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代表作有《茶馆》《袍哥》《街头文化》《显微镜下的成都》等。
2024年度学者
他是与众不同的历史学家，注视宏大历史，更聚焦微观世界。他的目光与视野不只囿于书斋，而是触摸城市记忆，深入时间的褶皱。他关注茶馆、袍哥和麻将，也关心小贩、茶客与堂倌。他向着微观世界深处细密地考察与钻探，揭示出广阔世界中的巨大变迁。他用生动有趣、充满细节的讲述，还原了历史中被淹没的声音和被隐去的血肉。
王笛68岁了，再过两年就要从澳门大学退休，可他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
早上四五点钟，他会准时醒来，冲一杯咖啡，便坐到书桌前工作。他通常先处理一些杂事，比如回复邮件、撰拟课程讲稿、帮学生写推荐信，然后集中精力开始进行学术写作。如果不用上课和外出，他可以写上一整天，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解决，或者随便弄些方便面、速冻水饺之类，偶尔用火锅底料煮点东西，聊慰一下成都人的味蕾。
写得过于投入，到了晚上难免有睡不着的时候。他要么索性接着写，写到天亮；要么躺在床上一边琢磨问题，一边用手机听书——自从几年前右眼出现黄斑病变，这变成了他主要的“阅读”方式。
每天的安排差不多都是这样，节假日基本不存在。有些讲座、会议和采访的邀请已是难得的休息，飞机上、酒店里的他却还是继续写着，哪怕只有十分钟空隙也闲不下来。
他年轻时就勤奋，在美国任教那些年，朋友去探望，总觉得他的生活太辛苦。但那会儿他好歹还经常开车出去，到湖边钓上半天鱼，每个周末也要看几部电影。如今连这点调剂都省了，《繁花》热播那阵，他一直喜欢原著小说，想看看改编得如何，结果一年过去了，一集还没看成。
有时实在累了，他就到阳台去待一会儿。那里摆着几个泡沫箱子，种了辣椒之类容易养活的小菜，浇浇水上上肥，然后抬头眺望一下对面的大海，算是属于他的为数不多的放空时刻。
漫长的准备
王笛说，从前自己其实有过把写作当成负担的时候：“要坐在那儿面对海量的资料，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完成，而且也不知道完成了是什么样子。”但现在，写作的冲动却不可抑止。一来是年龄催生出紧迫感，他得赶快写，抓紧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二来因为准备得足够久了，思路已臻成熟。
所有变化指向的是同一个题目——“袍哥”。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笛就对其产生了兴趣，彼时他刚从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正在进行有关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在此过程中，这个曾经活跃于川渝一带的帮会势力闯入了他的视野。后来写就的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里，他用三千余字的篇幅对其发展过程、成员背景以及结构形式做了简要描述。
1990年，王笛申请了美国王安汉学基金的支持，准备对“袍哥”展开更为系统的探索。但着手即遇难题：由于秘密社会的特性，资料极其稀少，加上其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崩瓦解，相关之人也早就消失于历史的尘烟中。恰巧次年，他赴美留学，于是研究计划便随之暂时搁置。
刚到美国那几年，王笛的压力很大。他年过35岁，辞去了国内的教职，身后已无退路，必须把博士攻读下来；语言又平添障碍，因为中学学的俄语，英文几乎不能阅读，学术表达和交流困难重重。整整六年，他一次国都没回过，全心扑在学习上，争分夺秒，夜以继日。“袍哥”的题目根本无暇顾及，只是挂念须臾不曾彻底放下过。
1998年，王笛如愿拿到了学位。在博士论文《街头文化》中，他重新捡起了“袍哥”，将之作为一种民间组织与自治方式，纳入对成都公共空间和地方政治的书写。也是在这一年，他启动了日后成为其学术代表作的“茶馆”研究，依然在当中为“袍哥”留出了一隅空间，从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这个角度给予进一步的讨论。
为了收集资料和田野调查，王笛开始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来回穿梭。每次他要先从得克萨斯的大学城坐螺旋桨小飞机到达拉斯或休斯敦，然后再转乘国际航班，频繁的飞行常常令人担忧，他总是默默祈祷不要发生事故，为了“茶馆”，也为了“袍哥”，他得活着。
他用“上穷碧落下黄泉”来形容那段时间的辛苦寻觅。大大小小的档案馆、图书馆里都留下过他埋首故纸的身影，他还实地考察，追踪各种民间文献。过程并不容易，有时候努力数日也一无所获。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伴随着坚持不懈的打捞，许多被遗忘在角落或者散碎各处的信息陆陆续续出现在他面前。
所有发现被他一趟又一趟地背了回去，无论多重都随身携带，绝不托运。等到后来离开美国去澳门时，这些珍藏足足装满了25个纸箱。“我敢宣称，关于袍哥的资料没有人能比我掌握得更全面。因为很多都是机缘巧合，而且有些档案现在已经不再开放了。”
