因为常常不吃药,情况控制得很差。

所以对酸总来说,远离父亲,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做出的选择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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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的父亲来过我们科,说想来儿子单位参观一下。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如同领导视察。

那天酸总的父亲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来看看。知道了消息的酸总,手一直在抖。

父亲来之前,他不停地看时间,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走来走去,把我的头都绕晕了。

酸总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平时他一焦虑,就会在办公室里大声念手头的病志。

我们觉得吵,但是也习惯了。这算是在精神科工作的好处之一。大家对很多事情见怪不怪,什么毛病都可以接受。

那天酸总的父亲只是到处转了转,说了些客气话,我却只能想到一个词——“蓬荜生辉”。

要知道我们主任也不是一般人,整个精神科几乎是凭他的一己之力建设起来的。但在酸总父亲强大气场的笼罩下,旁边的主任看起来就像个打杂的。

参观事件的后劲很大,酸总好几天都没缓过来。

平时我们说话从来不会掉到地上,实在没话说就感叹一句“这一天天的”,他立刻心领神会,找一个话题接上。

但是那几天,他总是很沉默,我故意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他也完全不接话。师姐都感叹这几天咋这么安静啊。

通过酸总,我具象地感受到什么叫“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酸总父亲一直希望酸总子承父业。对酸总“叛逆”的选择,他充满了偏见和挑剔。给酸总买医院附近的房子,不代表支持,只是因为他有钱给儿子买房而已。

这种态度其实很打击人,我想象不出酸总在父亲哪儿受到过多少贬低。但他父亲来参观的那天,我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

以前我一直觉得大家都挺能苦中作乐的,很少对封闭病房产生负面情绪。但那天,我第一次因为破烂的房舍感到了羞愧。

一想到酸总的父亲可能会说“这就是你的理想”?我心里就好难受。

有一种从根儿上否定一个人的价值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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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的父亲以前是法官,后来创业成为律所合伙人级别的大律师,家里有大别墅,而且还在总院附近给酸总买了房。

酸总已经买房这件事让我们科的主任感到很放心,学习好,有家底,喜欢精神科,还是个男生,这样的人不好找。所以主任刚认识酸总的时候,会说他摊上了一个好父亲。

主任对酸总的到来是最高兴的,这些年患者闹腾或者家属不讲理,都由他来当坏人,他一直想有个帮手。

酸总正式加入精神科的欢迎宴上,主任给他讲如何管理科室、如何经营家庭、如何教育孩子……简直想把一辈子的经验教训,都传授给酸总。

主任一说话,酸总就站起来回应。主任不让他站起来,他就坐着弯腰点头。这种表面顺从实则较劲的反应,都快把主任惹急眼了。

过分的尊敬往往潜藏着深深的敌意和对抗。

酸总的表现就是总跟年长的男性起冲突,甚至对一些男患者,他都能说着说着就顶起来。

我意识到酸总和他父亲之间一定有很深的冲突、对抗,酸总把对父亲的对抗转移到了一些年长的男性身上。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叫“移情”。

移情可以简单理解为“情感的转移”,是将对过去生活中某些重要人物的情感转移到具有类似特征的人身上。

移情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我跟我妈很对抗,但跟我爸关系很好。上学时我特别容易跟女老师对抗,但跟男老师都处得挺好。

当时幸好有师姐在,她赶忙出来打圆场,给别扭的气氛降温。师姐就是我们的保护伞,总在关键的时刻帮我们挡掉很多事情。

主任停止了对酸总的说教模式,端起酒杯开始敬酒。主任是内蒙人,喜欢喝且能喝,喝啤酒都是满杯直接干掉。他总说“酒品即人品”,很欣赏喝酒豪迈的人。

主任干一杯,酸总也跟着干一杯,连续的豪饮让主任对酸总非常满意。

借着酒劲,酸总终于不频繁弯腰了。主任的劲头上来,替他开瓶盖问他还能喝几瓶。

酸总说最多两瓶,主任嫌少,让他慢慢练。就在说话间,酸总正好两瓶喝完,然后一歪头,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无论我们喊他还是晃他,都毫无反应。

