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走了28年，时间中轴点落在1935年。
1935年1月4日，先期渡过乌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他们迅速袭占敌军在遵义附近的一个外围据点后，伪装成黔军的溃军混入城内，里应外合拿下遵义城。1月9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遵义也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
至此，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暂时休整，中央机关也有机会召开会议总结此前的军事教训。这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1月15日到17日，在遵义城内一个旧军阀公馆里，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正在秘密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红军长征史》中这样记录。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会议上，博古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
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宛如剥笋一般，他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层层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张闻天的“反报告”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发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
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博古和李德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那些来自作战第一线的指挥员们，出于对错误路线危害的切肤之感，个个言辞激烈，会场出现一片要求结束博古、李德在红军指挥权的场面。
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会议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强调“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于是，就在这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这次会议也标志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洋拐杖”，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在烈火与鲜血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正逐渐从幼年蜕变为一个成熟的政党。
但新的路线是否正确？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此时，一场新的危急已经来临，蒋介石已经派薛岳率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前后夹击，考虑到在国民党军前后围堵的情况下，已不适合在黔北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决定不再执行黎平会议的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向川西发展。
如何甩开追兵，跳出十倍于己的敌军包围圈？一段传奇篇章已经翻开……
文案/策划：李奕璇
原画：秦晓丽
海报：曾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