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泓/文 岁末年初，很多焦虑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跟笔者探讨未来的经济形势。
重构未来需要新吸引子
很多企业家都在探讨中提及康波周期。1926年，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这个概念，用于描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为期50年至60年的周期。一个完整的康波周期一般分为四个阶段：回升、繁荣、衰退和萧条。按照康波周期的规律，当下正处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信息发展的后期，即萧条期。虽然信息与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但整体经济可能仍处于相对低谷的阶段。
笔者毕竟不是经济学家，很难预测未来的经济形势。但笔者觉得，技术性分析模型也不能够完全分析出当前经济形势的结果。2018年中美贸易出现摩擦，主要原因是全球贸易结构出现失衡，根源在于作为全球经济发展领头羊的美国，在资本收益与社会分配上出现重大问题。资本的无度扩张与制造业的流失、社会创新能力的下降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缩减。
美国大选看似尘埃落定，但美国深层次社会问题的爆发或许才刚刚开始。美国对于自我治理体系的反思与调整，将会对全球的治理体系造成巨大冲击。而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一定是美国人反思的重点与参照对象。
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一般而言，当内部矛盾难以调和时，政府会用外部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的视线。贸易战能解决问题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反向控制比正向突破的系统难度更大，并且中国在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已经累积了巨大的势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论是“美国去全球化”还是“全球去中国化”，都是在阻碍历史进步的规律。但无论如何，矛盾冲突会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给产业与企业发展带来冲击。
中国社会治理的问题亦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掩盖了很多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土地不断增值，有了钱后，国企转制、城市化、大量基础设施投入、社会治理等问题迎刃而解。
土地不断增值还掩盖了国企经营效率的问题。笔者单位附近的一家国有企业，在2000年前后政企分离后，基本每三年进行一次企业重组，每次重组评估，资产又在升值，核心就是土地增值。如今，当国企土地失去了升值空间，其经营效率自然断崖式下降。
经济快速发展让政府部门变得无所不能，政府扩编看似是问题导向，但敲掉钉子却留下锤子，解决了问题，却留下了机构。其实，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这是系统自我熵增的必然结果。所以，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将成立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
自行车往前走就不会倒，经济发展了，问题就能被掩盖。GDP主义最后的问题是：当经济发展，就习惯用经济去解决社会问题，这背后忽略了社会的成长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很多地方的乡村振兴，村民只会跟政府谈钱，也只相信钱，政府也只能给钱。一旦没钱，社会的动员能力在哪，社会的建设能力在哪？
很多人感叹，乡村振兴就是振兴了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每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建得最漂亮。我们并未真正理解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上世纪70年代，当欧美国家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占比大于制造业时，这些国家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德国的工程师愿意住在农村，德国最大的城市中，只有2个超过100万人，即慕尼黑和柏林。大量企业在农村，一个村就有一家大企业。乡村非常漂亮，大家到德国旅游，实际上也是到乡村旅游。法国、意大利也把大量资源投入到乡村，它们不追求规模经济，而是追求四季差异。
2015年前后，广东省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越了第二产业。2023年，广州的第三产业占比达 73.3%，深圳为62.3%。作为全世界制造重镇的广东，迈进工业化后期。
城市为工业化提供了人口聚集、资源聚集及规模协同效应。但在后工业化时期，对人的管理需要有所不同。工业化时期强调对人的管理，后工业化时期更加尊重人性，企业的竞争力价值来自于人的创新，从对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
不管如何，全世界、中国社会都处在经济文化变化的全新周期。当下，全世界秩序混乱，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叠加在多种周期之下。当前正是原有全球化旧经济结构出现坍塌、新结构还没有建立的混沌时期。
而中国过去几十年治理社会的模式、工具、方法论也在慢慢失灵。重构混沌的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吸引子物质去重构未来的系统，而未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就是这个吸引子。
美元仍是全球经济流动性的基础
虽然经济与世界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按中国人的视角，还是存在确定性因素，如美元所提供的流动性不可撼动、中国的技术创新似乎势不可挡、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等。这些确定性也许能够锚定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强大，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流动性供给，全世界依然离不开美元。在相当长的未来，我们很难看到一个能够替代美元的全球贸易解决方案。