有人摸了酸总的桡动脉——脉搏均匀而有力量。不是休克只是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

一桌子人面面相觑,主任盯着两个空瓶子感慨:“怎么也想不到世界上有这么实在的人。”

直到饭店打烊,酸总才被强制重启,主任把他送回家。

以后聚餐,主任总会专门对他说:“你就少喝点,不喝也没关系。”

在东北,酒量小是很丢人的事情。我的解决方式就是一滴不喝,也就没有人劝我喝了。

但酸总总觉得别人敬酒,自己不喝不好,所以他还是经常喝多。我说人际交往中,只要你给出一个清晰的边界,一般人都会尊重的。

酸总却总是说:“你当然啦。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啊。”

因为做不到,酸总只能陷在纠结的境地中,重复“对抗——顺从”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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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父亲“视察”精神科后,酸总一直很低沉。直到一个新患者来到了病房。

那个患者说话总会在后面加“……的意思”。

师姐在办公室跟患者讲话:“你晚上睡眠好吗?”

“睡得挺好的意思。”

师姐又问:“家里都有谁?”

“家里有姐姐的意思。”

酸总坐在电脑前,左手捂着嘴,右手握着鼠标,假装在看病志。其实肩膀已经控制不住抖动了。

终于等患者进病房了,师姐转过来让酸总给一个咳嗽的患者复查肺CT。酸总回答:“没问题的意思。”

我给他竖了个大拇指。他再也忍不住,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我知道酸总再次暂时走出了父亲的“阴影”。

师姐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他,好像在说“可怜的孩子又犯病了”。

和我一样,酸总能在精神科找到许多快乐,这里的气氛能够让他得到一些治愈。

但酸总有他的情况,除了偶尔和一些年长的患者较劲,他还会对一些年轻的患者深度共情。

一个18岁的精神分裂症男孩,脑子里有另外一个世界。酸总常常跟男孩聊几个小时,用自己的话把男孩构想的世界描述出来。

酸总正好是个科幻迷,曾在我喜欢的《科幻世界》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所以在他的口中,男孩的世界听起来就像一部科幻大片。

男孩对脑子里的世界信以为真,认为现实世界里所有人都在迫害他,每天都惶恐不安。甚至为了“自保”,做出很多攻击性行为。

酸总离职后,男孩仍然需要常常来复诊,每次都会问酸总最近在干嘛。

男孩依然有系统性的被害妄想,常常提醒我们千万别用手机,要小心网络里的“坏人”来伤害我们。

系统性的妄想通常都是逻辑严密的,酸总认为男孩脑子里的世界是自洽的,谁有办法证明现实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呢?

其实所有的幻想都不能脱离现实检验,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功能已经严重受损,那他就是病人。

在精神科的治疗,应该是帮助病人回归社会的过程。

方式方法有很多,酸总常常企图通过讲道理来说服患者吃药,但患者哪有那么容易配合。

曾经有一个以躯体症状为主的抑郁症患者,酸总各种摆事实讲道理说了半天,患者就说吃药伤身体,她现在心肝脾肺肾都有毛病,说什么也不愿意吃。

不知道为什么,酸总突然变得很暴躁,大声让患者吃药。

患者吓了一跳,但依然不吃。我过去严厉地说:“你成天一堆道理,病好了吗?你要实在不愿意吃药就出院吧,别治了。”患者啥也没说就把药吃了。

回到办公室,酸总说我刚才好凶。我告诉他,患者会不停地试探医生的边界。该好好说话当然要好好说,但吃药是底线。

酸总不太擅长劝说患者吃药,同样的,酸总对他母亲不吃药的问题也没有办法。

他母亲曾经接连好几天不吃东西,都饿出酮症了,还好酸总及时发现送去急诊。但他心太软了,一直舍不得把母亲送去强制治疗。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她还是那个爱孩子的母亲。

这一点我跟酸总感同身受,我父亲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子女真的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

渐渐地,我能够拼凑出关于酸总之所以是酸总的原因。他背负着来自父亲的审视、压力,也无法正确处理母亲的疾病和情绪。

酸总总能讲出一些让人心酸的故事。

他说小时候特别不爱吃饭,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强迫自己吃一点。他后来才知道,自己不是不爱吃饭,是母亲做的东西实在太难吃了。