2014年初夏，王笛完成《茶馆》第二部的英文书稿，经过一段时间的评审和修改后，于2018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结束了历时多年的“茶馆”研究。他终于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这个题目，以他的构想，这将是自己学术生涯规模最大的一次写作。
然而计划的三卷本并没有马上动笔。在对茫茫资料的梳理之中，一份特殊的调查报告又牵引出了新的头绪，那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6年的毕业论文，记述了川西平原上一位袍哥及其家庭的故事。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作品问世的问题。”猛然间，王笛感觉自己此前如此漫长的准备，也许就是在迎接这样一个时刻，“当我反复阅读和分析沈宝媛的调查报告的时候，特别是接触到我们对袍哥所知甚少的那些细节的时候，我开始逐步意识到，我可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参阅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资料等，写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
他要做一次全新的尝试，一次启发国内历史研究的探索。
思路的转向
在王笛看来，中国需要历史观的启蒙。
“几千年来的灌输、几乎所有的通史，都是以帝王、以英雄为中心的，而对历史真正的主角——占99％以上的人民——缺乏应有的关注。”他认为，精英视角除了是一种处理历史的方式，更是一种面对历史的价值观，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的自我建构，无关历史的真实面貌：“没有普通人的历史是不完整的，是偏颇的、谬误的，是被歪曲的。”在这种历史叙述的引导之下，极易导致对权力的迷信与崇拜。
这是必须予以反思的：“如若不然，每个个体就会被那种宏大的叙事左右，觉得自己太过渺小。这不仅是怎样认识历史的问题，也是普通人怎样认识自己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怎样面向未来的问题。”
只有反思还不够，历史的重建也有赖于一种新的审读与书写方式，那就是以微观视角记录庶民的声音。这些年来，王笛反复地表达这一观点，而他自己亦在这个方向上竭力行进，持续地捡拾着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碎屑。
不过这样的治史思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根植在王笛的意识里的。本科时，他的研究重点是辛亥革命，到了硕士又集中于清末新政，直到完成《跨出封闭的世界》，他的研究都是宏观的，也始终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变革。这一方面源自学术训练的塑造和惯性，另一方面也与原生环境有关。
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音乐杂志编辑，母亲从事美术工作，一家人住在文联大院里，邻居都是流沙河、沙汀、艾芜这些有名的文人。他从小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后来由于政审没去成艺校，高中毕业时主动选择了下乡，为的是获得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总之，那时的他不甘于做一个普通人，碌碌无为地活过一生。
但现实没有如他所愿，他在乡下什么希望也没能看到，然后1975年回到成都，做了砖瓦厂的一名工人。白天，他像个泥人一样在窑里打滚，晚上则住进二三十人的工棚里挑灯夜读。工友们都很爱护他，没人嫌他影响休息，还特意给他做了一张简易的书桌。王笛觉得，就是从那时起，从这些善良的普通人那里，民众史观和下层视角的种子可能无意识地落进了自己的心田。
真正的发芽生长是到美国以后。彼时，那里的史学研究风潮已从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社会史，而王笛的导师罗威廉更是城市社会史领域的名家。在罗威廉的推荐下，王笛接连阅读了《奶酪与蛆虫》《蒙塔尤》《屠猫记》等微观史经典，经由这些作品，他发现原来即使再小的切口，也储藏着历史的丰富和深刻内涵。
于是，他的学术兴趣也随之发生了转移。他开始向下寻找，写小贩、写苦力、写艺人、写游民、写乞丐、写痞棍、写堂倌、写茶客，写日常的烟火，写历史的细部。从《街头文化》到两部《茶馆》，他不断凝聚探索的视域，持续地描绘着公共生活与民间社会曾经有过的庞大而又细琐、鲜活而又隐没的图景。“早年我研究的是大题目，格局却很小，后来我集中在比较小的题目，自我感觉格局却大多了。”
只是王笛觉得，自己这些努力仍然无法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微观史，毕竟它们涉及的人与事还是繁杂，时间的跨度也很长。而且对中国而言，史学传统只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又缺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系统的补充，资料太少，想以微观的方式进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份来自半个多世纪前的调查报告如同一把钥匙，让他看到了打开这扇紧闭大门的可能。而且他希望通过这扇门，可以有更多的人探进去瞧一瞧：“在写《街头文化》《茶馆》的时候，我头脑中的读者其实主要还是学界，但现在我想让圈子以外的读者也有兴趣。”