不管是过去的黄金、石油，还是现在的高科技，本质上是美国的制度、体系、标准在支持形成强势美元的经济体系。
美国政府诞生至今，其为商业体系服务的效率之高、迭代之快，令人惊叹。人类社会已形成基本判断，即商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是配置社会资源最优的体系。为此，政府必须繁荣商业服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社会兴起的政府“管理主义”，就要求政府必须具有企业效率，才能服务商业社会发展。
虽说美国的制造业只占GDP的11%，但它的现代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到了50%。美国之所以有话语权，是因为其掌握了制造业的体系。美国工业协会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熟悉程度远比企业本身高，即便是在偏僻的地方，只要是美国供应链的企业，它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美国掌握了全世界工业体系的大数据。美国的专业协会拥有非常专业的智库专家，协助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远比政府部门更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经常影响政府决策。
国际化将是中国制造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2024年，笔者连续几次考察东南亚，其中一次逢特朗普遭受枪击，一次是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时，旋即东南亚又迎来一次国内企业家的考察热潮。中国企业出海就是美元、美国市场与中国制造组合的必然选择。
2018年就把工厂从东莞转移到越南海阳的陈总，2023年开始买地建房，海阳的工业土地已经从几年前的五六十万元一亩，涨到100万元左右。美国客户亚马逊、沃尔玛要求他协助寻找中国在东南亚投资的供应链。陈总的企业原来仅做办公类电子产品，目前已逐步扩展类别至包括真空保鲜膜机、过胶机，甚至咖啡机、空气炸锅。2023年，陈总还接了保险柜的订单。但由于不熟悉保险柜所在的钣金业，企业废品率太高。后来经笔者介绍，陈总对接上一家专业保险柜制造的企业，不到一年时间，企业就形成产能、接到了订单。
陈总打算用租来的工厂打造联合工厂，协助一些小企业出海。在越南时，笔者已经看到一家做过胶机塑胶消耗品的企业，在联合工厂生产产品。
这些企业如果单独到越南投资工厂，从考察、租地、安装设备、招工到投产，至少需要一千万元左右的预算，加入联合工厂只需一两百万元，几个月就可以完成在越南的生产布局。
联合工厂还可以成为孵化器。保险柜制造事业就因有了稳定的订单，已经规划了新的用地，企业准备自建厂房。
陈总讲，联合工厂可以共享厂房、工厂管理组织、物流，甚至是客户。他希望能够联合中小企业，共同拓展海外市场，同时也可以为供应链本地化做准备，避免出现类似基于中国供应链工业成品的墨西哥销美产品，被美国新一届政府征收高额关税的情况。
在陈总看来，中国制造企业已经不是在做简单的产品外贸，而是需要布局全球市场。他在越南新投产企业的智能水平比国内都要高。从市场到供应链，从物流到工厂管理，从品牌到系统解决方案，中国企业正以全新的格局融入新的全球化商业系统中。
不管主观上愿不愿意，未来的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跟日本一样，形成既有本土中国制造，也有海外中国制造的格局，如果加上海外华侨，中国商业有可能形成全新的、互相补充的全球华人商业体系。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已经不是应对关税壁垒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确定性选择。中国企业只有彻底融入全球，才能够摆脱传统商业的落后生态，形成中国新的商业文明。
创新生态链也是中国制造的确定性
中国制造已经形成强大势能。中国政府与企业利用这种势能，修起了水坝，积聚了势能，灌溉了产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可以融会贯通、协同发展。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能够在过去几十年的底部盘整、厚积薄发与触类旁通中另避蹊径，走出自身的发展路径。
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演进，不断筛选未来的新基因，有些民族负责夸张的神性与想象力，有些民族擅长规划与顶层设计，有些民族负责执行与落实。乔布斯需要冥想才能够构画全新的苹果，马斯克需要中国的执行力让想象更加完美。人类需要精诚合作才能够携手前行，良性竞争才能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新的繁荣。
当前全世界爆发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自工业文明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矛盾。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应该在酝酿新的人类文明。这种文明的产生基于信息化、智能化、大数据所提供的基础。当下应是比康波周期更加宏大的人类文明新周期。
中国人含蓄、内敛、勤奋、认真、踏实，是工业化所需的特质。中国人有空性，创新需要心无所住的空性。原来，中国制造业的控制系统与工业软件大多来自传统工业强国。深圳一家工业设计公司，原来也是用美国的软件。公司负责人介绍，软件虽然是美国的，但其中90%多的设计场景是在中国制造设计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说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应用大大丰富了美国工业软件的生态。其实，安卓系统、芯片架构等生态的形成都有中国企业的贡献。
一旦系统在擅长融会贯通的中国人手上，前所未有的工业知识大迁移或将开始。研发人员拆开设备，发现十年前所用的控制系统已与当下的硬件环境不匹配，采用新的控制系统可以优化压缩设备空间与减少零部件，能够降低约20%的成本。
不同行业的知识迁移可以节约生产与制造成本。按照第一性原理与减法原则，对工业设计进行方案搜索以完成新的方案，跨业对标学习成为我们工业服务的新需求。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有一家做空压机的会员企业。一个空压机外柜有几十个部件，该企业负责人在向协会另外一家给美的做空调外壳的钣金企业学习时看到，空调钣金外壳极其简单，三四个配件就能够组成。为什么？空调外壳生产是竞争白热化的行业，“卷”得行业只用三四个零部件就做成一个钣金件，不够“卷”的行业还需要20个。