酸总的母亲特别关注健康,做菜不爱放油和盐,又担心煮的时间短了不熟,所有东西煮出来的味道都烂乎成了一锅,光是想都知道肯定不好吃。

但是她本人似乎从来不知道自己做饭难吃。

她经常去寺庙帮忙,有一次发现和尚们宁愿吃剩菜,都不吃她做的菜。但和尚们心善,解释说出家人舍不得浪费。

知道了和尚也不喜欢吃,酸总特别开心,好像总算有人理解自己的感受了。

酸总总是得意洋洋地说,吃她母亲做的饭也有好处,这样自己在外面无论吃什么,都会觉得特别好吃。

他把这些当成笑话讲给我们听。

我们听得心酸,就争着给他带吃的。他总是等大家都不吃了,再把剩下的东西全部吃完。带的人以为不够吃,下次带更多来。

酸总不想辜负好意,无论多少都全部吃完,结果越吃越多,不知不觉间,变得越来越胖。

他虽然是个精神科医生,对自己的心结却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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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医院的规定,酸总在当总住院之前需要出去轮转几个月。酸总轮转期间,护士大白来了。

我曾经觉得,大白是能够帮助酸总的人,就算解不开他的心结,也可以让他不会那么纠结。

酸总和大白,从性格到做事方式完全是两个极端:一个除了成绩好啥都别扭,一个除了成绩不好啥都好。

如果说酸总来精神科,是因为他需要这里。那么大白则是反过来,精神科需要大白。

大白真的太适合在精神科工作了。她会哄人:“我一个小屁孩儿,你跟我计较啥啊。”很多气呼呼的大爷大妈都能被她哄好。有些患者不爱吃饭,她就去劝:“你看我多能吃,长得白白胖胖的多喜庆。”

无论多么难沟通的患者,大白都能轻松搞定。而酸总则只能努力地一遍一遍给患者讲道理,还不一定得到对方的认同。

这两个人待人处事的方法也是反过来的。

酸总第一次见到主任,立刻鞠躬问好。主任刚查完房回来,刚要坐下就赶紧站了起来,让他别这么客气。

酸总是真不客气,又鞠了个躬。隆重的礼节给主任整不会了。

他还给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师姐鞠躬,管人家叫阿姨。我纠正了好几遍他也不改,嘿嘿一乐说要尊敬长辈。我不也是他师姐吗?为什么不“尊敬尊敬”我呢?

酸总行完“大礼”,大家都被他整得有点尴尬。

到现在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我也搞不清楚他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什么时候忽然就想抬杠。

大白上班第一天自我介绍,让我见识到了原来还有这么外向的人。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从我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我的特点,高大肥美白。我身高一米七,体重一百七,肤白貌美大粗腿,大家可以叫我大白。”

大白皮肤少见的白皙,又很会打扮,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舒服。体重一百七是她在夸张,她喜欢开自己玩笑。

她还心灵手巧,下午没事的时候帮我师姐盘头发,师姐立刻变成当时最受欢迎的宋慧乔。后来头发松了,护士大姐帮忙紧一紧,师姐立刻就成了村里的二丫。特别神奇。

大白来精神科时才20出头,刚从护校毕业,来了不久就把整个医院的人都认全了。她嘴还甜,成天叔叔阿姨的叫,谁都会给她几分面子。

我想不通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快就把一百来号人认全,我来了两年多还经常认错。师姐白了我一眼说:“也就是你不认识人家,人家全都认识你。”

刚来时师姐领着我到处科室介绍,没想到遇到我这个重度脸盲症,怎么都记不住。

大白说:“正常,医学书上那些知识,也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要不能考专科啊!”