最后的句号
2018年，在沈宝媛论文的基础之上，王笛交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袍哥》，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都是最好的高校出版社，足以证明其学术价值。而在学术之畔，这本书也收获了不少赞誉：“《袍哥》以前，我想我在史学界以外可能没有多少读者的，但是自从《袍哥》以后，我被大众注意到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王笛觉得，由此所带来的成就感，甚至比自己两次拿到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还要强烈。
在这之后，王笛便有意进行了更多尝试，陆续推出《显微镜下的成都》《那间街角的茶铺》《历史的微声》《消失的古城》《碌碌有为》一系列通俗化的作品。包括他花了很多工夫做的“美国与五四新文化时代的中国”研究，所有内容都写成过单独的学术论文发表，但准备结集成书时，还是决定大幅修改。他想让它变得更故事化、文学化，更容易为人捧读，就连书名都像是一部电影——《中国记事》。
“我并非想要变成一个通俗的写作者，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写作通俗化。过去我认为历史研究就是一个纯学术的活动，现在我不再这样说了，历史知识的传播也非常重要。”王笛说。
除此之外，他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公开的演讲、对谈以及采访当中，反复言说着“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的概念、大众文化的意义以及公众史学的必要。“任何有机会的情况下都要阐述，可以算是喋喋不休了。因为这些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不是说一遍就能解决的，而且作为学者，我们的受众也非常有限，只有不断地表达，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
而在这个过程中，“袍哥”的三卷本还等待着他。他也一样记挂着，同时有些迹象亦在催逼着他。王笛发现，尽管自己仍心有余力，记忆力却随着年龄增加明显处于衰退之中，当初写《跨出封闭的世界》，六十多万字在脑子里清清楚楚，如今则需要依靠电脑的搜索功能反复确认某个资料是否已经引述，以避免重复。
所以他不能再拖下去了，特别是最近这两年，他加快了写作的速度。好在酝酿了三十多年，笔端一旦行走起来，畅顺得前所未有。
“今出开山非戏耍，犹如金殿饮黄麻……大众弟兄情不假，请进香堂把誓发。”2024年，王笛终于完成了第一卷，他以秘密社会揭竿聚义的令集为统摄，详细探究了袍哥源起的来龙去脉。这类令集称作“开山令”，于是这一卷的标题也便以此为名。
“《开山令》的各个章节大都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了，书稿也交给出版社了，预计2025年将会出版。开始这个课题的时候，我才30来岁，现在将近70岁了，想想看基本上算是一生的努力了。”
对于这一卷的结果，王笛颇为满意。他尤其看重其中所兼顾的一个讨论，那就是袍哥作为一股不屈服的民间力量，留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实际上成为后来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在这里，他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起点，与最初的学术命题形成新的勾连与回应。
眼下，他正在写作第二卷，标题已基本确定为《进山令》。他会继续采用令集作串联，解密袍哥的身份、语言、信条与仪式。第三卷则将要讨论袍哥的人际网络和组织结构，标题还没想好，可能会叫《镇山令》，也可能叫《出山令》。在他的预估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大概到2027年，这个课题可以全部完成。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了，三卷本写完以后，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而且这么浩大这么复杂的题目，很可能就是我在学术探索上最后的句号了。”王笛说，“当然，其他一些也在思考的小题目，我还会继续做，比如有关澳门的秘密社会、明清通俗小说背后的城市史等等。这些事情做到我75岁，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发于2025.1.6总第117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王笛：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
记者：徐鹏远（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