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剧照）
全球化已历经五百多年，但除了英语民族国家以及老牌欧洲地带，大部分地区国家社会发展与英语民族有明显差距。
但中华文化圈是另一番景象。但凡以中国人（华人）为主的社会，比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都成功建立现代政治并成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包括半中华文化圈的日韩都获得了相应的成功。
而中国大陆仅仅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奇迹，也让13亿人获享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文明的成果。
这当然并非巧合，因为中华文化自身有深厚的历史基因。
3000年前，当世界上大多数民族还在蒙昧状态，中国人已经殿堂庙宇、诗风流传、剑士歌吟，我们早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宴，而那时诞生的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不仁、以德配位等思想至今永不过时。
科斯2012年写过一本书《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他赞誉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科斯认为核心在于执政逻辑的两个隐藏变化，一是zf大幅退出了对经济社会的控制；二是执政逻辑不再是定位于GM先锋，而是以提升治理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
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篇幅描述中国人厚重的历史文明发挥了极强的动力：
一是中国的文明有长久的非常开放和包容的历史。
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到以汉唐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中国文明一直非常善于从印度、中亚以及更遥远的地方吸收众多思想。
科斯说，中国对市场经济并不陌生，并且从未缺少过商业和私人企业家。中国历史上的远洋贸易、纸币的应用以及繁荣的市场活动持续了两千多年，对纸币的运⽤甚至领先了欧洲400多年。
他强调：“不管什么样的社会或者文明，都会在开放、宽容和政治稳定的环境下，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融合而繁荣昌盛，也会在思想封闭和政治混乱中灭亡”。
二是中国人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的刻在骨子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民族气质流转千年。
从富豪权贵到贩夫走卒，每个中国人都认可的人生态度是努力承担自己的命运，坚韧不拔的前行。
对于中国人而言，每个人可能起始条件不同，能力大小不一，世界观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永远有的共同点是勇于承担命运，努力奉献家庭并改善下一代的生活。
科斯认为：“造就中国经济崛起的奇迹的根源是充满了乐观、活力、创造力和决心的中国人民”。
但是，科斯也指出了一些危险，有一些可能是政策细节，比如大学教育体制的官廖化，国有企业的问题，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可能造成的伤害。
但他指出的更本质的危险是自由思想市场的消失。这一点，便与他讲的中国的历史文明遗产相对应：中国能否保持思想的开放？
他说，“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
他预言，虽然中国只花了三十余年就从⼀个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化为⼀个充满活⼒的全球制造业中心，但要成为新思想的全球⽣产中心，中国还要有很⻓的路要走。
因为，⼀个政府的命运取决于它能否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实现社会物质上的充裕，二是培育并维持这个社会的思想世界。但往往zf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市场的di人。
与此同时，对自由的思想市场构成重大威胁的另一个敌人是思想狭隘的公众。只有“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科斯乐观地认为民主政治与自由思想市场可以分别独立存在。这一点，我个人是不太同意的。似乎实践已经更多的证明，没有政治保障的自由思想市场是个脆弱的中间状态，它要么只能重新退回思想受到压制和摧毁的状态，要么只能继续前进到保障公众的政治自由。
相反，卡尔波普尔却早已断言，政治是一切的前提。即使是与政治看来很远的科学研究，也深受一个民族政治建构的影响。
他说：“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科学始终需要各个假说之间的竞争和严格的检验。各个相互竞争的假说需要由人来代表，由人来代表必须依靠建构的组织，而这些建构能起作用的话，又依赖于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归根结底，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因素，依赖于保障思想自由的政治建构”。
科斯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鼻祖，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书中，他指出乐观的一面：
⼀旦中国思想市场崛起，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深化，将更好地激发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创业精神，降低市场体制的运行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
他说，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比他们的祖先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本质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在活跃的思想市场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可以见证另⼀次文化复兴，重现唐宋时期的辉煌。
《变革中国》写成于2012年。那时，不止人民日报和张维迎、陈平之流看好中国，而是全世界都看好中国。
最乐观的估计是同属芝加哥学派巨人的罗伯特·福格尔教授，他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2010年预测，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经济到2040年将占据全球国内⽣产总值的40%，而美国只有14%。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8.5万美元，是欧盟的2倍多，不及美国，但将超过日本。
在银幕上，2009年拍摄的灾难电影《2012》里，最后拯救世界的是中国，影片导演艾默里奇毫不讳言这是对中国汶川精神的致敬。
而在2012年BBC的一项世界民众对全球主要国家的好感度调查中，中国位列全球第五，前面依次是日本、德国、加拿大、英国，而美国在这份名单上只能排到第八。
书店里的畅销书架赫然陈列着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那是LD多次提及并推荐的书目。
不是没有人预见事物的可能变化。思想市场很难维持在脆弱的中间状态。
H.A.L.费舍尔在《欧洲史》里曾对人类社会保持进步的曲折和艰难予以评价：进步的事实被明白而又慷慨地记录在历史的页码上，然而进步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代人所获得的基础，可能被另一代人丧失。
这实在是个坏消息，一个民族维持成就是如此艰难。
但既然“一代人所获得的基础，可能被另一代人丧失”，那么反过来，一代人所丧失的，自然也能被另一代人重建。
中国的上限，仍然取决于我们自身。
祝大家新的一年顺利！