师姐当时为了孩子学习的事情非常发愁,总觉得如果学习不好天就塌了,看到了大白就好像看到了希望,觉得学习不好也没那么可怕了。

师姐忍不住拿酸总和大白对比,虽然酸总成绩那么好,但师姐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像大白。

不夸张地说,一个精神科医生的焦虑,让大白在无形中化解了。

要说精神科里谁是最需要、最依赖大白的人,我觉得肯定就是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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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结束轮转回到精神科,立刻就接了我的班,当上了总住院。

酸总就算再怪,也不是例外。大白很快就跟酸总混熟了,当然也由不得他不熟。总住院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医院,整天和大白低头不见抬头见。

大家习惯叫总住院为“姓+总”。一天交班时,办公室飘荡着一股酸酸的味道,大白挨个闻了半天才发现是酸总身上发出的。

大白说:“你可真酸,就叫‘酸总’吧。”

酸总还想争辩一下,大白说:“没人和你商量,酸总。”

酸总只好欣然接受这个名字,我们就更能接受了。

别看大白对酸总这样,她对酸总而言,简直是救星一般的存在。

酸总没当几天总住院,就跟别人起了冲突。一天晚上有个患者发烧了,酸总急检血常规——这是常规操作。化验室值班的人打电话抱怨说大半夜折腾人。

其实人家已经给验了,只是想听几句软话。在小地方,人情往往比规矩大。但酸总一下子就火了,说不想干就别干了。

那个人在医院干了很多年了,院长都要给面子,哪能听这样的话。半夜专门跑来骂酸总,差点打起来。

第二天早会,主任教训酸总做人要圆滑一点,该低头就低头。没想到一向对主任十分尊敬的酸总据理力争。

主任板着脸说:“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啥事儿都办不成。”

我很少看到主任生气,但酸总依然梗着脖子不服气,师姐用眼神示意我把他带走。

我也很反感做事情不看规章制度只依赖人情世故。但我理解主任,每个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如果不能主动适应环境,真的会寸步难行。

我不想内耗,也不想外耗。大多数时候,我躲在师姐身后,实在躲不过去我也可以开口求人。

但酸总没办法像我那样混过去,过了好久还气哼哼的。化验室的那个人到处说酸总做人不行,让不了解酸总的人信以为真。

幸好有大白出面,给酸总说了不少好话,不然他在院里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渐渐地,大白主动承担了酸总对外沟通的事务。每次帮他搞定一件事,大白回来后都会一脸嫌弃地说酸总情商太低。她说酸总的时候,总会顺便捎上我,说我情商也不高。

大白比酸总小好几岁,但对酸总有一种老母亲般的担忧,总担心他出去了会被人欺负。

大白的热情洋溢让酸总手忙脚乱,只要大白看到酸总,总能指出他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即使是酸总写病志,大白也会吐槽酸总敲键盘的声音太响。

大白就好像不停帮孩子收拾烂摊子的母亲,一方面酸总很依赖她,常常给大白买很多零食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大白也容易让酸总感到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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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的生活能力一般,经常头痒了才想起来洗头。有一天他冲了半天水,后脑勺还满是泡沫,大白看见了就帮他浇水。

这一幕正好被护工看到了。封闭病房的小院完全没有秘密,第二天就有人传他俩在一起了。

大白听见了,就对传闲话的人说:“人家看不上咱。”

酸总听到了,不好意思地说:“哪有?”

大白立刻问:“那哥哥你能看上我不?咱俩处对象啊?”

“话也不能这样说。”酸总不知道怎么回答,说话变得结结巴巴。

大白总有这种本事,几句话就把酸总噎住。

我也搞不清楚大白喜不喜欢酸总,反正有人问他俩的事,大白就说“人家看不上咱”。

酸总听了贼内疚,就去买更多好吃的讨好大白。

大白总说自己的嘴是租的,“得使劲用,不然赔了”。她成天不是在说话,就是在吃东西。有好吃的她就满足了。

反正这些年来,我和同事们最唏嘘和遗憾的,就是酸总和大白之间纠结的关系。

有一天吃饭,酸总无意间说商业街开了家新店。大白突然抬头问他:“搞对象啦?”

酸总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算是吧。”

“进展到哪一步了?”大白又说。

我总是无比佩服大白敏锐的观察力和比城墙还厚的脸皮。

酸总显然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大白揪着不放,酸总索性就承认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自卑。他觉得女方非常优秀,自己配不上人家。

听到女生很优秀,大白主动绕开了话题。

大白不光情商很高,人也很善良。她看见谁不高兴,就主动过去说:“你抱抱我吧。我胖乎乎的,抱着我你就开心了。”

我和师姐有时候也会讨论,大白跟酸总在一起是不是也挺好?