制造业设计降本专家钟元说，研发降本设计可以解决80%的制造降本的问题。研发降本其实也属于创新，它是制造业门类齐全、创新生态活跃的一种创新溢出。原本美的制造的人工与工业产值比已是世界最优，但令人意外的是，在研发降本命题下，它还有继续降本的空间。
大企业更需要科学的方法论帮助供应链企业实现降本，而不是一刀切地提出降价要求。正所谓工业文明不是战争与掠夺、剥削与压榨，而是共生与促进，通过技术创新解决产业发展问题。
每年中国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有600万人之多，占全世界工科毕业生的一半。哪怕很多产业迁出，但只要保持创新势头，中国将通过“创新窗口”保持与全世界产业的深层次互动。只不过以前交流的窗口是产品外贸，而今是技术创新。
即便面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挑战，中国企业也可以化整为零、无处不在。也正是强大的创新体系，持续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一席之地并有所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中国制造业经过40多年发展，还沉淀了很多好的方法论，但没有及时得到总结推广，理论研究还跟不上创新的步伐。未来十年，中国制造业还可以找到大量的研发降本空间。
数字化再造企业与产业
未来几年将是通过数字化再造企业与产业的重要时间窗口。
广州的很多小服装工厂，毛利率低、管理水平也低。很多老板说，“一年赚下来就是库存”。为什么是库存？因为每次备料，他都不知道纽扣在哪里、面料在哪里、棉线在哪里，是否匹配订单需求。来了新订单，企业又要到供应商那里备货，但很可能一个纽扣就在仓库里“睡”了十年。
各行各业的小型制造企业，何曾不是这样的状况。但跨境电商希音（Shein）通过数字化，帮助这些企业管理物流，将库存变成了现金流。管理到位，一家产值两千万元的企业可以变成两个亿。原来要做成百亿元规模的企业，需要规模庞大的管理团队，现在通过拆单软件，直接把订单分散到众多小企业。大企业垂直到产业，可以做成产值超千亿的企业。
未来，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首先要打通经营环节，需要建立全数字化的工厂平台，通过管理大模型、系统大平台、管理和软件一体化的全数字化工厂解决方案，获得全数字化经营的竞争优势。
笔者在最近一次针对数字化改造企业的调研中发现，该企业实现数字化管理以后，精准提升了物料库存管理，缩短20%的交付周期，消除非增值作业超50%，实现管理减员增效10%，提升设备产出效率超10%，显著提升企业的管理与可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大多企业数字化运用的各种功能软件，如ERP、MES等都是基于以部门（或专业）为中心的分科层级管理（即科层制）开发出来的软件系统。这些软件最大的缺陷是管理与软件两张皮，软件是科层制的附属物，部门与部门之间、功能软件之间存在信息孤岛。
所以，很多企业可以看到的数字化就是有很多大屏幕。而一般软件公司的问题就在于并不熟悉制造业的经营场景，或者仅熟悉部分的管理内容。
未来，企业的数字化一定要形成企业数字管理的大模型，包含研发管理、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资管理等。消除信息孤岛，实现管理与软件一体化，业务与制造管理相融合，将工业工程理念融入平台，最终实现以交付为中心的全过程管理。
龙头企业在实现数字化的基础上，可以赋能更多中小企业，形成数字共生。以包装印刷行业为例，企业实现数字化后，不但能够平衡企业内部的业务、人资、财务与制造系统，同时可以吸纳小型印刷包装企业的生产能力，将一定规格与有空间服务半径的订单，通过拆单的方式交给小企业制造。小企业因此能够实现规模化、标准化，大企业在能够实现规模化的同时，也能够实现个性化，实现产业的垂直发展。
通过数字化与数字化赋能，每一个垂直产业未来都将产生独角兽、超百亿甚至超千亿元的企业。数字化平台经济将会结束中国产业竞争无序的状态，实现产业间的非资本链接方式。
消费大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确定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笔者认为，围绕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及消费型社会的打造，应是中国未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方向。
美国恢复经济主要靠降低税收、解决就业与刺激消费，其政策体系在消费拉动方面效率高。当前，中国老百姓收入还是太少，也不稳定，消费能力自然不足。
此外，中国要把原来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变成消费型经济，没有政府的改革，制度成本是不能承受之重。中国政府改革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改革，国内统一大市场很难真正建立。相对应地，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背后的法律、信用、系统等支撑也应同步完善。
美国是社会共同治理模式，由商协会等各种智库机构与社会组织形成整体的治理体系。社会共治是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中性价比更高、效率更高的解决方案，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项。从经济改革到体制改革，我国仍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释放社会的活力、经济的活力，空间巨大。
假如中国人均消费与人均GDP一样，都能达到美国人均的六分之一，中国市场规模还可以增加300%，中国无疑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值得中国企业期待。但资本与制造能力都需要更高效率的市场。
中国的市场改革将是一场影响深刻的社会改革。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贸易战、科技战，而是整体社会发展的效率问题，包括经济的效率、社会的效率、资本的效率以及政府的效率。
创新、市场与效率不仅是制造业发展的锚，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锚。制造业要创新，社会要创新，政府也需要锐意革新。
谢泓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