提起这个,大白总是嫌弃地说酸总走路都跌跌撞撞,跟他一起操不起那个心。

谈了恋爱的酸总和平时也没有什么区别,每天跟我一起“犯病”,跟大白斗嘴,求大白帮忙处理外面的事情,又用零食报答她。

别人当总住院都是当一年,酸总之后又好几年都没有新的人来,当然也没有人替换,他只好一年一年的当下去。

主任很内疚,担心酸总没时间约会,就向单位申请总住院不用“住院”,只完成事务性的工作,可以每天坐班车上下班。主任的安排也让我少了很多内疚,因为他不当就得我和他轮。

后来精神科搬回了市里,病房变成了开放式的。我们没有那串象征权力的钥匙了,也失去了和封闭病房的患者朝夕相处的时光。患者周转很快,经常还没等我记住名字,人就出院了。

我们每天都很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酸总常常呆在总住院室不出来。我们聊天的时间很少,大白也开始倒班,一周也见不了两次。

但每次大白白班,我们中午还是会一起吃饭。不忙的时候,我们会去医院附近吃火锅。

常常是师姐刚放了一片菜叶就不知道被谁吃了,再放一片又没有了。后来师姐感叹,跟你们吃火锅,想吃一片煮熟的菜叶都不可能。

只要有酸总和大白在,无论吃什么都很香,大家抢着吃,体重的事情也不管了。

有一天吃饭,大白看着酸总突然问:“咋分的啊?”

酸总一愣,张口结舌半天才说:“你算命的啊?”

原来酸总已经分手一段时间了,同时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他成天呆在总住院室就是在为他的那个重大决定做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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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的重大决定和分手有关。

酸总的女朋友家庭条件也很好,逛街时看上的衣服都很贵。虽然女朋友总是付账,但酸总自卑,觉得配不上人家所以分手了。

精神科医生的前景肉眼可见,即使主任的收入也买不了几条高级裙子。酸总的父亲收入很可观,常常劝酸总跟自己干。

加上当时政策有变,跨专业法考马上就要停止,可能在很多的夜晚,酸总经过了很多的思考,最后决定去投奔父亲。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酸总选择当精神科医生,有他母亲的因素在。但这些年下来,酸总发现即使自己掌握了最先进的临床技能,他依然无法改善母亲的问题。

酸总努力了,也放下了。

他把自己关在总住院室,就是为法考做准备。大家其实都知道酸总在备考,但是没有人说出来。

高材生的血脉被唤醒,几个月的跨专业自学,酸总一次性就考过了通过率不到15%的法考。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在医院走廊里,他说要辞职了。

酸总补充了一句:“走了还是会回来帮忙干活的。”

走廊的灯光很暗,我的内心很闷。我想开个玩笑,但失败了。

我说他都不当医生了,还能在医院干什么活?师姐提醒我,酸总是好意,“你这样说太讨厌了”。主任总是很现实,说当律师赚得多,不能拦着人家奔前程。

我有时候会意识不到自己的尖酸刻薄,话已经说出来了我也不想挽回,直接就走掉了。

酸总很快离开了,他走后,他的活全部都得由我来做。我不怕干活,只是当我说“这一天天的”时,没有人会往下接“吃点啥的意思”了。

心里就空荡荡的。

酸总确实说到做到了。不忙的时候,他会来给我们送吃的,顺便帮忙粘化验单。

虽然他如同他父亲期望的那样子承父业了,但他父亲仍然经常挑毛病。其实他爸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办案了,熟悉的法律条文很多都改了。

酸总会和父亲争执,最后证明是他父亲错了。酸总说这些的时候,总是得意洋洋的,好像儿子终于战胜了父亲。

但姜还是老的辣,他父亲换了策略,不跟他争法律条文,开始在生活上指手画脚。平常开车用个导航,他父亲就坚持百度比高德更好用。

这在乎的是导航吗?在乎的是一个父亲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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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总很聪明,但他总是看不透这一点。

每次跟父亲吵完,他都很纠结。想反抗父亲,又觉得自己没有立场。他接受了父亲买的房子,现在还在父亲手底下干活。

所以他拿自己出气,用牙签戳出一个个花生一样的瘢痕,缓解内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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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几年律师之后,酸总又考了法律专业的研究生,秉承着一贯的学霸作风,他在全专业一百多个同学里排名前10。做一件事情,就要尽可能的做好,这是这个高材生的原则。

有一天早上,我迎面差点撞到酸总。他说昨天晚上拉肚子拉到休克,醒来自己打了120。在急诊刚挂完水,要赶去学校上课。

我说这个课非上不可吗?他说自己是老师的捧哏,老师等着他去回答问题,没有他,课都不知道是给谁讲的。

我想起当初导师打电话盛赞酸总,他真的是老师们都喜欢的好学生啊。

我还是担心他的身体。他只说用了药,情况差不多好了,然后着急打车就走。我快下班的时候,他又打车回医院,整个人在发抖。

在急诊输液的时候,他一直在冒虚汗,胶布都粘不住只好用手扶着。

我让他给女朋友打电话,他没吱声。我又让他给他父亲打电话,他不同意。

最后连他的住院签字,都是我签的。

他说等好了再给他父亲打电话。我在想,如果他父亲知道他生病了,关心的方式应该就是责骂。

我曾经有个吃药自杀的患者,醒过来后他爸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这些药多少钱?你一下子就吃掉了。”

我问酸总,当了律师后他父亲开心了吗?

酸总顾左右而言他:“我爸还是觉得百度地图更好用。”

我告诉酸总以前我妈上我的车就各种指挥,错过一个路口她要骂半天。有一天我把车停到一边,干脆让她下车。

酸总听了之后就特别担心:“你把你妈赶下车了,她生气了咋办呢?”

我说自己当时脑子里都想跟她同归于尽了,“哪顾得上她生不生气”。可能是我坚决的态度让她害怕了,后来我妈再坐我的车,就主动坐后座了。

对于强势的家长,一味的顺从很难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妥,更不可能主动自省去改变。

这些年来,我虽然一直在讲我如何跟我妈斗争,但结果就是我跟我妈的关系越来越好了。我妈开始尊重我的意见,而且她发现在有些事情,我的观点确实比她的更好。

反抗不代表否定。

酸总说每次见了我,心里都会轻松一些。他虽然还做不到反抗他父亲,但听我讲讲如何反抗我妈,他内心都会更有力量一点。他觉得听我的故事可以缓解自己的内耗。

酸总说他不敢把他爸赶下车,但只要他爸坐他的车,他就用高德导航。

他还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缓解情绪——每次处在情绪冲突之中,就做一件事情来讨好自己。

那些事情明明很奇怪,但是发生在他身上又那么自然而然、丝滑无比。有一次他花了很贵的价钱,买了一个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拍摄的摄像头。

他说这些的时候总是很兴奋。看着他眼睛放光的样子,我就觉得他的钱花得很值。

有一段时间他研究KTV系统。中国常用的有三个系统,反正我一个都没记住。他说疫情期间,KTV都好便宜,省了很多钱。

“你喜欢唱KTV吗?”

他说:“也没有。”

他就是去看看人家用的什么系统。然后再次对我强调:“很便宜。”

这是他跟自己和解的方式,用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转移情绪的痛苦。哪怕这件事情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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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孩子“叛逆”是对人生最好的练习,能够从“叛逆”中完成自我成长。

所以有的时候,要允许人有“怪癖”,而且最好的治疗就是不治疗。

而我们精神科当时的氛围,正好给酸总提供了成长的环境。

我第一次发现酸总自言自语的时候,居然觉得很亲切。不愧是亲师弟,毛病都类似。

我知道,类似的毛病很可能源自相同的经历,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长期独处中,发展出了自己跟自己商量的习惯。

师姐就发现了我和酸总的情况,往往我俩说得很热闹,仔细听却不是在聊天,都在自言自语。

自从遇到酸总就放飞自我了。以前我意识到自言自语了会停下来,而现在被发现了反而会故意说得更大声。

酸总也一样毫无顾忌。

有一次我把他说急了,他走过来威胁我。我正准备站起来,结果和他撞到,一起摔在地上。我俩觉得,反正都被误会了,就干脆打一架吧,打到扣子都扯掉了。

当时正好是患者外出结束回病房,围在办公室门口站了一圈看我和酸总打架。主任他们都有点懵,半天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我们打完了主任才调侃:“你们打架没事,别把我的患者给吓着了就行。”

我俩洗完脸,换了衣服,就一起去食堂吃饭了。

这种感觉特别像小时候在姥姥家,我和表弟打架。都不用劝,打完立刻就和好。

隔了好几年,有一次酸总突然提起我跟他打架的事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打架?他见我真的没什么印象了,就说他也想不起来了。无论我怎么问,他都说自己也忘了。

我突然有点内疚,感觉自己一直在欺负他,他只是在配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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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怀念和酸总一起“犯病”的时光。

在郊区的那几年伙食不太好,酸总常吃“百家饭”。回到市里之后,他就常常给大家订吃的。

我和大白吃披萨会把边边剩下,他舍不得扔,都自己吃掉。但披萨边边太难吃了,他就开始订“芝士边”披萨。他自我安慰,总得想办法让日子过得好一点。

加了芝士的披萨边让酸总的体重蹭蹭上涨,他宣布自己要减肥。大白很鄙视他这个说法,用自己举例子说胖乎乎的多好。

酸总开始研究长不胖的东西,但他真的剑走偏锋,买了一罐鲱鱼罐头回来。我们趁着午休在办公楼外面开罐头,在路人的围观下硬着头皮吃,还分给周围的人。

我真的觉得他太有病了,但就是忍不住想参与。

我俩还一起挨过病人的骂。那个等不及的躁狂患者闯进办公室就喊:“谁是陈百忧,我要把他毙了!陈百忧为什么没有去给我会诊!”

患者又看到酸总,然后调转炮口:“上次是这个大夫给我看的。你比从前胖了!”

患者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骂完人掉头就走了,和突然闯来时一样毫无预兆。我和酸总望着他消失的背影,同时开始狂笑。

他说:“我要把你毙了”。

我说:“你比从前胖了”。

“来吧,互相伤害吧!”我们笑到几乎趴在地上起不来。

我也经常怀念那个郊区的医院。

2015年秋天,医院决定关闭郊区的院区,冬天来暖气之前必须搬家。

酸总把很多东西都打包扔掉了,没想到他扔掉的东西又赫然出现在了新病房。他感觉像闹鬼了。

其实是科里的护士大姐们在垃圾堆里看到他的东西,以为扔错了,又都给捡了回来。酸总不好意思违背人家的好意,就继续穿着本打算扔掉的鞋子、衣服,继续当他的总住院。

科室还是原班人马,我们快速适应了新的生活。酸总有了自己独立的总住院室,但他很少在里面,还是成天在办公室混。

不过,有一些乐趣已经很难再找回来了。

一到冬天,院区外面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就会有车陷进坑里。司机跑到医院求助,护工会组织患者们一起推车。虽然只是短暂地走出医院大门,但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司机如果再给他们每人发颗烟,简直不要太幸福。

酸总来的第一天,就被一楼的女患者们围观了。尤其是孙艳玲,更是一圈一圈地围着酸总转,把他看得脸都红了。我开心地看着酸总窘迫的样子,师姐则善良地帮他解围。

那是酸总第一次学会孙艳玲魔性的口头禅“这一天天的”,他快乐地重复了好几遍。我警告过他再学会上瘾,但此后每当我俩想没话找话地聊会儿天,都会说上一句“这一天天的”。

按理说那时应该是比较艰苦的,当总住院连专门的屋子都没有,晚上得铺床;吃的也不好,想吃点可口的饭菜得从家里带;没有洗澡的地方,不然酸总为什么会酸啊……

现在想来,没点苦中作乐的精神,在那里是呆不下去的。所以当年我留校面试的时候,院领导只关心一个问题:“你去看过环境吗?”

后来我们经常说,“连患者在内,能留下的都是真爱”。

我的回忆里充满了快乐,在师姐和大白的影响下,我和酸总也越来越通人性了。

我常常能感受到身体里充满了一种暖暖的能量。更神奇的是我的脸盲症好了,我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院里的人,并且主动跟他们打招呼。

酸总大概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

精神科给他的内心提供了安全感,给了他足够宽松的环境来重新认识自己,思考出路,做出真正的决定。

直到现在,我依然坚定地觉得,那里是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后来他去当律师,不完全是被父亲掌控。当酸总不纠结、不恨父亲的时候,他内心中认同父亲的部分就出来了。他在完成属于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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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酸总都辞职七年多了。自从他走了以后,我很快就“逃入健康”,看起来正常多了。

今年7月,他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法律系毕业,成了一个“科班出身”的律师。他说疫情以后消费降级,案子少了很多。

他平时在外面,看到精神病患者总是格外亲切,尤其是那种在公众场合犯病的患者,他都会拍下来跟我们分享。

我说那你还是回来当精神科医生吧。他说:“选都选了,就别后悔了。”

我突然觉得,他之所以纠结,是因为还没有做出选择。当他做出选择之后,他是不后悔的。

比如机关大姐想给酸总介绍对象,专门到科里来问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长相、学历、家庭条件……问得可细了。

他却说只有遇到了喜欢的人,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

大姐愣了,说酸总条件这么好,能给他挑个好的。酸总反问大姐:“为什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你没有其他事情要做了吗?”

大姐没想到碰了个钉子,悻悻地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了。

酸总当律师后,有一阵工作特别忙。他没时间来科里帮忙干活了,但还是常常中午一起在医院附近吃饭,他会请我们吃很贵的东西。

有一天该走时,还有不少东西没吃完。酸总说他找到了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

这对他是很大的进步。之前每次他都是一边嫌弃自己胖,一边把所有东西吃完。

“搞对象了吧?”大白一语道破天机。

酸总一下子脸就红了。

后来酸总叫过他新交的女朋友一起来吃饭。因为女朋友迟到了一个多小时,酸总很尴尬,多点了很多东西。

酸总给我讲过,他母亲做事情总是很慢很慢,常常好几个小时都做不好一顿饭。

他找的这个女朋友,年龄比他小很多。我猜测,酸总可能更需要的满足是照顾别人,而非被别人照顾。

我发现酸总不是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当他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他是不纠结的。

只是他要想弄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做出决定,往往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还是会经常一起吃饭。好几次,大白第一句话就问:“啥前儿(时候)结婚啊?”

“这些问题是可以直接问的吗?”每次大白问问题,酸总都特别尴尬,嘴巴张好几次才能讲出话。

大白总是说:“别人不能,我能。”然后再问一遍:“最近和对象处得咋样啊?啥前儿结婚?”

酸总结结巴巴,半天不知道说什么。

酸总最近和女朋友分手了,约饭时他问我大白来不?

我问他希望大白来吗?

大白火眼金睛,总能让酸总无处遁形,酸总干脆躲着不见面。正好大白换到其他科室了,要见面时间上也经常碰不上。

“她总问我回答不了的问题。”酸总依然在纠结,他这个“毛病”大概很难真正消失。

或者说,等酸总弄清楚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然后做出新的决定,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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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陈百忧和酸总吃了一顿饭,快过年了,酸总要去三亚,他父母也在那边。他的父亲已经退休,彻底不管他了。这显然会给酸总的内心减负。

和上次见面时相比,酸总瘦了20多斤。他没有刻意减肥,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必须把桌上的东西都吃完了。

陈百忧说自己不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并不想美化或神话什么。她关注的这些人们所展示出的怪异、癫狂,有时恰恰是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

无论一个人是否生病,他们都需要包容和陪伴,当然还有这个世界更温柔地对待。

陈百忧说:“我们是一家修理厂,车抛锚了就回来修,修好了之后,去爬山还是去沙漠我们不管。但它会带着故事回来,跟我讲经历了这些那些,有时候我会为此高兴,有时候会为此难过。”

而酸总的故事可能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活过一生,也是可以的。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腰不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 1413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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